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我們今天如何理解美國
當代中國對美國的態度是複雜的，無論在官方還是在民間話語中，美國的形象都充滿矛盾，一方面似乎非常醜陋，另一方面又彷彿非常美好。認識一個真實的美國，在今天變得愈加必要。
一
美國人有一種自然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美國憲法的前三個詞是we the people，即“我們合眾國人民”，或者“我們人民”，是上帝所揀選的民族。所謂“上帝的選民”，並不是民主政治意義上的投票者，而是特指的被上帝所賜福、護佑的民族。拜上帝所賜，美國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美國是“山顛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就像摩西受上帝指引，為猶太人立法一樣，美國人把自己視為世界的立法者，天然負有為世界其他民族和國家立法的責任，美國為現代社會創造了不同於古典共和的現代共和、不同於貴族制的民主制，不同於舊歐洲的新帝國，併成為人權的標杆、自由的榜樣、民主的樣板和人類社會進步的窗口。
這套敍事不斷上溯直至美國的建國時代。殖民美洲的英國人就擁有這種自我期許的早期版本，美國的建國者也藉此向美國人許諾了一個美好的未來。漢密爾頓、傑斐遜、傑伊三人化名普布利烏斯在《聯邦黨人文集》開篇就拋出了一個問題：創建一個好政府，到底是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的選擇，還是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聯邦黨人在此認為，“聯邦憲法關乎聯邦的生存、聯邦各組成部分的安全與福利”，以及“在很多方面可以説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國的命運”。聯邦黨人對美國人説，“我們”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帝國，這個帝國將比母國英國更偉大、更光榮。把當下的政治選擇寄託於一個對未來的美好設想，求諸未來安放當下，這是聯邦黨人説服美國人接受新憲法的政治修辭。
《聯邦黨人文集》英文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兩百多年來的美國政治實踐，可以視為是對美國1789年聯邦憲法所勾畫的宏大藍圖的迂迴曲折的實踐。隨着美國在西方內部以及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國學者和政治家正是藉助這種敍事，通過不斷的自我循環式的論證，構築了對美國自身的諸多美好想象。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自身的整個敍事，包括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和文化敍事，變得愈加自信、成熟。必須承認，這是美國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受過教育的普通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確信，“我們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甚至可以説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兩百多年來自由、民主、人權的故事在美國大地上反覆傳唱，這種自我確證也正是美國例外論的核心。
然而，事實卻不是這麼一以貫之的。在建國初期，無論是民主、自由還是公民權利，都是小範圍的，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白人、男性，尤其是清教徒的特權。恰恰是在二戰結束之後，在形成了所謂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峙之後，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切實保障公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獲得了巨大的道義正當性，才迫使美國反思自身的種族問題。種族制下的美國當然無法自稱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儘管美國出於對峙競爭的需要的確一直這樣聲張。種族隔離只有在開始威脅“我們有效維持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中的道德領袖地位”之後，才得到重視。如果不廢除種族隔離，美國國內就沒有自由，也就不好意思繼續充當“自由世界的領頭羊”。
人權敍事開啓於1977年卡特的就職演，主要是作為美國的對外戰略工具。“民主”敍事，始於1983年美國國家民主促進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的創建。而其經濟價值觀之一，即新自由主義，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極端化版本，是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被美國用作一種對外戰略，向拉美、東亞、東歐、蘇聯及世界上的不發達國家、地區推銷。
冷戰結束以來最近二十多年，更是民主敍事炙手可熱的時期，民主轉型研究成為學術熱點，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正當性達到其自身的巔峯狀態。福山認為這意味着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終結，因為最好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即自由民主制已經出現，這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可能性，沒有別的選擇，也不再會有別的選擇。
