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台灣“大選”中有羣憂鬱的深藍選民

在我們的血液中，流淌着無處安放的陌生鄉愁。——題記

蔡英文肯定會犯錯

“‘總統票’我會投給蔡英文。”張先生認真而又平和地説。

張先生具有典型的外省家庭背景：父親是蘇州人，母親是上海人，內戰後期逃難來台。退休之前，他長期做着和大陸事務相關的工作，深受國民黨器重，在兩岸開啓全面交往前，就已經對大陸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退休之後雖然以青燈古佛為志趣，但生活佐料中仍然少不了對家國天下的關切。他時常將大陸和台灣作對比，對台灣的未來有着深深的憂慮。

“現在大陸的很多建設，都是三十年前就定好的，”談及大陸，張先生兩眼放光，“大陸的科學家好厲害，能夠堅持那麼多年攻關做一件事情，決策者也有長遠眼光，有耐心，這個在台灣已經做不到了。”

對於他而言，台灣已經是一處“鬼島”，綠營將台灣搞得天翻地覆，兒子打老子，學生搞“文革”，台灣的倫理綱常和社會的良好秩序，正在被腐蝕和破壞。

“現在是習總統一最好的時候，”張先生堅定地説，“台灣經濟這麼弱，政治這麼亂，大陸又那麼強，習總那麼有魄力，此時統一，我們這輩人是雙手贊成的，不要錯過這個時機。”

至於為什麼要投票給蔡英文，張先生故作神秘：“我覺得國民黨在下一盤棋，因為它知道自己贏不了，於是乾脆將蔡英文拱上去，蔡英文肯定搞不好台灣經濟，到時候還會求大陸。‘習馬會’先例已開，她肯定能和習總談，可是能談什麼呢，無非就是統一了，這個事情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做了就是‘賣台’，會被台灣拋棄。所以莫不如順水推舟，讓蔡英文做第一屆‘特首’，所以我要投蔡英文！”

深藍族羣在這樣的造勢遊行中，往往最充滿熱情

新黨志工李伯也有類似的想法。作為金門人，他對民進黨有着骨子裏的不信任，卻依然“固執”地投票給蔡英文：“投給蔡英文，是因為我知道蔡英文上台肯定會犯錯的，這樣大陸就有理由進攻台灣，實現統一，到時候金門第一個投誠！”

張先生和李伯的驚奇想法不是個案，而是反映了一個羣體的偏好，這個羣體曾參與和見證了腳下這塊土地的經濟奇蹟，是國民黨在此地六十多年合法性的基石，但卻在最應該被歌頌和尊敬的時候，被現在的主流社會排擠，被信賴的政黨反覆政治消費。在多年的含淚投票、投賭氣票和廢票後，他們最終失去了主心骨，變得無所適從，進而想通過這種病態的方式“報復台灣”。

在五彩繽紛的台灣政治光譜中，這個羣體有一種共同的顏色——深藍。

“我不覺得這麼想很好，這脱離實際。”家住台北的孫先生覺得深藍還是應該有所作為。

二戰時期，孫先生的父親參加了中國遠征軍，擔任孫立人將軍的英文翻譯，後隨國民黨遷移來台。傳統中國軍人的風骨深刻影響了孫先生的人生價值，現在的他提筆鏖戰在台灣混亂的輿論場，已經是一名資深的媒體人。

“我看不起國民黨，也看不起台灣，”孫先生説道，“我並不恨，只是看不起，看不起國民黨的官僚和骯髒，看不起台灣人的坐井觀天，台灣沒有準備，也沒有能力去影響大陸，卻仍然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雖然孫先生還沒有決定心儀的“總統”人選，但“政黨票”已經確定投給以“正藍旗”自居的新黨。

“藍營其實很危險，我希望新黨能夠獲得5%以上的得票率，讓深藍在‘立法院’中有自己的聲音。”

孫先生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據《蘋果日報》的民調顯示，新黨的支持率僅有3.8%，這意味着新黨能拿到政黨補助款，卻不能進入“立法院”。

“我們還需要動員那些不願意去投票的藍軍。”滿面倦容的孫先生，瞬時神采奕奕。

我們是蝙蝠

在台灣，外省和深藍有一種天然的聯想，除了已經被綠營奉為神明的鄭南榕等少數外省人，外省的顏色往往藍得如大海般深邃。早期的台灣，族羣對抗並沒有那麼明顯，也沒有所謂的藍綠之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李登輝出於個人私利，放任台灣本土意識的無限膨脹，國民黨當局由台灣的光復者，逐漸變成了耀武揚威的殖民者，隨蔣介石來台的外省族羣被劃歸為欺壓本省族羣的權貴，談統一也變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確，泛統言論被有針對性地排擠出輿論空間中。幾年前一位在博物館做志工的阿嬤，因為説自己是“中國人”，而被別有用心的記者上傳youtube，被成千上萬的網絡鄉民進行輿論霸凌。

