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施卡·馬丁·菲舍爾：發達國家的新“法西斯主義”-約施卡·菲舍爾

隨着沙文主義政黨和代表人物的勢力日益公開和壯大，右翼政治勢力正在大西洋的兩側逐漸上升，東海岸的美國有特朗普，西海岸的法國則有馬琳娜·勒龐。匈牙利的總理奧班·維克多鼓吹“非自由民主”；波蘭前總理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創立了準威權的法律與公正黨，當下正統治着波蘭，他們都是沙文主義者。

在敍利亞難民湧入歐洲之前，信奉民族主義、煽動排外政策的政黨的勢力就已經在很多歐盟成員國內持續上升了，比如荷蘭的基爾特·威爾德斯（所創立的荷蘭自由黨）、比利時的弗拉芒集團（即今天的弗拉芒利益黨）、奧地利的自由黨、瑞典的民主黨和丹麥的人民黨等許多政治勢力均是如此。

表面上看，這些政黨的興起各有原因，但是其本質確是相似的。它們都不認可現有的“體系”和“政治安排”，包括歐盟這個政治實體。更糟的是，他們不僅僅排外（其中尤其排斥穆斯林），他們甚至有些“恬不知恥”地用種族來定義國家。他們不認為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是公民對共同憲法和法律秩序遵守的產物，而是像上世紀30年代的歐洲人所想的那樣，將公民權與共同的種族和宗教基礎聯繫起來。

眼下的民族主義與其他任何極端的民族主義別無二致，它依賴於身份標籤政治——這屬於原教旨主義——而非理性辯論。結果就是，這種話語往往遲早會惡化為民族國家主義、種族主義，乃至宗教戰爭。

人們往往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軍國主義思潮盛行，千百萬人因此而遭受侵略，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戰爭同時也摧毀了歐洲的經濟，導致了全球性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出現。在困頓、窮苦和不幸的交織作用下，人們開始接受“有毒的政治”。

但是今天美國和歐洲的情況與當時截然不同。這些國家那麼富足，是什麼吸引着他們的公民，讓他們關注煽動惱怒情緒的政治呢？

首要因素是因為西方人內心極大的恐懼。他們生來就認為世界是白人的，但是他們發現整個“白人世界”都在走下坡路，而且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全世界，這種趨勢都是不可逆轉的。歐洲的移民問題更是火上澆油，進一步引發了他們對縮小生存空間的恐懼。

一直到最近，人們都普遍認為，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目睹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中國的崛起（中國正在世人矚目之下成為本世紀的全球領導者），卻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全球化不是一條“單行道”，東方獲得了西方流失的大量權力和財富。而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全球的問題已經不再能夠瞞得住了，沒有國家能夠在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面前獨善其身，至少在歐洲是這樣的，它現在正面臨着諸多挑戰。

與此同時，在西方，白人世界也收到了移民潮、勞動力市場全球化、性別平等化、同性戀解放等趨勢對其的衝擊。因此，西方社會的傳統行為規範體系的根基遭到了動搖。

社會發生了深遠變化，有些人呼喚簡單易行的解決方案——比如像美國南部、匈牙利南部那裏那樣建設藩籬——和強勢的領導人。那麼歐洲民族主義者視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為希望的燈塔也毫不奇怪了。

當然，普京的觀點在美國並沒有“市場”，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不會“打自己的臉”；他的觀點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也不受歡迎，因為它們視俄羅斯為自己國家獨立的威脅之一。然而在歐洲的其他地方，新的民族主義者與普京反對西方霸權、追尋大國夢想產生了共鳴。

新的民族主義思潮阻礙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而法國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法國，歐洲無法構想、也無力實現“一體化”。如果勒龐當選總統，那麼毫無疑問她將為歐盟鳴響喪鐘，也會將法國和歐洲帶入深淵。歐洲將從21世紀世界政治的舞台上退下，“西方”將不再是地緣政治的中心——美國會面向太平洋重新尋找它的戰略方向，而歐洲只會成為歐亞大陸一個小小的附庸。

西方世界的終結固然可怕，但目前下結論還為時過早。相比先前大聲叫嚷着“歐洲統一”的人而言，這個時代是否會終結更有賴於歐洲自身發展的未來。

（青年觀察者張成譯自《世界報業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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