當然，這些敍事的困境恰恰也正是從其巔峯開始的。如果人類社會也像自然界生命體的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那樣，也有萌生、生長、成熟直至衰敗、消亡，那麼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帝國的解體並不是發生在它最虛弱的時候，而很可能是發生在它看上去非常強大的時候。當今美國似乎也陷入了同樣的困境。美國在獲得全球霸主地位之後，不斷尋求提升對世界的干預權，因此變得越來越具有擴張性，但卻在冷戰結束區區十年就遭遇了二戰以來的最大挫折，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文明衝突”愈加顯著，911事件、歐洲難民潮都可以説是這種“文明衝突”的症候。那麼，這一挫折是如何在美國的歷史進程中顯現並展開的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晚近百年來、尤其是五十年來美國各方面的變化做一番歷史考察，從而還原一個更為真實的美國。
二
上帝選民、山顛之城、世界燈塔之類美國觀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正如美國政治家所自稱的那樣，美國既是一個大西洋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它孤懸海外，沒有一個強大的鄰國，除了獨立戰爭時期的英國，沒有任何國家在歷史上曾經對其本土構成重大威脅。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相對於同樣在美洲殖民的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相對於加拿大、墨西哥這樣的鄰國，相對於拉美、南美這樣的後院，美國都具有巨大的優勢。這使得美國既不同於歐洲國家，也不同於亞洲國家，歐亞各國大部分都多次遭遇嚴峻的內外威脅，天然有種居安思危的意識。而美國長期以來並沒有這種意識，即便曾經有過，相對於歐亞國家而言也是比較微弱短暫的。
因此，美國人長期以來形成了樂觀主義、進步主義的心態，認為可以通過自身的勞動，通過變革，來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但在蘇東劇變、冷戰格局結束，美國自視為獨步全球的“新羅馬帝國”之後，伴隨着其經濟形態和安全形勢的變化，其民族性格也發生了變化。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是這一轉變的主要推動力。互聯網是冷戰背景下的一種核戰爭軍事技術，冷戰結束、最大的戰略敵手解體，美國的互聯網開始商業化、民用化進而變成了全球互聯網，金融資本憑藉互聯網技術創造出一種全球性的金融市場，美國因而獲得了操縱和控制這種全球金融市場的能力，相應地，美國的整個經濟形態也從實體經濟驅動轉向了虛擬經濟驅動。
全球化進程使美國有能力將世界各國整合進其經濟鏈條，同時也加快了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使美國的實體經濟產業向東亞、東南亞國家轉移。隨着這一進程的展開，美國實體經濟開始走向相對意義上的衰落。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民族品質受到敗壞，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民眾開始依賴信用消費，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也加速膨脹，政府與民眾都開始寅吃卯糧，透支未來。這一轉變，連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發力的貧富分化進程，推動了美國在經濟、社會、觀念和政治等多個層面開始走下坡路。
1. 經濟分化逐漸加劇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國走下坡路的第一步，美國兩極分化程度從此逐漸拉高。美國是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國家，同時其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斷加劇。根據美國五等家庭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的長期走勢，1947到1973年是其經濟民主程度比較高的時期，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積極政治參與為主體的民主化運動壓制了最富階層的上升慾望，五等家庭收入同步增長，而且增幅差距不大。
但是，從尼克松時代開始，美國的基尼係數和兩極分化程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係，逐年上升。共和黨及其秉持的保守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開始發揮支配作用，其後，里根的政治保守主義、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與對外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相結合，重新釋放了包括最富階層在內的中上階層的上升動能。
從1973年到2000年，其實可以算到2010年，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收入越高、財富增速越快，收入越低、財富增長越慢。1%最上層的富人的收入，一戰以後一直到1968年在不斷下降，從1968年開始大幅增加。2008年，1%的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為18%。2005年，就1%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的增速而言，美國、阿根廷並列第一，為17%；英國、加拿大次之，為14%；新加坡13%、挪威12%、德國11%，愛爾蘭10%，日本和葡萄牙同為9%。甚至，美國0.1%的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從1978年開始，10%最富階層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漲軌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後六年相對穩定，直至1994年後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後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後又是一路高歌猛進至2007年50%。
