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本謙：南海仲裁案，中國為何不理？

對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的立場在國際法學界引起了爭議。反對者認為，“兩不”立場過於消極，有損中國權益，倘若主動參與，或有望説服仲裁法庭做出無管轄權的裁決。支持者則認為，即使主動參與，也於事無補；無論管轄權爭議，還是實體性爭端，中方都不太可能勝訴；既然料定贏不了“官司”，就不如索性置之不理。

作為國際法的外行，我對上述兩種對立主張都不敢妄加評論，也沒興趣去仔細研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那些與本案相關的條款。我只曉得，《公約》於1982年通過，1994年生效。中國不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也幾乎沒有參與制定的機會。雖於1996年加入《公約》，但這是根據當時國際環境和自身實力做出的選擇，如今時過境遷，若有機會重來，恐將另當別論。

內行才去看門道，外行看個熱鬧就夠了，好在我從沒覺得這些條款有多麼重要（至少不像國際法專家們所認為的那麼重要）。在我看來，南海仲裁案，中國是否參與，主要是個國際政治問題，與國際法關係不大。其中確有些“熱鬧”可看，尤其是那些國際政治較量中微妙的“心理學”因素。“國家心理學”這個詞聽起來很唬人，但我要講的道理不過是常識而已，沒什麼專業知識。國際法專家們討論問題，自然都是很專業的，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常識。

有時候，我覺得“國際法”這個詞就很可笑，多少有點“扯虎皮”的意思，説白了，國際法只是被稱作“法”而已。當然，名稱無關緊要，關鍵是要清楚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由於國家之間形成的秩序，在時間上要遠遠落後於人和人之間形成的秩序，所以國際法其實只是一種初級秩序，類似於公共權力產生之前人和人之間的秩序。那個代行公共權力或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國家擁有“霸權”，強國爭霸是國際秩序中的主旋律。在這個意義上，把國際法稱作“強盜法”實不為過，在至關重要的問題上，還是“拳頭硬的説了算”。

正因為如此，儘管嘴上不明説，但我們心裏清楚，評價國家行為和人類行為所採用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這話説出來多麼義正言辭，但若是用在某個人身上，就等於指責他太自私了，幾近於“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同樣，“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只在描述國家行為時才顯得大義凜然，因為文明社會早已放棄了野蠻時代鼓勵復仇的道德法則。人際關係已經進入了文明，但國際關係還處在“野蠻時代”。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蘇、美、英等戰勝國擬定如何瓜分世界，雅爾塔格局初步形成。隨後大國協商成立聯合國，用以協調大國之間的衝突，也被用來解決小國之間的糾紛，必要時還可動用武力。一系列國際公約相繼出台，這就是現行國際法，它本質上是戰勝國為世界定下的規矩，而國際法庭則基本上是大國為小國撐腰做主的機構。

國際法不僅是制裁的法則，而且是輿論譴責的依據。在國際社會，國際法是可以擺上枱面的道理，即使心裏不認，但嘴上仍要説得冠冕堂皇。相反，許多“硬道理”雖上不了枱面，但大家骨子裏認。“強盜邏輯”貌似國際法的對立面，但實際上卻是國際法的基礎。現行國際法的“元規則”還是“實力界定權利”，這個“元規則”是如此了了分明，以至於根本無需白紙黑字。

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方域司編繪出版《南海諸島位置圖》，以11段斷續線標繪了未定國界線。次年初，國民政府將此圖收入《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並公開發行，正式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南海海洋疆域的主權。在此過程前後國際社會並無異議，這是因為，中國是二戰的戰勝國，理應分點戰爭紅利；對此，西方列強心知肚明，若是當時一口拒絕，面子上恐怕是過不去的。

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政權更迭，西方殖民者退出，南海周邊建立主權國家，六七十年代發現石油，八十年代公佈《海洋法公約》），西方開始不認賬了，但也只是嘴上不認賬，是揣着明白裝糊塗。近幾年美國重返亞太，唯恐南海不亂，這筆舊賬更是沒得算了。不認賬很正常，認賬反倒是咄咄怪事了，除非我們有足夠的實力，否則這筆舊賬就永遠被一筆勾銷了。

説到這裏，中國不理睬南海仲裁的原因就基本上很清楚了。在南海問題上，不是我們沒有道理可講，而是我們講的道理人家現在已經不認了。道理講不通，只能靠實力來説話。其實即使道理講得通，最終也還得靠實力。領土從來都是打出來的，而不可能是談出來的。不能從戰場上得到的地盤，也不可能從談判桌上拿回來。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

為了保地盤而和菲律賓“打官司”，無疑是件丟人現眼的事情。“打官司”意味着要靠“外人”撐腰做主，堂堂大國豈能自貶身價到這種地步？！外交部已經説得很清楚了，“中國的領土主權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沒錯，這話説得有點“蠻橫”，甚至隱含了“武力威脅”。但，並不丟人。“一寸河山一寸血”，保地盤就是保命，拼命保地盤是天經地義，講那麼多道理幹嘛？要知道，大家嘴上講道理，骨子還是認實力。世界是個叢林，國際社會是個黑社會。大家都誇你，你未必真光彩；大家都罵你，你也未必真丟人。只有綿羊才渴望誇讚，獅子需要的是敬畏。誇讚需要甜言蜜語，但敬畏卻是無言的，它通常隱藏於憤怒和譴責之中。

