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滌：人口問題困擾全世界，中國除了鬆綁生育還需更與時俱進
一年多來的人口管制鬆綁，從雙獨、單獨，到直接放開全面二孩，屬於我們的發展戰略最重大的政策調整。經濟增長無論作為手段還是目的都必需圍繞着人；反過來，人口的結構和規模則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促進因素和制約條件。
人們對此的熱議，多半集中在鬆綁開禁，何時能見其實效。人口的變化，和股市的變化全然不同，短期可能看不清楚，長程的效果卻是確定無疑的。有如冰川的變遷，遲緩然而不屈不撓。因此不難明瞭，即使立即順應政策號召，2016年新生的嬰兒，最早也得十六年，到2032年才有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有鑑於此，聯合國最近發佈的2015年世界人口變遷報告，提出到2050年乃至2015年的預測，是能為我們提供指引的。
中國不僅面臨人口規模遞減，撫養比也在惡化
先讓我們來看兩組數據。
1、目前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所面臨的生產和消費的基本格局將來又是如何的呢？看一看關鍵的比例，“撫養比”——工作年齡人數（16-65歲）與被撫養人數（老人（>65歲）+小孩（<16歲）之比。中國社會的老齡化是撲面而來，並將長久與我們同在。
2、目前世界三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所面臨的人口長期變化——規模和構成的趨勢又怎樣？請看以下的一些數字。
筆者2009年開始呼籲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的決定性制約，並陸續刊發於報章，以“新新人口論”、“城鎮化與户籍改革”為題，包括在上證報的專欄上。當時的讀者對印度取代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這樣簡單的事實，還很驚訝並提出過質疑。
中國和美國人口的中位年齡目前相仿，15年後中國要老3歲，一代以後更要老8年。中、印的人口規模雖説目前還相仿，分別佔到世界總人口的18.7%和17.9%，但趨勢已經很明顯。2050年印度的人口將大幅超過中國，佔世界總人口分別為17.5%和13.9%；而到了2100年差別更懸殊，將分別是14.8%和9%，中國僅及印度的61%。
人們總以為，數據會説話，其實要是不加以關注、不細加辨析的話，你是很難領會數據背後的真實涵義的，或者更糟糕，只會被他人餵給你的“數據”矇騙。
上面兩組數據傳遞的主要信息，是日本和中國正迅速進入“銀髮社會”時代，而美國和印度還沒如此緊迫。與之伴隨的，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銀髮市場”，一個無法迴避的“硬約束”，社會-經濟的種種安排不得不為之做出重大調整。
單是人口規模的遞減，並不可怕，甚至是我們長期以來所向往的。但如同想要瘦身健美一樣，得均稱地減。僅僅開雙眼皮、隆乳是漂亮不起來的，只靠割掉左大腿的贅肉或強健右上臂的二頭肌反而搞得更醜陋。而這正是中國人口變化所面臨——新血不足的老齡失衡和男多女少的陰陽失衡——的困局。
我國的撫養比在迅速惡化，在一代多一點的35年（2050）內，將下降47%；同期美國會下降22%，甚至號稱老齡國之首的日本下降的幅度也只有33%。我國的性別結構失衡居世界首位，男嬰的出生率遠超過女嬰，過去的35年裏常在115-119比100，而自然的比例當為105:100。其結果，是到了2050年，每百名單身女子就有高達186名單身男子，許多不得不淪為“光棍”。這種狀況帶來的後果，不但在經濟上、倫理上，更在社會安定上，都會很嚴重。
我們將主要討論這兩種失衡，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兼及政策建議。
生育限制不是中國近三十餘年來人口增速減緩的主要原因
依據聯合國的人口展望報告，綜合考量之下認為，“單孩”限制的鬆綁對勞動力的恢復供應，短期效應可以忽略不計；中期效應會有一些，主要通過性別結構的再平衡。然而改善是否顯著則要看自己願不願意付出代價，忍受短痛接受改變；至於長期效應能否如願，更得看改弦易轍的變革決心了。
限制鬆綁的效果註定不如預期的邏輯判斷。説來有點奇怪，造成人口規模萎縮、年齡結構失調，並不如通常以為的那樣是“一胎化”政策帶來的，而是技術或社會的各種進步的結果。要而言之，這些進步使得婦女重新主導了人的再生產權——人類各種再生產裏最為關鍵的權利。作為“普世價值”，這個趨勢在世界各地都明顯展現了出來。
先來看下面的一組數據，一個國家或社區的女性終其一生中所生的娃娃個數的平均值。
直到前幾年，報刊還常誇讚限制生育的國策成就非凡，稱開放以來限制少生了三億，甚至四億個孩子，從而減輕了人口負擔，對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一個大貢獻。現在很少再提起這類“成績”，因為被砸的是自己的腳，開始作痛起來。從上面的數據不難明白，即便沒有嚴格限制的政策，同一時期內許多國家和社區的出生率，也在迅速下降中。為此我們還特意列出了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數字作為參照，兩個城邦、兩個人口大國，都擁有眾多的華裔居民。