在美國，金融市場資本收益的受益人絕大多數都是富人，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符合經濟規律，越富有的人，越有資本投資，獲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重要的事實在於，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從金融市場當中獲益，資本的擴張並不是有利於多數人的。
相反，大多數普通勞動者止步不前。經理層和普通工人的平均薪酬比，1980年代是42倍，今天則是400多倍，增加了十倍。普通工人的實際最低工資，從1968年的時薪8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5美元。美國工人加入工會的比例遠低於歐洲，1950年的巔峯期也只有36%，現在更是低至13%，因此，通過工會活動謀求權利保障在美國變成了一項少數人的特權，大多數工人並沒有這個權利。在貧富兩極分化的道路上，美國的確走在了世界的前頭。
2. 社會失範現象頻生
美國是世界各國中民眾持槍比例最高的國家，每百人持槍率高達88.8%，有人認為高持槍率説明美國公民享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權利，但事實上這種權利卻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為在法治狀態下，一旦有人非法持有或使用槍支，就會立刻遭到警察的暴力壓制。當代美國警察的裝備已經高度軍事化，美國警察的治安權力，尤其是在街道、交通治安層面，變得越來越大，警察權屢屢受到濫用。因此，普通人必須聽從警察的指揮，一定不要讓警察誤以為你在掏槍，否則警察會直接開槍射殺。持槍權與警察裝備的軍事化和警察權力的濫用相映成趣，在美國成為一個社會政治熱點，而且是一個基本無解的熱點，表徵着美國社會日益嚴峻的失序和失範問題。
民主化運動以追求個性自由和多元生活為標誌，卻導致美國社會犯罪率攀升。有鑑於此，美國保守主義者舉起維護“法律與秩序”的政治口號，但事實表明，保守主義未能真正扭轉美國社會中個體行為失範、家庭價值解體和社會分裂的總體進程。
美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監獄人口最多的國家，每10萬人中有716個囚犯，囚犯數量也從1972年的30萬激增至2014年的230萬。美國也是世界上軍費最高的國家，軍費總額相當於除美國以外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同時也是對外出口武器最多的國家，佔全世界出口武器總量的30%。
美國還是全世界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最高的國家，但醫療效果卻很不理想，原因在於受益人侷限於醫保公司、醫藥公司、醫療設備生產商，導致美國的藥品、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險價格都堪稱全世界最高。如果沒有保險，很多美國人很可能看不起病，而如果需要動手術，決定權不在醫生而在醫保公司。因此，“看病難、看病貴”在美國也成了老大難的社會問題。而且，美國在35個發達工業國家當中，還是嬰兒出生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以及大學學費最貴的國家。
非婚生子女比例逐步上升也是美國社會失範的重要表徵。1965到2010年，黑人非婚生子女比例升至72%，西班牙裔的這一比例升至54%，盎格魯-撒克遜白人也達到36%，整個美國各種族平均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平均是41%，這意味着已經有接近一半的美國家庭不再完整，這無疑是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其長期影響值得關注。
3. 思想觀念出現巨大分歧乃至撕裂
好萊塢自由主義是美國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好萊塢生產的影視作品通常都是以自由主義為主旋律的。但好萊塢編劇、導演、製片人以及幕後老闆的價值觀念和美國的普通人之間存在很大的觀念差異。前者中自由主義者的比例高達60%，但後者只有30%。相較而言，美國普通人更保守，保守主義者佔43%，但在好萊塢這個比例只有14%。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觀念分歧，體現在很多方面。
其一是政黨傾向。一般來講，政黨認同與意識形態認同應該是一致的，即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是某一黨派，也基本意味着他認同該黨派的意識形態，比如一個精英認為自己是自由派，他一般會選擇加入民主黨；一個精英認為自己是保守派，那麼他一般會選擇加入共和黨。但在美國卻不是這樣。政黨領導人的一致度高於政黨精英，政黨精英又高於普通選民，民主黨的普通選民只有34%認為自己是自由派，共和黨內也呈現出同樣的趨勢。
其二是選民的意識形態傾向。有意思的是，在美國，自認為是保守派的人還是佔多數，至少遠遠高於自認為是自由派的人。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自認為是民主黨的人數就在下降，這很可能是因為民主黨的政黨紀律非常鬆散。自認為是獨立的、無黨派的人數在不斷增加；自認為是保守派的人數在最近幾年有所上升。而兩黨的忠實選民一直以來基本是穩定的。新世紀以來，自認為是保守派的人數逐漸增多，民主黨的忠實選民人數在下降，相反共和黨的忠實選民人數卻在上升。這説明，新世紀以來，美國普通人的思想觀念越來越傾向於保守化。
