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在華十五年的法國記者何以仍然“誤讀”中國？

近日，法國記者郭玉未獲中國政府續簽簽證一事引發國內外輿論關注。非常巧，郭玉在中國工作生活了十五年，我在法國也正好待了十五年。這十五年，我目睹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法國的加速衰落。還記得，剛到法國即被其物質文明所震撼：快速舒適的高鐵、校園裏密密麻麻排滿了看着就頭暈的私家車，以及人們手中漂亮多樣的手機——我人生第一部手機夢就是在法國圓上的。

今天，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高鐵大國、世界汽車最大銷售國、手機擁有量全球第一。如果這還不足以説明中法之間此消彼長的差距，那就看看下面這個例子。2000年去法國留學需要十萬人民幣，約合一萬歐元，當時這可以在山東的二線城市（濱州）買兩套房子。15年過去了，到法國留學依然是10萬人民幣，但今天這個費用中國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都拿的出來。我們當然可以説人民幣在國內的購買力大大降低，然而同樣的10萬人民幣，已經大大貶值的人民幣，現在竟可以折換到1.5萬歐元！從國際匯率的角度看，人民幣國際購買力升值可謂驚人！這背後只能説是十幾年來兩國發展的差距甚至中歐（盟）之間發展的差距之巨大。

然而，很可惜、很遺憾乃至“不可理解”的是，法國記者郭玉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竟然根本看不到中法之間在進步上的差異——她在中國十五年，批評了中國十五年，根本感覺不到法國的衰退和中國的騰飛——難道她的歐元工資大幅縮水也感覺不出來？作為一名記者，難道不應該客觀批評一個加速落後的國家、肯定一個飛速上升的國家？更何況落後的國家還是自己的母國！

根據中國自由派的觀點，愛之切才苛之切，因為愛中國所以才激烈地批評中國。中國的自由派面對中國如此巨大的進步尚且批判至上——據説他們的理論來自西方，何以一個來自西方的記者面對自己國家的退步和中國的進步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場？

不過以我在法國生活十五年的親身體驗，郭玉現象並不令人意外，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礎。

離開北京前的郭玉

這首先和歐洲文明有關，大概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既追求利益又追求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文明。

你看今天的中國、美國（含同文同種的英國）、俄羅斯，國家利益都是第一位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都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舉個例子，雖然中國一向反對以色列在中東的政策，但以色列非常樂意和中國打交道。因為中國從來不會在會談中提出與中以兩國無關的事情。美國更是如此，只要國家利益需要，它可以扶持本·拉登，扶持薩達姆，但又在國家利益需要的時候可以將他們一一滅掉。所以，1988年中越在南海發生海戰，美國一聲不吭（蘇聯強烈譴責）；2014年中國因派探測油井到南海與越南再次交惡，美國卻立即跳出來站到越南一邊（俄羅斯保持沉默）。

歐洲文明的這種例外性導致許多精英人士不接地氣，看不到客觀事實，而是堅定地從自己的主觀意識形態出發。所以對於郭玉而言，哪怕這十五年自己的國家都成了歐洲的定時炸彈（《經濟學人》封面文章的結論），中國都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她眼裏，中國仍然一無是處。這反過來也有助於中國去理解法國何以如此越來越快地衰敗，何以一年兩次就在戒備森嚴的首都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簡直是國恥，何以歐盟同時發生了這麼多問題而束手無策。

當然，普遍性之外也有特殊性。具體到郭玉，不得不談到《新觀察家》這份雜誌。《新觀察家》成立於1950年4月13日，前身是《政治經濟文學觀察報》，其一開始對自己的定位就是“戰鬥”的報紙。只是在80年代陷入財務危機後開始軟化立場，以新聞雜誌的形式報道社會、文化和經濟，但其骨子裏的戰鬥基因並未改變。以戰鬥基因報道新聞，其主觀性可想而知。

