杜建國：《老炮兒》們，別當炮灰！
馮小剛主演（管虎執導）的電影《老炮兒》好評如潮，不光因為塑造了一個銀幕上久違的陽剛高大的父親形象，還因為其鮮明的“反腐”態度。此片並非馮小剛第一次涉足“反腐題材”。兩年前，2013年歲末，馮小剛導演、王朔編劇的《私人訂製》，就曾認真探討過反腐問題，儘管是以喜劇的形式。奇怪的是，同樣涉及反腐，媒體對兩部電影的態度卻截然相反：褒《炮》貶《訂》。
這咋會事兒？
眾所周知，近十年來，中國的主流輿論或媒體在解讀中國現實時，總是片面地突出或強調“官民矛盾”（我並非否認官民矛盾，而是説輿論的解讀存在很大問題）。坦率地説，《老炮兒》的反腐敍述，並沒有太多獨特之處，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對主流輿論的附和。
同樣眾所周知，近年來主流輿論在“製造”“官民矛盾”時，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渲染城管之惡。不是説城管不存在問題，而是説城管被媒體持續妖魔化了。夏俊峯案即為典型。一個在省會城市主要路口違章佔道經營多年的準地痞，持刀襲殺兩名城管，竟然被中國媒體包裝成了反抗強權的義士，而合理執法但卻慘遭殺害的城管，則被描繪成了如狼似虎仗勢欺民的官府惡吏。
《老炮兒》一開始，為了讓馮小剛飾演的主人公“六爺”這個“小老百姓”佔據道德制高點，也照搬了早已被其他媒體嚼爛了的城管故事模式：六爺路見不平一聲吼，伸張正義，教訓了打小販耳光的城管隊長。儘管影片還算節制，沒有肆意誇大城管的惡，但是我仍舊不得不指出：在當下北京，這種城管輕率地暴力執法的場景，雖然不能説沒有，但是越來越不具有普遍性了。
城管中了第一“炮”
我最近親眼看到一次城管執法，跟影片的講述有很大差異。2015年5月21日11時，我在海淀區西二旗碰到城管執法，執法者中除了數名城管工作人員，還配備了十餘名身穿防刺背心的特勤、以及數名攝像人員，總共得二十多人的隊伍。而執法對象呢，僅僅一人，一名因長期亂占人行道而被附近居民向城管舉報的廢品商販。我上前問為何如此興師動眾不計成本，城管解釋説：
“沒辦法，現在工作阻力太大，輿論環境不好，沒有特勤壓陣根本就不敢出來執法，怕暴力抗法，怕捱打，怕被捅刀子，有同行就是這樣丟了命的。您也看到了，接舉報後，我們來了這麼多人，曉之以理，曉之以法，可對方仍舊不服氣，對我們罵罵咧咧，要是來人少了，還止不住發生什麼情況呢。”
前幾年因“開胸驗肺”而知名的張海超——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後來與一些“公知”走在了一起，他在微博上，成天跟城管過不去。我就納悶了：難道讓他害上塵肺病的不是礦主而是城管嗎？
現在的輿論，一方面對城管等大張撻伐，一方面則升級為對黑惡勢力的美化。2014年上映的電影《親愛的》裏面，城管、計生部門公務員、警察，一個個都跟土匪一般，而作為人販子的老婆兼同謀“趙薇”，卻硬是被影片反邏輯地説成是無辜者，一位偉大的母親。
事實很複雜，可是在輿論眼裏，城管似乎自身就是“原罪”。在影片中重述這一模式，並不能給《老炮兒》添彩。
如同城管問題，反腐問題也很複雜。而如同對城管的解讀過於片面化一樣，《老炮兒》對反腐的理解也不能被認為是深刻的。對反腐，我是堅決支持的，不過我還要進一步指出：當下的反腐輿論中，存在很多矛盾、混亂、耐人尋味的現象。
比如，中國地產商羣體裏面，盛產“公知”，他們平日裏愛做反腐鬥士、民間人士狀，不停地高喊憲政人權普世價值，並因此而得到了媒體的熱捧。可是，就這些公知型地產商，他們有的毫不在乎地公開炫耀自己任國企領導時把賺錢的生意都讓給自己的私企老闆哥們兒、並以此作為自己特仗義的證據；有的在回憶中坦言自己當年的“狂喜”：所在國企改制時，原想能得到10%的股份就滿足了，可領導非得一下子就劃給了他40%。“反腐”從這些人嘴裏喊出來，總讓人感到彆扭（有個反差值得注意，在當代中國，那些來歷不明、沒啥技術含量的地產、金融富豪們，最愛唱反腐憲政之類的高調，而那些不偷不搶、憑自己本事成長起來進而在全球競爭中站住腳的中國企業，如華為、三一等，卻低頭幹事悶聲發財，少見他們指點江山）。
