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庸常化的台灣選舉讓一切淪為工具

眼看着台灣“大選”即將落下帷幕，然而回望來路，“換柱”、軍宅風波、政治現金、地下賭盤、藍綠惡鬥……在這條由各種貪腐、暗鬥鋪就的“選舉”之路上，台灣民眾走的辛苦卻又無奈。他們被所謂的民意、媒體、政黨裹挾着、利用着，曾經引以為豪的“一人一票”如今成了燙手山芋，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就這麼舉着，無所適從。

“台灣主流民意”不過是選舉政治的修辭

猶記得10月“換柱”，國民黨中央給出的一條理由就是洪秀柱的競選策略“不符合台灣主流民意”。這讓民眾自己倒困惑了，到底我的“民意”是什麼？

這當然是一個託詞，藍營“拔柱拱朱”的目的不在爭取2016大位，而在保護擁有地方樁腳、派系、人脈、金脈等資源的“立委”席位，靠“立委”席位保護藍營中央做為託詞的“修憲門檻”，亦即“國旗”、“國號”、“國體”等，實則是和綠營共同掩護一個權力來源的政治實體。藍營的作為説明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更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歐美搞選舉民主的國家，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亡國”；相反地，歐美是先有統一而健全的國家結構，才漸進地推行選舉民主制，從而能保證民主制，美國就是個例子。但台灣的政黨卻因為民代席次的多寡而產生“亡國焦慮”，這説明20多年來台灣選舉建構的“人權”、“主權”、“尊嚴”、“當家做主”等政治口號，已被自己證明比菲律賓的民主還脆弱，遑論比較歐美。

當然，不拔柱也不能保證2016大位或“立委”席次，但卻是藍營突破“維持兩岸現狀”困局的唯一機會。因此，拔柱説明島上被兩黨輪替獨佔的現狀和台海兩岸對立的現狀，已成為藍綠共同的利益。馬英九在雙十節聲明“維持現狀已成為台灣共識”，就是這種政治意義。洪秀柱作為“中華民國派”、作為“永遠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尚且因為“兩岸和平協定”之議而不見容於台灣政壇，可見“現狀法西斯”已牢牢宰制台灣社會的神經，而蔡英文就是“維持兩岸現狀”的新共主。洪秀柱向藍營中央歸隊，不僅警示所有冀望通過藍營走向兩岸和平、通過藍營牽制綠營政治暴走的選民，應重新認識選舉政治的侷限；更警示民主政治健全的前提永遠是健全統一的國家。

對於台灣民主來説，國家統一才是最終保障

也就是説，“拔柱”的意義在於正式宣告：透過選舉機制企求國家統一已無可能，任何台式和統之路已被體制性封殺，台海統一方式將完全取決於大陸如何應對內外環境，而沒有“台灣主流民意”可以置喙的餘地。洪秀柱囿於選舉主義政黨競爭制度，以行動説明政黨利益高於民眾福祉和民代席次勝過民本主義的殘酷，她體現不了自己在藍營臨全會上演説的“天下為公”這句話，卻反證選賢舉能是島上政治的海市蜃樓。

“維持兩岸現狀”和“台灣主流民意”，作為一種選舉政治的修辭，它們埋沒賢能，埋沒台灣更佳的前景與方案；同時隱藏了投機政客的私利，也隱藏了外力操弄台海地緣政治衝突的實質。誠如台灣《兩岸犇報》社評所言：“近日來甚囂塵上的換柱風波，國民黨中央的焦慮，在在説明了數十年來的藍綠惡鬥根本無關乎統獨分歧，不過是相互爭奪美日霸權在台代理人的權力遊戲。”台灣民主走向異化，其根源除了“美日霸權在台代理人”的玩法弄權，美國因素貫穿並宰制台海地緣政治60餘年，不曾因為台灣改行選舉制度而讓台人真正民主的事實，反面證明沒有統一的國家就沒有健全的民主。朱立倫拔柱參選才起步，餘剩3個月時間的首務不是訪民，而是規劃訪美訪日，可知島內“民主”的真相。台灣知名政治學者胡佛認為，國家統一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層次，“不論對台灣、對大陸、抑或對整體中國而言，中國統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們提升生活、實踐生命價值的方法。”但是，這種民主生活的“必要之善”成為島內的空谷足音，或成為票房毒藥，都説明台灣選舉政治欠缺最根本的思考層次，因而還不是健全的民主制。

台灣主流媒體是台灣民主衰敗的共犯

當政黨大員和選舉體制不能滿足健全民主的需求時，擁有信息力量的媒體原可發揮宣傳教化的功能。然而，多數主流媒體甘當政黨派系的工具，以其視聽利器營造“維持兩岸現狀”成為“台灣主流民意”，進而轉化為民調數據和選票，轉化為不能回應和體現民本利益的政治領導和民代，成為“鳥籠民主”的幫辦。去年9月北京發出一國兩制有利台胞的信息，島內多數媒體只忙着否定、撻伐、扭曲或消音，而不是提供公平開放的討論空間和討論信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成為台灣主流媒體的負面話題，顯然是媒體背後為了矇蔽民智、打造民意的政商勢力所為。