限制之初到目前（1975-2015），中國的總和生育數下降了48.5%，同期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的分別下降有50%、47%和50%之多。這三個人口大國無論從文化傳統還是宗教信仰，歷來都是相信多子多福的。即使是香港和新加坡，漢族華裔居民佔其絕大多數，1975-80期間的總和生育數原本就低，到2015年也分別減少了16%和33%。
如果説婦女掌握人口再生產的主導權，致使出生率鋭減是舉世普遍的現象（即便穆斯林社會也是趨勢明顯，例外的唯有非洲國家），除了其他的進步（下文中我們會論述）外，醫療健保和社會福利的進展大幅度降低了初生兒的夭亡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人類尤其是母親靠多生以補償孩子易夭折的壓力，從而大為減輕。這個因素符合人類自身再生產的基本供求邏輯，它對緩解人口膨脹的作用要遠遠超過任何政府的行政控制。請看下列的數據，1990-2015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全球的嬰兒夭亡率下降了一半。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的分別下降了59%、60%、44%，而中國的成績則更為顯著，下降達到了76%。
如果説生育限制不是中國在最近三十餘年來人口增速減緩的原因，起碼不是主要原因，那麼期待它鬆綁後會在短期或中期改善勞動力的供應，就是一種奢望。既如此，鬆綁的政策調整又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好處呢？在近期和中期，鬆綁將有助於回覆我國人口性別結構和陰陽的再平衡。
我們上期列出的數字表明，到2050年中國的單身男子和單身女子之比將是186:100。據信，我國目前的男性“超標”約在三千五百萬，至少在二千五百萬人以上。而“光棍”過多的社會弊病叢生，甚至危機四伏。
相對於社會的老齡化，陰陽失衡的狀態要容易解決一點。“單孩”限制的鬆綁可望在短期內對新生兒的性別重新加以平衡。為什麼這樣説呢？試舉南韓的經驗以為佐證。
在韓國，偏愛男孩的傳統和我們的一樣，是相當根深蒂固的。韓國家庭的第一胎，新生兒的男女性別的比例是105:100，自然正常；但是到第二胎就變成了113:100，第三胎更上升到185:100；第四胎就更離譜了，竟達到209:100。人為的干預非常明顯。假使韓國實行一胎化的限制，你可以想象，韓國家庭的第一個孩子的性別比例就會嚴重扭曲。事實上，韓國新生嬰兒的男女比例在1990年達到了扭曲的峯值，是116.5:100。據分析，這是超聲波造影技術普及使用所激發起來的，由於能夠準確判定胎兒的性別，給了人們干預的手段。干預導致了勞動力和婚齡人羣的性別結構的很大扭曲，南韓人已飽嘗其苦果。例如，2005年南韓的婚姻有高達10%其新娘為外籍——女方為非朝族。
所幸的是，鐘擺正在迅速回擺。拜科技-經濟-社會的成就之賜，韓國女性在教育、就業、收入、觀念上取得的進步令人矚目，結果她們在生育上的話語權大增。1990年南韓尚有40%的家庭表示偏愛兒子，這個數字在2012年下降到了8%。果不其然，反映到新生兒的男女比例，2005年下降到了110:100，在2010年是107:100，去年第一次迴歸到了自然的正常水平：105:100。
韓國人主動調整新生代的性別架構，理順了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供應，正好順應着未來勞動力需求的變革。未來的就業機會將不斷偏向於“陰”的方向，就像筆者在“城鎮化和户籍改制”系列裏所闡述的那樣，工作機會及薪酬增長將日益注重人際溝通、細緻耐心、協調斡旋的貼近服務，而越來越不倚重體力、蠻力、甚至暴力等類型。女性的發展機會將很好的勝出。
除了鬆綁生育政策，中國還要做什麼
再一次強調我們不斷在重複的觀點，“經濟政策無所謂絕對的好或者壞，在合適的時機把握合理的度是政策成功的關鍵，過猶不及，不及猶過”。
限制生育尤其是已被廢止的一胎化措施，始料未及地透支了我們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霧霾是對生態環境被透支的表徵，陰陽性別的失衡同樣是對生態環境的嚴重透支，只是沒有象前者那樣顯得急迫而已。目前的鬆綁措施，雖然已經大幅滯後，有些緩不濟急，但能提到改制的議程上，開誠地面對，不失為一個治理良策。
人類天然的性別配比是平均每百個女嬰有104-106個男嬰。男嬰的夭折率超過女嬰（特別是在五歲前），這個差別漸趨縮小，到十二歲左右男女兒童達到了天然平衡。然後女性的優勢更顯露出來，到了耄耋之年寡婦要多出鰥夫不少。從進化與生存的角度，女性無論從基因缺陷、疾病抵禦、凍餒忍受，甚至心智穩定等方面，比男性要優越，乃事實上的強者。只是在社會化生產中她牟取生存資料的能力不及他，婦女的貢獻也因此在農牧和工業生產時代備遭貶抑。不過，在人類最重要的生產——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婦女卻絕對佔優。這個矛盾平時隱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導致目前年輕人的性別結構的嚴重扭曲。