有位記者，反腐調門唱得比誰都高。前些日子，他自己觸犯了刑法，被逮捕，可是不足一年後，他竟然又被釋放了，沒有被起訴，沒有遭到任何追究。被釋放後，這位記者依舊高舉反腐大旗，好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跟特權、腐敗無關似的。
再如不少受媒體追捧的“學界人物”，平日裏“官民矛盾”、“反腐”不離口，可是，等到反腐要全面展開了，他們卻又設定起條條框框來了。有發明什麼定律的大史學家，有來自南洋的什麼大學者，有某老泰斗培養的什麼青年經濟學家，近年來都公開撰文鼓吹反腐不能一刀切，應該進行“選擇性反腐”，即否定現體制者的“腐敗”就不要反了，只反那些不否定現體制者的腐：
“反腐敗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在現階段，‘有貪必反’不是最優策略，應該實行以促進改革為目的的‘選擇性反腐’。‘選擇性’的標準是：對積極推動改革的官員應該降低反腐力度，對阻撓改革的官員應該加大反腐力度。中央應該就此釋放明確信號”。
上述學者們還將選擇性反腐標準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了：
“反腐敗只應該、只需要針對那些阻礙國企私有化的國企‘寡頭’”。
這些觀點並非是什麼“理論創造”，只是現實的回聲罷了。像媒體一面鼓吹反腐敗，一面卻對竊奪國資的腐敗份子罪犯褚時健大肆美化，這不是“選擇性反腐”是什麼？
早在1998年，陳燕谷先生就説中國某類人其實是“有選擇的義憤填膺”，果不其然。
通常，人們都認為既得利益者在阻礙變革，其實不然。既得利益者裏面有這麼一羣，他們貪得無厭慾壑難填得隴望蜀，總抱怨沒撈夠，想再搶一輪，把中國幾十年高速發展的成果都裝進自己口袋裏，而體制尚不能完全順着他們，於是乎就做反體制狀，近則逼體制就範，遠則拋開體制束縛為所欲為。既得利益者要求變革，貪腐者鼓吹反腐，就是這個邏輯。
《老炮兒》裏面那位在京城自家古宅大院裏養了只鴕鳥的“本主兒”地產商（？），是腐敗的象徵性人物，他雖只露了個側影，講了沒兩句話，但是內容卻很重要。導演若再給該地產商人加點兒戲份，讓他“憲政”、“反腐”、“啓蒙”之類的不離口，或再給他配一個鼓吹“選擇性反腐”的學界大腕做搭檔，那他的形象就會更為豐滿了。
文藝作品本來應該是高於現實的，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文藝作品還不如現實本身豐富多彩。像有位高考作文幾乎交白卷的“天才少女作家”，她一面走後門被清華降分錄取，一面又抨擊那些憑自己本事考進北大清華的學子們是“既得利益者”，這樣的故事，有哪位當代作家能想象或創作出來呢？
《老炮兒》裏面，“六爺”的對立面是“小飛”，仰仗在省裏當高官的父親，竟然得以飆車撞死人逃逸後卻逃脱了法律懲處（在實際飈車案中責任者乃高官子弟的佔多大比例暫且不論）。現實中，“飆車撞人”的故事，其實也不簡單。即便對於“飆車”，某些人也是“有選擇的義憤填膺”，採用了雙重標準。我關注到的第一樁該類案件，是2009年5月的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飆車撞死人的“七十碼”事件。案發次日“七十碼”鑑定結果出來後，輿論瘋傳胡斌及其同伴翁某是“官二代”，更有消息明確稱翁某乃某宣傳部長之子，結果，二人其實都是純粹的“富家子弟”。一看肇事者不是“官二代”而是私企富二代，輿論就慢慢沉寂了。這難道正常嗎？政府權力之外的惡就不是惡了嗎？同樣的錯誤，官二代犯了就得對之萬炮齊轟，而富二代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嗎？一碗水端平，無選擇的義憤填膺，豈不更好？