而正是這樣的民意羣，偏好簡單、激情、辛辣、聳動甚至造謠的視聽材料，於是在收視率和閲報率的市場因素驅動下，選舉活動變成綜藝表演，政治人物好比娛樂明星，電視名嘴指導治理方式和品評政治人物，政客們操弄以街頭秀和鏡頭秀來表現存在的年輕人。既然被作踐的民主政治失卻了政治威信，反中國、反黑箱、反服貿、反軍審……之類的激情戲，就遠比老成持重的題材來得奪目；像國家統一以健全民主這樣根本價值的話題，自然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就這個意義來説，台灣主流媒體幫造了有欠成熟的“台灣主流民意”。

以軍購議題來説，台灣主流媒體關於天價對美軍購幾乎一致叫好，而不反省批判那種服務於沒有勝算的“主權”競逐的超額支出，將使台北在面臨空前財政危機的條件下，再也無力支應環保、教育、交通、社會福利和金融整頓的需求，“維持兩岸現狀”因而只是自欺的空話，大陸隨時可中斷讓利台灣去軍購拒統的經濟鏈。報載奧巴馬政府將在明年初宣佈對台軍售20億美元，這不啻送給“維持兩岸現狀”發話者的一個當選大禮，並藉此出清自己庫存的老舊軍火。

10月初，台北派人蔘加“美台國防工業會議”，出席代表説：“美國所帶領的後冷戰時代國際新秩序，正遭受多個區域大國及非國家組織的挑戰。在美國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之際，台灣願善盡國際的責任。”這種扈從性的表態，使人反思馬英九和洪秀柱都無法兑現的“兩岸和平協定”的可貴。主流媒體和政經大員從不教育台灣人的事實是，“親中”不但不“賣台”，反而促使美日更加“親台”；《台日漁業協議》談了17年才成，正是2013年日方擔心兩岸聯手保釣的結果。然而，今年蔡英文訪美訪日均有密談，則“安全合作”、“南向政策”的發展，就是台灣被私心政客綁在美日菲主從同盟的戰車上，是台灣成為“南進基地化”的歷史重演。主流媒體做大台灣民意，卻不教育台灣民智，因而是台灣民主衰敗的共犯。

台灣民主庸常化與工具化

現在敍利亞困局正吸引美歐俄的力量，日本擴軍變本加厲，利用地緣政治衝突以進行經濟勒索的TPP劍指共造共享的B&R等，無不牽動台海問題的解決方式和時機。當年中印邊界領土問題，就是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得到解決。台灣是中國在島鏈圍堵中恢復領土主權的突破口，不論被動或主動，“台灣主流民意”都無法“維持兩岸現狀”，台灣民主更是由衰敗走入陪葬。如此一來，不但“2300萬人決定論”不堪一擊，“一國兩制”也不堪設想，去年香港佔中運動必然刺激北京的治理思考，這就是沒有統一國家為依託的民主體制的必然結果。

台灣人本有機會在台海和平統一的過程中發話，並因共襄民族復興大局而得到一定尊重與實惠，卻由於衰敗失能的選舉民主和不堪一擊的“主流民意”而斷送民主，實是自己釀成的悲哀。這種民主悲哀會造成兩岸關係的一些耗損，例如中國現代化失去一個華人社會融合西方體制進行地方自治的現實參照之類，但不會改變有利中國的多極化世界形成和中國本身的發展必然。可是，操弄台灣民意和翻不過歷史舊頁的政商軍學媒似乎懶得慎思一下，值不值得、應不應該利用“新民意”押上台灣為賭注，繼續去反對或延滯李馬扁近30年都無法改變和阻擋的大勢？

36年前，北京的《告台灣同胞書》説：“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箇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如今看來，兩岸大勢消長早無懸念，但被少數師心自用和短視近利的政商軍學媒所綁架的台灣人民，只能坐視兩岸共同立場與合作基礎被幼稚淺薄的選舉民主制耗光。正如美國政治學者傑克‧施耐德所説，文明世界的妒恨與衝突來自政黨之間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動員和極端民族主義政治。台灣選舉主義民主依靠對立動員而起作用的歷史可資證明。胡佛與朱雲漢教授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顯示：1999年政黨輪替前，全台54%的受訪者認為民主制優於其他體制；2年後，只有43%的民眾同意上述看法。二度政黨輪替後，2011年的調查顯示民眾認同民主制最優者達51%；3年後，這種民主制信念又落到45.7%。整體看來，選舉民主制無法真正取信於民，選舉出來的政黨和政治人物不能滿足多數台灣民眾的需求，這自然包括洪秀柱所歸隊的藍營，以及看好明年勝出的綠營蔡英文。民生大事和民族大業，好比一輛大巴士，由車上乘客每人一票的總數加減結果來決定駕駛員，就以為他會好好駛向自己滿意的地方。這不是庸常的邪惡，就是庸常的笑話。