國家法學者們似乎太把國際法當真了，也太把國際輿論當回事了。譴責不見得反映真實的思想，國際輿論更可能是一套精心設計的話語策略。倘若中國參與南海仲裁，自然會博得一片喝彩，可大家誇你是個“乖乖兔”有什麼光彩可言？！再説了，譴責就會讓你處於被動嗎？是否真被動，取決於你是否有力量，而不取決於你是否有道理。道理可以講，也應該講，但也只是講講而已，較真你就輸了。尤其對於那些揣着明白裝糊塗的，你給他們講道理，豈不是正中其下懷？

海洋法的遊戲規則不是我們制定的，參與仲裁就等於我們從行動上接受了這套遊戲規則，這可能是個危險的圈套，難保不會引發惡性連鎖反應。沒錯，我們確實已經宣佈加入了，可這又能怎樣？我們恰好可以通過“不參與、不接受”來表明時移世易，畢竟現在不是二十年前了，我們有了大規模吹填造島的工程能力，有了北斗衞星導航系統，有了DF-21，有了航母，再過幾年，我們還會有更多好東西。也許會有人説，我們的實力目前還不足以和人家硬碰硬，但，有沒有這個實力是一回事，擺不擺這個架勢是另一回事。

這可不是説，我們非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不可，而只是要表明，我們已經擁有了更多談判的籌碼，國際法也該到了考慮一下我們利益的時候了。在國際外交場合，許多真實的意圖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行動來表達的。有學者抱怨中國政府在應對南海仲裁問題上的外交辭令呆板僵硬，但他們顯然忘記了古人所説的“藏巧於拙，用晦而明”。大國重雄心而輕巧言。菲律賓倒是巧舌如簧，可除此之外它還能做什麼？

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加入《公約》時所做的保留意味着什麼，在涉及海洋劃界和領土爭端時不接受任何國際司法和仲裁管轄，中方這一立場自始至終堅定明確。菲律賓利用《公約》的模糊性而精心偽裝其實質訴求的做法，是一種明顯的機會主義行為。菲方之所以如此投機，是因為它料定中方絕無出庭的可能。這應算是一種“蚊蠅攻擊法”——我可以咬你，但你沒辦法咬我。

中國不參與，和勝訴與否沒什麼關係。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勝訴，照樣不能參與。從菲律賓方面想一想，這個問題就更清楚了。如果它能把中國拉上國際仲裁法庭，能和中國平起平坐地辯論交鋒，那得是多大的榮耀啊！相當於一個侏儒硬是把泰森拉上了擂台，贏了是贏，輸了也是贏。真個是“勝故欣然敗亦喜”。

設想一下，如果其他國家面對同樣或類似情形會作何選擇？

——歐洲國家會願意參與，因為現行國際海洋法是歐洲搞出來，作為遊戲規則的受益者，自然也有激勵成為遊戲規則的維護者。

——美國可以參也可以不參與，參與的理由自不必説，它是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帶頭維護秩序顯得很負責任，也可以不必計較一時一地的得失。另外，美國擁有霸權，早已耍足了威風，參與仲裁反而顯得平易近人，這也算是一種好名聲。美國不參與也在意料之中，一方面出於對歐洲的提防，避免讓歐洲對自己指手畫腳；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做個政治秀，暗示某些遊戲規則其實對自己很不利，搞出個很委屈的樣子還有利於塑造其“温和霸權”的形象。但最重要的是，基於其自身的強大實力，美國無論怎樣選擇，都不難從容應對隨時止損，人家手中的牌多得很。

——至於廣大亞非拉小夥伴們，則由於實力不濟，除了參與多半別無選擇，參與仲裁或可爭取點利益，不參與則很可能四大皆空。

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是萬萬不可參與的。沒錯，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但這和兩國家的品性無關，而是由地位和實力確定的。兩國都有能力挑戰某些國際法規則，即使遭到譴責或制裁，也不太要緊，挺過一段時間就不了了之。一旦涉及領土糾紛，必須由自己來牢牢把握底線，無法接受由衝裁法庭來裁斷是非。這不僅是個利益問題，也是個面子問題。相比讚美，這兩個國家更需要敬畏。當然，兩國都還沒有足夠強大到可以通過參與仲裁來搞個“親民秀”的地步。處在中俄的位置上，強擺“親民範兒”，要麼被視為服軟，要麼被視為“裝X”（我實在不想用這個詞，但也實在找不到更確切的詞），喝彩的背後是人家發自內心的鄙視和嘲諷。

實際上，處在老二、老三的位置，無論你表現有多好，都免不了被羣起而攻，這是地緣政治的邏輯使然。大國崛起，能避免炮火就已屬萬幸，若還想躲開口水，就基本是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