2009年，正是韓寒被中國媒體授予“公民韓寒”神聖稱號之年，當時同為賽車手並與胡斌相識的韓寒如此評論“七十碼”案：
“我認為，這起事故的關鍵並不是所謂的富家子弟和老百姓等階級對立面的問題，雖然這個對立面的話題性和煽動性都比較強。這件事情重要的是肇事者和其朋友表現出來的個人素質以及交警部門的奇怪認定，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年輕人，男孩，都是喜歡速度的”。
這段話我怎麼看都像是在説：“1.有關部門出具不靠譜鑑定要聲討；2.富二代飆車撞死人要理解。”
“小飛”這個人物，若能再融合進胡斌、韓寒等人的元素，那《老炮兒》就堪稱經典了。
綜上所述，竊以為《老炮兒》的反腐敍述太表面化、簡單化了，沒能進一步反映出更深層、更多面的事實來。
反觀《私人訂製》，在堅決主張反腐的同時，沒有侷限於大而化之地喊兩句“官民對立”的口號，而是揭露出更多的醜惡面來。也正因為如此，《私人訂製》遭到了媒體的敵視（普通觀眾對此片倒很是歡迎，即使在媒體惡評的影響下，票房依舊很高）。《私人訂製》為何讓媒體不高興了？在我看來首當其衝的恐怕就是片中這一句話：
“羣眾裏面有壞人啊！”
這是官員“範偉”被奸商設套兒拉下水之後的感慨。此話無異於指出，權力之外，不存在抽象、一統的民間“羣眾”，無良資本一樣需要警惕，一樣需要被關進籠子。如此一來，得罪只強調“官民矛盾”的主流輿論也就不可避免了。
《私人訂製》不僅批判了貪腐官員，對某類“先富集團”也沒有留情面，比如，片中“葛優”與“李小璐”對“宋丹丹”講：
“在（個人財富達到）千億這個層面上，就沒有勤勞致富這一説……只能立足於爆發”。
不止於言辭揭露，片中甚至還有抓捕爆發富豪的精彩段落。在該段落中，“反貪組”的“李sir”對一大堆富豪講到：
“你在我這兒，沒有面子。今天抓的，就是富豪！你們經得住查嗎？就你們，有一個算一個，全都給抓起來，先槍斃後調查，保證沒一個冤假錯案！”
對於多年來熱衷於宣傳“改革已停滯、轉型不徹底、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財產權無保障、企業家不安全、除了移民沒別的出路”的主流輿論來説，上述話語無疑是大逆不道的。
作為編劇，王朔在《私人訂製》中有這樣的思想表達，其實並不突兀。在絕大多數人眼裏，王朔似乎是一個玩世不恭、否定一切“崇高”的“小人”，不過，正如黃紀蘇在數年前就已經指出的，王朔其實是一個“偽小人”，儘管他似乎淨在“鼓吹真小人”。隨着時代的變遷，隨着偽君子與真小人們已經由非主流成為主流，一統輿論與文化江湖，王朔身上那“偽小人”真君子的一面，就逐漸凸顯出來了。
兩年前，出乎意料，《私人訂製》從媒體獲得的竟然是如潮的敵意，對此，馮小剛當時曾通過微博（2013-12-29）毫不遮掩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與憤怒：
“《私人訂製》突破了對權力的諷刺。我盡了一個導演對中國電影的責任，無論創作還是市場。自視甚高的影評人們，我如果是一個笑話，你們是什麼？”
“《私》這部電影就電影的完整性來説，我給它打5分；就娛樂性來説，我給它打6分，就對現實的批判性來説，我給它打9分。反過來説，就絕大多數冒充懂電影的影評人來説，我給你們只能打3分。從《一九四二》到《私人訂製》，你們的嘲笑和狂歡恰恰反映了你們的淺薄，我看不起你們，別再腆着臉引領觀眾了，丟人。”
