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多德韋爾：在中國，良政比民主更重要

我是搞過政治的人。雖然不夠投入，沒有在立法會扔過鞋子和香蕉，但我還是本着認真的態度，研究過政治、政黨以及那些充塞政界的奇人怪客們；正因如此，我告訴自己，千萬不可把志向放在政治上，為“民主”奉獻自己的一生。

1972年，我還是個22歲的愣小夥兒，傻乎乎地答應了參加大學學生會主席競選。在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倡導下，當時英國大學已被學運折騰了五年，於是想重返課堂的温和派學生推舉我當他們的領袖。

讓我既震驚又惶恐的是，我居然贏得了選舉。接下來我休學一年，投身於光怪陸離的校園政治當中，周旋於各派困惑的學者之間。如果你覺得“佔中”抗議者和港大鬧事學生簡直不成體統，那是你沒見識過我們那會兒的陣仗。

這段經歷讓我對政治、政黨和民主看得更清楚了。首先，真正的政治家是極少數人，他們有種特殊的基因，哪怕把週末時光耗費在公園演説上也甘之如飴；在憲法或會議記錄的蠅頭小字裏找到把柄，死磕政敵是他們自得其樂的消遣活動。

其次，對普通人來説，政治活動無法讓他們愉悦，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他們更願意與朋友和家人待在一起，打打球、散散心、吃吃飯、看看電影。只有當事情變得糟糕透頂的時候，人們才會迫不得已地讓政治闖入生活。在我擔任校學生會主席的那幾年，唯一一場政治危機源於校園酒吧提高啤酒價格，這才是大多數人關心的事情。

第三，為了尋找解決問題的適當方案，你需要掌握大量互相矛盾的信息，這可不是外行能夠輕易勝任的工作。如果你真想讓人們有意義地參與民主政治，就得讓他們吸取參政議政所必須掌握的各種信息，這種挑戰是巨大的。

後來我將生命獻給新聞事業，卻從未忘記這個偉大的挑戰：讓忙於生計的普通人掌握信息，以使他們能夠有效地參與民主政治。

隨着世界進入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第八個年頭，常常在我腦海裏盤旋的念頭是：如何維持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大多數民主國家都處於比較糟糕的狀態。在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存在惡性裂痕，倒是給特朗普這樣荒謬的候選人帶來可乘之機；在歐洲，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等極端排外的政黨紛紛登上舞台；在亞洲，泰國和印度等民主國家紛紛遭遇了政治僵局。不管把視線投向何方，民主世界的政局全是一團糟。

隨着經濟持續八年不景氣，導致偏見、疑懼和仇外情緒在民間蔓延，腐蝕了務實主義與妥協精神，而這兩點恰恰是民主制度正常運行的保障。可怕的真相是，如果要讓民主發揮作用，國家必須取得經濟增長，因為政治家必須向公眾承諾，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好。如果他們在競選中只能承諾“我們會比其他政黨讓你們少受點苦頭”，是不可能贏得選票的。

香港人覺得政治制度和政客們沒能達到期望，但這其實是整個民主世界的通病。難怪我們會在中國內地看到，人們越來越自信地認為中國獨特的政治模式——不管你説它多麼醜陋、不透明還是腐敗——它具有西方民主制度所欠缺的某些優勢；也難怪會出現張維為這樣睿智的學者，他在《中國震撼》一書中自信地宣稱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獨具基因優勢。

不管“文明型”這個詞看起來多麼扎眼，張維為有一點説得非常正確，那就是我們在討論不同政治制度的優缺點時，不應拘泥於“民主與專制”這樣的二分法，而應轉向“良政與劣政”的新範式。

在呼籲更多人關注“績效合法性”的同時，張維為堅持認為，“無論何種政治制度，最終都要歸結到良政善治上面來。”必須承認，當我看到香港政治制度如何在困境中掙扎時，不禁自問它還剩下多少“績效合法性”？

許多人相信民主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不糟糕的那一種”，在現實面前，這些人需要停下來想想到底有什麼證據來支持這種論斷。張維為提出中國是“文明型國家”，並非偶然，除了中國近30年取得的成就外，他還可以提出更多證據來支持他的主張。反而是我們，我們能找出什麼證據，來為失靈的民主制度辯護呢？中共帶領數億中國人擺脱貧困，告別政治動盪，這種功績絕非等閒。

因此，為民主而民主沒有什麼意義。民主好比是一棟住宅的供水或供電系統，只有當它能在我們需要的時間和地點高效地提供照明、暖氣或自來水，它才是有價值的。

無論印度或菲律賓的民主制度在意識形態上有多少優點，這些國家的政府數十年來都無法拯救在貧困線以下掙扎的億萬窮人。很難説這些國家帶給民主制度更高的信譽度，它們的“供水系統”或許很民主，但出不來水。

在香港，我們應該汲取什麼教訓？我們已經圍繞憲政結構爭吵了30多年，最後害了自己。我們的政治家不應該以是否爭取到“一人一票”來衡量自己的政績，而應該改善醫療體系，讓低收入居民老有所依，讓平民百姓買得起房，或者提高香港空氣質量。這些才應該是政客們衡量政績的標準。

只有當我們開始從“政績合法性”的角度來衡量我們的政治代表和政府官員時，我們才能得到希望擁有的東西。在那之前，政客們只會惺惺作態、虛以委蛇。如果香港人想要“一國兩制”維持到2047年以後，就必須做得更好才配得上。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南華早報》）

Bo解讀：

一人一票普選，恰恰是民主的對立面

因為這是投票權絕對平均主義，是混淆平均和平等概念的大鍋飯，實質上極為不平等

而且是外行選拔內行的方式，違揹人才選拔的科學規則。

不平等、不科學，談何民主？

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平等和平均是一個概念嗎？？
　　人人都有投票權，但是權利不是平均而是和能力、付出等掛鈎的，因此才平等！
　　你的能力僅夠投票選村長的，就不能投票選省長，這才公平。
　　任何權利都是如此。
　　就如就業權，關係你生存，更是基本人權吧？人人都有工作的權利，但是人人都有當工程師當律師的資格嗎？你就業權的大小不也是和你的能力付出掛鈎的？
　　如果無論水平高低、努力不努力，全都是同樣的資格去當律師當工程師，這是平均不假，但這絕對不是平等！
　　作為候選人有資格要求，因為政治也是專業事務
　　但選民怎麼就沒有資格要求了？難道選拔人才本身不也是一種專業能力？甚至要求更高，千里馬易得伯樂難求。
　　就如博士候選人，那是博士生，難道給博士生答辯的投票人就不用找專家教授？讓大街上的路人一人一票投出個博士來？
　　所以一步到位的直選式選舉，是我們之前大鍋飯的老路。以前是經濟上的絕對平均，現在是政治權利上的絕對平均，都是實質上極度不平等的方式，只是表面上的平均，就迷惑了大多數分不清平等和平均概念的民眾了。而且這種方式成了外行選內行，猶如讓搬磚工人一人一票投出個總工程師來。
　　這種違背了平等原則、科學選拔規則的制度，必會被歷史證明為失敗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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