1954年我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新生女嬰和男嬰的比例為100:104.5，屬於正常，即使當時農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這個陰陽比例是100:109； 1990年增高為100:111， 1995年達到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發覺已經高達100:118了。目前新生嬰兒的女男性別結構甚至達到了100:123。長期扭曲的後果，使“剩男”的格局極為明顯。保守計算，這段時期新生兒的性別結構相對於天然比例，女孩比常態下的要少了6.8%，男孩則比常態多出了2661萬 （3636萬-976萬）。
陰陽失衡如此嚴重，社會將很難安排得和諧妥切。不但在就業、教育等經濟條件，結婚、組織家庭、培育後代等最基本要求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必須及早採取糾偏措施，否則虧就吃大了！我們在上期借取韓國的經驗，説明政策及時糾偏，應當能夠在短、中期見效。
剩男引起的困擾要遠比剩女來得嚴重。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人口的再生恢復功能幾乎全由女性來肩負。戰爭的浩劫，男性的喪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並不難迅速得到恢復，就像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俄、德國，日本的情況。人類在生殖能力上，性別差異極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輕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懷孕生育，反之卻無可能。性別結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過剩的男性對人口恢復正常再生產是難有用武之地的。
在一夫一妻的現代家庭制度下，眾多剩男們甚至要淪為無後的“光棍”。不用説，這是一種根本性質的失衡。“光棍”過於集中的地方，人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調和，作亂的可能性就會大增。男性荷爾蒙大面積、大幅度地升高，聚集到了高危水平時，社會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會面臨根本性的威脅，歷史上不少社會動盪衝突實乃肇因於這類陰陽失衡。
國內有統計顯示，一個地區的青壯年“光棍剩男”每超過1%，當地的犯罪率，主要集中在財產侵佔和暴力傷害類型的，就會增加4-6%。這類犯罪活動的指向，往往是為了竟取新娘的壓力。這和各國的經驗是相符合的。譬如美國大城市（如紐約市）犯罪率的起伏，社會學家反覆研究比較的結果，指明其中最重要的變量，是男性青壯年的比例和規模的增減。
所以説，與其超支維穩，不如疏導陰陽，儘快彌補社會安定環境的嚴重透支。陰陽失衡對社會的消費行為也產生了嚴重的扭曲。例如魏尚進教授，筆者的一位老友，目前擔任亞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過去幾年曾專注於一項有趣的研究，他得出結論説，中國人的超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動因，是為了積錢為獨生子買房以迎娶新娘。你或許可以質疑，獨生女家庭的儲蓄率未必就見得低，不過至少，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即從“傳宗接代”的角度，在經濟上也是“極不理性”的。
作為佐證，讓我們來看看北京大學老齡健康與家庭研究中心/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對“養育女兒在晚年所得回報是否比兒子差？”的長期跟蹤調研，所得出的一些結論：
1、農村與城鎮老人的成年女兒的孝敬父母觀念指數平均比成年兒子分別高出35％和18％；
2、農村與城鎮只有女兒的老人的死亡風險分別比只有兒子的老人低25%與10％；
3、主要照料者為女兒/女婿的高齡與中低齡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包括生病時）所獲照料的滿意度比主要照料者為兒子/兒媳的分別高出45％和13%
4、成年女兒與老年父母的情感關係顯著優於兒子，差異高達28－29％。
總之，政策和觀念要與時俱進，執迷不悟的後果將非常吃虧，無論對國家、對個人、對社會、對經濟，都是一樣的道理。
對沖老齡化，推遲退休年齡勢在必行
上文已有提到，拜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健保技術的進步之賜，人類的健康狀況大有改善，更長更健康的退休生涯已然成為全球常見的現象。直到一、兩代人之前，退休還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字眼，活到老做到老是大多數人的宿命，除了極少數上層人士之外。從下表摘引的壽命期望歲數和中位年齡的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看出。