當代中國主流輿論，針對當下時喜歡渲染簡單片面的“官民矛盾”，針對歷史時則喜歡製造“民國範兒”。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總之，一個《一九四二》戳穿了“民國範兒”，一個《私人訂製》沒有迎合“官民矛盾”論；一個顛覆了主流輿論的歷史模式，一個背離了主流輿論的現實模式。於是，馮小剛導演的這兩部作品一起遭到了“影評人”的“嘲笑”。
兩年過去了。當初對《私人訂製》橫眉冷對的輿論，如今對《老炮兒》則是熱臉相迎。一熱一冷一褒一貶，不知當事人馮小剛作何感想。只有洞徹其中奧妙，才能理解當下中國。
《老炮兒》結尾，“六爺”身穿軍大衣、揮舞軍刀、踏着頤和園野湖冰面衝向對岸的腐敗者——“南方某省省長公子”的一羣，這一段令人熱血沸騰。不過，腐敗分子——尤其是那種一面掌控反腐話語權一面卻比誰都腐敗的，在京城多的是，何必扯到遠方呢？像富豪地產商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多年來他們是媒體紅人，批判體制呼籲反腐，可是，近年來，面對民間公眾自發起來揭露他們“腐敗”的指控，他們呢，開頭還頂了兩句嘴，最後卻都成了縮頭烏龜。沒能吸納身邊的這些故事素材，沒能給那些“鼓吹反腐的腐敗分子”以一定戲份，不能不説是《老炮兒》的缺陷。
如果不能認清這複雜的現實，那麼“老炮兒”“小老百姓”們再怎麼義憤填膺，再怎麼揮刃而上，最終也不過是“有選擇義憤填膺者”、“選擇性反腐”者們的“炮灰”罷了。
再換個角度談談。
經過中國文藝界的長期共同努力，衚衕文化儼然已被擁立為北京的文化象徵。在當下無數文藝作品中，“衚衕+開酒吧”被描述為北京“小老百姓”的重要生存方式，《老炮兒》也延續了這一套路。可是，難道只有在衚衕裏開酒吧才最能反映當代北京人民的風采嗎？藝術家們的眼界就不能拓展一下？
有部電視劇《北京青年》，裏面一羣土生土長的北京年輕人，成天介兒珠峯腳下麗江水畔談情説愛，也不知道上啥學幹啥工作，反正就是一副傲氣十足的所謂“京味兒”派頭。結尾時，其中一對青年決定去開酒吧，覺得那樣才“有勁兒”（採用《老炮兒》的台詞），還嘲笑他們開工廠的老爸是土鱉（這用時下流行的經濟輿論話語來説，就是“服務業比製造業更高端、更先進”吧）。我就不明白，開酒吧，無非是擺擺桌凳倒倒酒水，孫二孃李師師們就已在玩了，有啥勁兒呢？有啥潮呢？有啥技術含量呢？咋就比現代化工業大生產更高貴了呢？本來“都是為人民服務，沒有高低貴賤”，可這年月，寄生階級竟然嘲笑起生產階級來了。
即使在首鋼等大量工業遷離北京後，北京也依舊稱得上是一個生產型城市，而不只是一個消費型城市或寄生型城市。就拿智能手機來説，這可算是最新潮的消費品與產業了，恰恰是在這一領域，古老的北京正成為全國的先鋒。在北京，有全球最先進的手機面板工廠之一京東方，有華為公司的手機芯片設計研發基地，有牽頭制定了中國自主3G與4G通信標準並將率先在全球制定5G標準的大唐電信，有芯片製造設備與封裝測試設備供應商北方微電子，等等。這些企業，比酒吧飯館更有資格代表北京的發展趨勢，這些企業的生產者、勞動者，他們也是北京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北京“小老百姓”中的成員。但是長期以來，在各類文藝作品中卻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存在，他們何時才能在觀念世界中獲得同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相匹配的地位？
2015/12/29初稿
2016/1/6改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