其三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的政策分歧。兩黨的政策分歧非常明顯，在經濟、犯罪懲治、刑事司法、社會政策甚至國家安全政策上，兩黨都是針鋒相對的。這些分歧主要表現為政府要不要干預經濟、政府要不要加大投入去預防犯罪或者懲罰犯罪、政府要不要擴大社會福利支出、以及堅持什麼樣的國家安全理念。比如，自由派認為政府應該在全世界支持人權，這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的。但是，保守派認為這種想法比較虛偽，美國應該更直接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空談人權。如此看來，美國的共和黨人的確比民主黨人更坦率。
4. 不平等的政治參與
美國政治是利益集團主導的多元主義政治，而有政治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又大都是社會的中上層階級組成的，因此多元主義政治模式實質上仍然是少數上層精英的統治。美國活躍的、有重大影響力的利益集團中，由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組織起來的佔到88%，這些人是富人精英階層而非普通人。
相應地，在政黨政治層面，雖然傳統上來講，民主黨一般代表中下層利益，共和黨更代表中上層利益，但現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治動員對象並沒有太大差異，都是中高收入羣體，區別只是共和黨的動員對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以上，而民主黨的動員對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稍偏下。競選捐款的主體到底是誰呢？年收入在五萬美元以下的只有5%捐款，年收入在五萬美元到十萬美元之間的是14%，10萬到25萬之間的35%，25萬到50萬之間的是26%，50萬以上的是20%，也就是説，實際上95%的捐款者的收入都在五萬美元以上，捐款者絕大多數都是中上階層。在種族上，捐款者95%都是白人，也就是在當代美國，真正影響政治的仍然是白人。
如果按照年收入劃分，把年收入超過七萬五千美元的劃入高收入組，年收入低於一萬五千美元劃入低收入羣體，可以發現高收入羣體和低收入羣體在政治參與上差異巨大：在高收入羣體中，86%的人投過票，17%參與競選，56%捐過款，50%和政治家、政客有過政治聯繫，7%參加過抗議活動，在社區活躍度上，高收入羣體中38%的人很活躍，73%的人在政治參與上更積極。高收入羣體在所有這些方面都遠高於低收入羣體。
美國國會議員的連任率居高不下。按照美國建國者最初的設想，為了防止民主制的敗壞，議員和行政官員要頻繁進行選舉、更換，避免同一個議員或行政官員長期佔據議席或官職。但實際上從19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參眾兩院的連選連任率，平均都超過90%，因此有美國學者指出，議席正在蜕變為“代表的財產”。
在嚴重不平等的政治參與狀態下，大眾越來越不信任政治精英。從1964年一直到1980年代，信任度都在下降，里根時代的前半段有所上升，但從其後半段開始又在下降，1994至2001年在上升，911之後又急劇下降。大眾對政治的不滿意度也非常高。人們普遍認為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團把持，無法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訴求，政府並不關心人民，政府官員自身有特殊利益，他們是為其自身而不是普通人服務的。這加劇了民眾的政治冷漠度：主動和他人討論政治的人只有30%到35%，願意主動投票的人也只有30%到35%，能夠積極參與政治的只有30%到45%。可以看出，在精英統治模式下，大多數人並不喜歡參與政治。
5. 政府機構越來越臃腫
美國建國之初只有四個部門：國務院、財政部、司法部、國防部；內戰前組建了內政部，重建時代組建了農業部，一戰前組建了商業部和勞動部，1953年設立了衞生服務部，1965-1990年之間設立了住房與城市發展部、交通部、能源部、教育部、退伍軍人部、環保局，2002年建立了國土安全部。除了新設政府部門，政府規模也在不斷擴大。2013年，包括所有政府僱員在內，美國聯邦公務員接近280萬，州公務員達到450萬，地方政府公務員總數為1450萬。美國各級政府的公務員總數達到了2180萬。按照政府僱員佔就業人口比重計算，6個就業者中就有1個受僱於政府部門。按照政府僱員佔全體人口的比例計算，約每12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是政府僱員。很顯然，美國的政府規模是極為龐大的。
美國聯邦政府僱員一半的人隸屬於國家強制部門。在全部政府僱員中，國防部的文職僱員佔36%，其次是退伍軍人部，佔16%，第三位是國土安全部，佔9%，第四位是司法部，佔6%，這四個部門都是國家強力部門，他們的僱員總數佔美國聯邦政府僱員數的51%。其中，國防部規模最大，國防部1940年只有25萬人，1945年高達260萬人，這一數據統計只是計算了文職人員，沒有計算士兵。其人數到二戰結束之後下降，此後一直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人數。從1955年左右一直到1995年美國國防部人員都在一百萬人以上。美國國防部是當之無愧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政府部門。
隨着美國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政府開支也相應增加，聯邦政府需要通過財政資源控制地方政府，還要維持在全世界的軍事存在，導致美國政府公債自二戰以來不斷擴張，特別是由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幅推行赤字財政，使得美國當下的公債總量已經非常驚人，其公債總量等於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