進入二十一世紀，很值得一提的事件是2011-2014年間擔任《新觀察家》主編的是法國現任《解放報》主編勞倫·喬夫蘭（Laurent Joffrin）。凡是瞭解法國媒體的，大概都會恍然大悟。因為《解放報》向來以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著稱，西方常指中國“只有宣傳沒有新聞”，其實這句話非常適合《解放報》。説句客觀話，中國媒體自由與否不談，但如果和今天的西方媒體比起來，至少意識形態色彩非常淡化。只要意識形態色彩淡化了，其客觀性自然就會增長，最起碼不會極端。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當法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時，中國表現出來大度和同情，當我們面臨同樣的挑戰時，西方何嘗聲援過？這位法國主流媒體的記者郭玉不但不心存感激，不但不心存慚愧，不但不為自己國家利益着想如何積極推動建立反恐同盟，竟然寫出這樣的文章：《巴黎恐襲後的中國聲援別有用心》。硬要説中國聲援是“別有用心”，那麼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聲援？那樣的話，在她的嘴裏大概中國就變成沒有人性、沒有普世文明的野蠻國家了吧。總之她的邏輯就是你聲援不對，不聲援也不對。中國做與不做就是錯。

大家可不要以為我是中國人，所以站在本國立場上批判郭玉，而是因為這實在是一個簡單明瞭的事實，就是法國人中也有類似看法。巴黎一所民間開放式大學創始人讓·斯多（Jean Staune）就一針見血地説，他自己雖然不贊同共產主義，但郭玉並不是真正的記者，是利用意識形態在破壞。這才是郭玉事件的本質！

關於這份雜誌和這位主編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因為他當主編期間收購了一份小報《89大街》（Rue89）。這份小報在創刊之初就利用2008年巴黎奧運火炬傳遞事件歪曲事實，隨後更多次發佈了針對華人和中國問題的、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報道，並引起了華人遊行抗議。《新觀察家》在收購該報後開始頻繁使用非客觀手法報道中國話題。顯然，郭玉如此無視客觀事實的現象絕非是孤立的、個人的，而是從整個歐洲文明的大環境，到法國媒體的小環境所必然催生出來的。

2015年法國發生兩次恐怖襲擊時我都在巴黎，事件發生後，人們都是一邊倒地譴責，認為是對法國價值觀的攻擊，沒有一家媒體敢於反思事件的起因。比如，如果沒有《查理週刊》極端的漫畫——這樣的漫畫即使在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也都是禁止的，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件？假如温和派穆斯林組織能通過法律手段解決成功的話（司法努力以他們敗訴告終），怎麼還會發生如此的慘劇？相反，任何為恐怖行動辯護的人三天就被判刑（一個醉漢週六對警察説支持恐怖分子，週一判刑如獄。根據反恐法，法國司法可以這樣幹。但發生在巴黎的一起殺死三人的重大惡性刑事案件，用了四年才判決。一句話與三條人命，兩案對比是多麼的驚人），甚至一位八歲的孩子因為説支持恐怖分子就被學校立即送到兒童法院，實際上這個孩子連什麼是恐怖分子都不懂。

我還記得，美國發生9·11時，沙特一個政府代表團在訪問時僅僅因為説了句要反思什麼原因，就立即被美國趕走。

自己母國以及美國的做法，身為媒體人的郭玉想必不會不知道，可是何以中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她就要歪曲報道恐襲的所謂“原因”呢？她應該明白，特別是感同身受，針對平民無辜百姓的恐怖襲擊，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之進行辯解的。因為恐怖分子都是非理性的極端主義者，是根本不可理喻的。這也是為什麼有法國網友（Etienne Boyer）看到這篇文章後直接批評該社論用筆在煽動仇恨！