“我還記得這樣一個故事，”孫先生的女兒小詩回憶道，“那時候我們家還在台中，有一次我爺爺打的士，那個時候台灣的士有兩種計價方式，一是用計價器，二是看價位表。我爺爺只是問了下司機怎麼計價，就被司機罵是‘大陸狗’，爺爺氣得手一直在抖。”

美國布朗大學的Varshney曾發表文章指出，公民社會並不一定能夠消解衝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帶來衝突。他以印度為案例，認為如果各族羣只發展各自內部的社會網絡，忽視族羣之間的網絡，族羣內公民社會的發達反而會導致族羣之間的矛盾加深。發達族羣內的公民社會也會為暴力行為提供動員基礎。

近年來，台灣的“公民”異常的忙碌。

在一個並不友善的環境中，深藍或是沉默，或是隨着在地時間的增加而擁抱本土價值，深藍族羣被漸漸邊緣化。

“我們這輩人有一種原罪，”孫先生惆悵地説道，“我們沒有享受到什麼特權，卻又要為馬英九揹負十字架。”

有原罪的並不只是孫先生，雖然很勉強，但孫先生的父親早年還是支持了李登輝，因為在孫爺爺看來，外省人欠本省人太多，也許需要一個本省人來當“總統”。

“但是他後來發現李登輝欺騙了所有人，他也開始變得消沉，”小詩説，“有一天，他突然拉着我的手問我，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我很害怕，輕聲試探説台灣人，他暴跳如雷，大聲對我説，記住，你是中國人！”

孫爺爺在大約十年前去世，留下孫家不能投民進黨的家訓，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孫先生沒有張先生那份灑脱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大陸，大家把我當作台灣人，但在我生活的台灣，我卻又不是台灣人。”孫先生感慨道。

伊索寓言中，蝙蝠徘徊鳥獸之間，無所歸屬。台灣著名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以蝙蝠類比眷村子弟，揭示了他們被中國和台灣“雙驅逐”的生存狀況。

“我就是蝙蝠。”孫先生苦笑道，他突然有點懷念眷村無憂無慮的生活，和在一起玩鬧的本省夥伴了。

對於上一輩深藍來説，只想給子孫留個清明的台灣

“台灣有民粹，沒民主”

番薯與芋頭，是曾經對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貶義稱呼。雖然為外省人，但張先生和孫先生都和本省姑娘成了家，台灣也有了番薯和芋頭結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台灣人。

“我爸爸從不會給我灌輸什麼政治立場，”張先生的女兒小儀説，“但家庭環境還是有影響，我承認我是‘天然獨’，但我對民進黨也是天然的恐懼和反感。”

小儀對政治沒有什麼大的期許，兩年前的“九合一”選舉，當時還是首投的她，放棄了投票的機會，這一次，她也依然不會去投票。

“不過我會投‘立委’，給國民黨。”小儀覺得這樣理所應當。

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塑造其成員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的過程，而家庭是重要的社會媒介。深藍家庭的原罪，無論多少，往往會被代代相傳，變成詛咒。

“我不希望我的兒女揹負我們的包袱，”孫先生動情地説，“我希望他們知足常樂，平平安安，但受爺爺和整個家庭氛圍的影響，小詩最後還是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在一個天然獨的世代裏，他的女兒小詩儼然成為了一個異類，她為張亞中、趙春山這樣有深藍取向的大咖工作，將自己對綠營的鄙視毫無顧忌地表現在言談舉止中，而這一切對她而言順理成章，面對可能的孤立和排擠，她並不感到任何的後悔。

她其實並不孤單，至少在這個圈子內，還有如王炳忠和侯漢廷那樣的青年，接手了父輩的旗幟。

“大陸學台灣民主會學壞的，台灣有民粹，沒民主”，小詩忿忿地説。

尾聲

2016年，台灣又走入了一個四年的循環，“選舉症候羣”的陰影彌散在藍營的心坎間，揮之不去。張先生依舊每天虔誠地聽經誦經，佛祖的教誨，讓他有了更隨和的性情，也填補了他心中失去的空間。孫先生仍然在奮筆疾書，在波雲詭譎的選戰中，為新黨搖旗吶喊，做着他認為正確的事情。

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身份，對心中那份不知所以的鄉愁手足無措。至少在此刻，他們還能真實地感受到腳下土地的敦厚，他們和眾多的父親一樣，肩扛着這個名為社會的大廈，努力為自己的兒女爭取一個空間，一個能夠做出他們自己選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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