庸常化的民主政治或許可以宰制台灣內部，卻對局勢毫無影響和應對能力，但這也許就是少數政商軍學媒所賴以寄生的依據。台灣民主被視為“拒統反中”的利器，但經驗證明這對大陸崛起沒有任何影響，事實證明它只能作為島內鬥爭奪權的工具，且日益虧損台灣的體質，從而降低與大陸和談的籌碼，進一步證明“維持兩岸現狀”的不可能。凡有識者和有條件者，必然不屑與之為伍，餘剩多數庸常者和無辜者隨從“台灣當局”綁赴“主權獨立”的前線。

但是，正因為20多年來台灣民主庸常化與工具化的經驗，使它無法成為島上政商軍高層的嚴肅信仰，“阿帕奇團趴”、“大黃蜂入境”、“軍審法終結”、“拔柱案”……，無非説明台灣民主並非島上高層生死與共的物件。而基於外向型經濟體和資本逐利的本質，那些深深依靠大陸製造基地與新興市場的台灣資本家會做何選擇，是很明白的。至於台灣黨政高層拒統反共，主要因為其內部政治權力來自選舉政治實體，在軍方無法保證死守這個政治實體或只能守死的條件下，政客們必然選擇一個新權力來源，那顯然不再是一張張單薄的選票了。也就是説，對政治和資本高層而言，“台灣主流民意”既然是可打造的利器，自然也是可拋棄的工具。“台獨”內部缺了這兩樣，就剩下任人擺佈的庸常之眾了，這就是解放了政治和資本桎梏後的台灣民意的實體。

對藍營而言，“九二共識”不過是一個“拖”字的代稱。朱立倫在獲藍營臨全會徵召參選2016後致詞説：“如果我們不能讓‘立法院’堅持下去、維持多數席次，可能到時候輸的不是一次選舉，輸的是‘中華民國’，輸的是兩岸和平。我們的對手絕對不是在黨內，我們的對手是可能會改變‘中華民國’、影響我們未來的民進黨。”這似乎是愚弄庸眾的話，綠營大員傾巢參加雙十節活動，又在訪美時聲明“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還因此獲得台獨大佬的稱許。綠營《兩國論》、《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常國家決議文》等，悉數寄生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掩護下。藍綠關係既是選舉對手，也是政治幫手；一個扮白臉牽着大陸説不獨，一個扮黑臉去拉外援説不統，實質就是“拖”而已。但在“拖”的主架構下，台灣通過不健全的民主朝向內耗，而大陸的改革開放日益精實壯大，越“拖”就會讓這種對比越明顯，也會讓台海問題的解決越減少磨擦和懸念。

當然，作為獨佔台灣的既得利益者，不分藍綠的高層大員少不了破壞大陸成長佈局的主意，他們固有的政治和資本權力的外部來源是美日，這幾乎是用不着維基解密的常識。然而，台北高層若裹脅“新民意”或自恃“台灣主流民意”去國際戰場中下注，這或許會給美系同盟封鎖大陸並資助台灣的機會，但台灣將因此成為交戰焦土而仍然復歸中國，“台灣主流民意”也將成為歷史名詞。因為台灣只是美國的霸權棋子，而非致命因素，武力爭奪台灣的戰線過長，對戰中國的成本過高，戰後東亞局勢失控的可能以及戰爭毀損中美經濟利益等重大考量，決定了美援台灣“新民意”只是幻想。現實是，恰恰因為“新民意”犯規，華府“棄台”對內對外都交代得過去。但對中國而言，台灣復歸是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的關鍵，台灣的地緣位置決定大陸會傾注全力收復台灣。從康熙皇帝到蔣介石都不曾放棄這種歷史任務，在歷史上最接近民族復興時刻的中國領導人就沒有理由成為歷史罪人了。

至於聯合東亞地區的美系代理人來打擊大陸。首先這些國家不是和中國一個檔次的對手；再者，封鎖中國必然逆傷自己，日菲等國沒有足夠的經濟底氣和戰略縱深可以承受。這些民主國家的智能或許也受限於選舉，但還不至於低能到為了滿足台北的“安全合作”和“南向政策”而因小失大。更重要的是，任何阻止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合縱連橫必然為13億同胞所不容許，也不見容於全球海外華人；那麼，北京堅決討伐罪魁禍首就不愁找不到理由。

總之，或“拖”或“打”，結局是一樣的，差別只在於代價和過程的痛楚，負傷最重的必然是台灣。洪秀柱屈服於藍營中央託詞的台灣民意，失卻啓迪台灣民智的最佳機會，枉費“天下為公”的演説；朱立倫使出辯論“維持兩岸現狀”的國家路線，仍是選舉造勢的伎倆而已。台灣選舉揭示一個事實：民主反蔣的人們，實是反共法西斯的傳人，而以現狀法西斯和“台獨”歇斯底里的形貌表現出來。但選舉主義民主制使台灣政治低能化、工具化、附庸化，減少兩岸關係最終解決的難度，又不失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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