這起事件發生後，西方對反恐雙重標準的問題再度引起中國社會的關注。事實上郭玉這篇文章就非常的典型。她的文章中沒有出現任何中國提供的信息，相反主要是引用美國政府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早先的非正式消息。而所謂的亞洲自由電台是由美國國會撥款，效仿冷戰時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成立的“自由歐洲電台”而專門針對中國建立的。向國會申請成立時使用“自由中國電台”的名稱，但後來考慮到為避免太過刺激中國，才改名為自由亞洲電台。曾供職於克林頓政府的人權專家Catharin Dalpino説：“自由亞洲電台嚴重依賴流亡中的異議人士，內容極不平衡，它的節目不像是報道，而像是民主教材。即使在美國人聽來，自由亞洲電台都是在宣傳。”説實在的，不僅是亞洲自由電台，西方媒體在涉及中國問題時多是如此。

除了郭玉外，類似事件發生後，西方媒體總是引用境外的、對事實並不瞭解的一些組織提供的信息，比如七五事件。如果説以前西方還可以藉口中國不開放，但七五事件境外媒體是完全自由到現場採訪的，卻仍然偏聽偏信。西方之所以如此明顯地違背新聞原則，其背後的根源就是東西方國家利益的博弈。當然如前所述，如果這種利益驅動，再疊加上意識形態動機，表現可能更加荒謬，像郭玉那樣的連有些法國人都看不下去。

中國三十多年的迅速崛起確實威脅到了西方的利益和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中國在發展之初是和西方共贏：西方為自己的技術和資金尋找出路，同是又可以獲得廉價的產品，還減少本國的污染。中國則一方面獲得技術和資金，另一方面也有了海外市場。但當中國崛起到一定程度，開始不可避免地出現替代和擠出效應：中國打破了西方在資金和技術上的壟斷，也動搖了西方在原材料上的定價權。尤其是中國的發展模式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種新的選項。今天的中國已經在政治、經濟上對西方構成了強大的威脅。面對威脅，西方很自然的反應就是遏制、阻撓和干擾，而中國境內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自然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對同類事件總是持雙重標準。

這並不是主觀推測，而是言之有據。2015年8月，達賴喇嘛的二哥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坦言：“與中情局的合作是我一生都懊悔的事情。美國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漢藏不和，併成功利用此事深化與印度的誤解與混亂”。我相信，這是理解所謂西方熱炒的西藏問題最好的註解，也是理解西藏1989年、2008年出現騷亂和近幾年出現自焚現象的關鍵，也更是理解新疆暴恐事件最重要的海外因素。別説達賴喇嘛的二哥，就是達賴喇嘛本人對美國同樣有着清醒的認識。2015年達賴喇嘛訪問英國遇冷遇，在對英國表示強烈不滿的同時，還不忘説出這樣的話：“美國人還不如英國人”。

這也同樣是理解郭玉這位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的法國記者，何以仍然總是“誤讀”中國的大背景。因為中國的進步反襯的自然是他們的退步，他們感受的不是喜悦而是壓力和危機。我曾陪同很多法國代表團訪問中國。如果是非洲裔的法國人，往往對中國的進步喜不自禁，發自內心地歎服。但如果是傳統法國人，則往往不斷地嘆氣。區別就在於，非洲裔法國人沒有白人優越感，沒有對西方優勢喪失與否的壓力感，但傳統法國人則不同。

最後還要説的是，郭玉事件雖然令中國人憤怒和厭惡，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她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未必一定是針對中國的。因為這篇用法文寫就的文章絕大部分中國人都看不懂，而且這份法文雜誌在中國也沒有市場，中國人也看不到。郭玉的用意還是要用虛假的內容去影響法國人。以我在法國長達十五年的觀察，這種貶低和抹黑中國的好處是可以讓法國百姓滿足於日益惡化的現狀，建立起一種虛幻的優越感，從而強化民眾對自已制度的信心以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這種手法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只是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其代價是極為高昂的。所以當我後來面對法國媒體對中國的歪曲報道時，往往都一笑置之：反正它們欺騙的是自己，到後來既不知彼也不知已，只要我們自己清醒，笑到最後的只能是中國。

文章的最後，我也要把這句話送給那位離開中國的郭玉女士。其實，送給她，她也看不懂。畢竟我是用中文寫的，我可沒有義務去喚醒沉睡中的法國人——更何況也喚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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