總體而言，最近五十年來，美國逐步成長為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以及後冷戰時代的唯一全球性超級大國，其“新羅馬帝國”的自我期許不斷強化，美國的擴張性、侵略性也越來越強。同時，美國也開始走下坡路，其經濟、社會、思想觀念、政治都出現了不可小覷的衰變。經濟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引發了思想觀念、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國家治理的兩極化。
因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把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稱為金融資本發動的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寡頭政變。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將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歸咎於“1%有、1%治、1%享”。休克療法的發明者薩克斯將美國民主黨稱為“華爾街的民主黨”，將共和黨稱為“石油巨頭的共和黨”。1989年宣告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近年來也開始呼籲結束代表中上富人階層的兩黨之間的相互否決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獨裁製（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以圖解決當代美國的重重困境。
三
對於理解因帝國化而走下坡路的當代美國而言，聯邦黨人的內外政治視野仍有啓發意義。一方面，聯邦黨人有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即首先擺脱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並謀劃成為新帝國；另一方面，他們也有自己的國家觀，他們考慮的是新生的美國如何才能存活。在十三個邦組成的鬆散邦聯狀態下，在沒有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作為政治體統領者、整合者的狀態下，這兩個目標都是空中樓閣。因此，必須制定一部聯邦憲法，而其最終和最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聯邦政府，一個有權有效的聯邦政府，其次才是政治權力不同分支之間的制約和平衡。
正是因為其政治目標的雙重性，學術界對它的政治與法律理論解釋也始終存在兩個方向，一方面建立一個強大的、統一的聯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權力的制約和平衡的必要性，誤解往往來自於只強調後者而忽視前者。
聯邦黨人相信，美利堅民族是“上帝選民”，他們同文同種，擁有共同的利益和偏好，但在邦聯時代，他們同時既隸屬於邦、又隸屬於邦聯，這種“主權中的主權”是典型的政治怪胎，各邦往往只維護地方利益，彼此利益分歧嚴重，這就尤其需要一個全體美國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代表，只有全國性的政府才能超越各種地方利益，成為這種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活躍在這個全國性的聯邦政府中的政治家們，包括參眾議員、總統、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地方領導人更有能力、更有德性，而總統又是重中之重：“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負責人如何……優良政體的真正檢驗標準應視其能否有助於治國安邦”（《聯邦黨人文集》第六十九篇）。
因此，聯邦黨人在1789年聯邦憲法中為總統權的擴張留下了充分的空間，美國總統直到1944年為止一直沒有連選連任限制，美國總統的否決權也得到了國會最大程度的尊重。在大多數情況下，否決權的行使是否順暢，取決於總統本身，而強勢總統的否決權更可能獲得國會的尊重。就長期趨勢而言，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進程當中，從林肯，到老羅斯福、威爾遜，再到小羅斯福、克林頓、小布什，總統的憲法外權力都在不斷強化，當代美國政府規模、政府開支、政府職能不斷膨脹的背後，是總統行政權的持續擴張。
只有充分的政治集權，才能有所作為，美國歷史上現代國家建設和政治制度真正的革故鼎新，都是在同一政黨控制總統職位、參眾兩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時期才實現的，這種狀態並不多見，更像是靠運氣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如果行政權力、立法權力、司法權力為不同政黨所掌握，往往就會出現政治僵局，三個權力部門都有相互否定的權利，三者角力，互不相讓，從而導致美國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形成福山所説的否決式政體。
晚近百年、尤其是五十年來，美國總統越來越像一個君主，國會越來越像是選舉的寡頭制，民主因素被削弱抑制，而沃倫法院之後的美國最高法院，無論能動與否，本質上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機構，羅伯茨法院所推動的法人權利的自然人化就是一個明證。因此，當代美國政制是典型的混合政制，也就是君主制、寡頭制、民主制三者的混合形式，而且君主制、寡頭制的成分已經形成了對民主製成分的壓制之勢。晚近五十年來美國所經歷的經濟分化、社會失範、觀念撕裂、不平等的政治以及政府的膨脹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背離了聯邦黨人的構想，也背離了托克維爾所説的一個民主社會所必需的身份平等。
這當然不是説今天的美國一無是處，而是説它走下坡路的趨勢已經清晰可見。美國興衰之門户、進退之虛實、變化之得失、損益之輕重，對於那些希望從美國身上獲得某種現實鏡鑑的人們而言，對於那些不欲簡單臧否而希冀認識一個“真實的美國”的人們而言，不可不察之，不可不審之，也不可不慎之。
（作者賜稿觀察者網刊發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