過去的20年間（1990-95到2010-15），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增加了6歲，日本人口的平均壽命增加了3.9歲，美國的則增加了3.3歲；今後的15年即一代不到的時間裏，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將再延長3.2歲，日本的將再延長2.2歲，而美國的則會再延長2.2年。展望再下一代的20年（從2030到2050），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將再延長6年，日本人和美國人將分別再延長4年和4.4年。
始料不及的社會迅速老齡化，對全世界的經濟成長，及再生產的“善後”健保養老體制安排，帶來了艱鉅的挑戰。在所有發達經濟體（OECD國家）裏，美國社會在年齡老化的壓力是最輕的，因為不斷有年輕的移民注入它的“生命池”。即便如此，美國許多人對健保養老基金計劃已深感擔憂，入不敷出在迅速增加，可預期的虧空甚至破產（2027年左右），理由是充分的。一個簡單的數字，美國在保障基金計劃創設之初的1946年，一個關鍵的參數是人們進入退休後，被贍養的時間平均只有6至7年。目前已被翻番，延長到了15至16年，而且還在節節突破。
節節突破的情狀從上表的數據不難一目瞭然。以社會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核心數據-中位年齡——即把全社會人口按年齡長幼排成隊，位居中央的那個人的年齡來看，中國的老齡化情勢最為糟糕。比較中國、印度、美國、日本這四個人口和經濟大國的狀況。中國人的中位年齡從1980-2015年增加了16.3歲，到2030年更將再增加6.2歲；同期印度分別增加4.4歲和4.6歲，美國分別增加8歲和2歲，而日本分別增加13.9歲和5歲。從競賽長跑的角度，我們這方面比美國和印度差得很遠，甚至不及日本。日本人已經是“老無可老”，至少是“老前先富”，抵禦老齡化的壓力，比我們要輕許多。
人口的結構及演變，如同一個“生命池”，各種年齡的人都住其中，進水鋭減，出水遲緩，老齡化是必然的結果。以人口學者常用一個圖形來表示，縱軸是0歲到100+歲，每五歲年齡段的人數佔一行，每行又中分為男女，可持續存活的人口型態顯示成金字塔的摸樣。坡度相對陡峭、男女對稱者為最佳。前三十年我國的人口結構，就像一個紡錘形，工作年齡人口充沛，老人小孩受撫養人口相對較少，支撐着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過去五年經過拐點之後，中國人口的圖形正在演變成為“倒金字塔”，步入與日本人口相似的狀態。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正在漸漸逼近全社會的夢魘。
生命池的形態可以把我們面臨的兩個困境表示出來：從紡錘形走向倒金字塔形，而且右半邊（女性）比左半邊（男性）要瘦弱。克服這兩個困境，我們只能靠自己。
美國老齡化的遲緩，得益於它對移民的強大吸引力。日本在技術上有相似的吸引力，可是在觀念上它拒斥移民。而中國，在技術上和觀念上都不具備移民的吸引力。通過移民來緩衝我們的老齡化和陰陽失衡的設想，因而是極不實際的。譬如，香港在依靠菲傭來解決家庭服務，但內地單是一線城市，就是把整個呂宋國吸空了都不足以解決保姆務工的困難。南韓可以有十分之一的“剩男”靠進口新娘來組織家庭，中國的“剩男”若有十分之一要這樣做的話，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都還不夠，非得進口全印度的“剩女”不足以濟事，而印度根本就沒有“剩女”存在，有的只是千百萬的“剩男”。
我們已論述，“單孩”限制的鬆綁開闢了重新平衡性別結構的前景。除此而外，逐步推遲勞動力的退休年齡，則是改善社會撫養比的一個對策。這個舉措剛在開始討論，就遭到罵聲一片。筆者在此提出不免遭人反感，似乎是甘冒不韙。筆者的理由，是這個舉措是勢在必行的。
我們已給出過數據，我國的撫養比，即工作年齡的人數與被撫養人數（小於15歲+長於65歲）之比在迅速滑落，比許多國家更快，遠遠超過印度，甚至比美國都要快得多。而實際的情況更要嚴峻：一方面城鎮居民裏極少有十五、六歲的青少年就開始工作的，而更主要的，是退休年齡一般也遠遠早於65歲。據目前的統計，中國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齡在55歲以下，男性則低於60歲。相形之下，歐美國家的退休年齡多在62到67歲之間。也就是説，中國的有生工作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多年來的社會進步，這一代人的健康狀況比起前輩，少説也改善了有8至10歲。
因此説，就目前的提案，每三年推遲退休年齡一歲，到2030年之際，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將平均工作到65歲的措施，可望對沖我們的撫養比快速滑落的困境，是一個可行的良策，理當及早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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