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杜塔特：懸崖邊上的德國

當德國科隆舉行跨年夜慶祝活動時，大批北非和中東男子把女性引誘到科隆大教堂的陰影裏，包圍了她們，並施以猥褻和搶劫。據報道，受害者中有兩名女性遭到強姦。

雖然從德國漢堡到芬蘭赫爾辛基都發生了類似事件，但當局一開始仍然試圖淡化處理，以免對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給予難民的大規模庇護政策造成負面影響。

這種把事情“壓一壓”的處理方式已經導致科隆警察局局長丟了烏紗帽。但直到現在，德國政府更關心的，似乎是管制憤怒不安的本國人（最近還與臉書及谷歌達成協議，限制反移民言論在網絡上出現）；而不是管制移民。不久前，默克爾剛否決了一項將2016年接納難民數量限制在20萬以內的政策建議（去年德國接納了超過100萬難民）。

關於移民的爭論由來已久。數十年來，歐美的保守派一直在發出警告，認為歐洲的移民政策過於慷慨，往往置普通歐洲人的願望於不顧，對歐洲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保守派指出，移民不僅難以同化，而且存在激進化的威脅，可能在歐洲城市裏釀成巴黎恐襲和科隆騷亂之類的暴力事件。

同時，他們的言論中也夾帶着驚悚荒誕的“私貨”，散佈歐洲“阿拉伯化”“伊斯蘭化” 的恐懼情緒。直到不久前，移民同化對於歐洲來説，是一項雖然艱難卻並非不可能完成的挑戰，歐洲似乎也不太可能重蹈前南斯拉夫的覆轍，走上四分五裂的道路。

按照目前的移民形勢，歐洲這隻諾亞方舟已經駛入了未知的水域。移民給歐洲帶來的問題不只在於絕對數字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男性青少年在移民中佔巨大的比重。

例如瑞典，它與德國一樣，都執行開放國門政策，2015年向瑞典提交庇護申請的難民有71%是男性。美國政治學者瓦萊麗·哈德森在Politico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類別下，多數是十六七歲的青少年，“難民性別比例差異尤其突出，男孩數量是女孩數量的11.3倍。”

哈德森提出，這種人口趨勢對社會秩序直接造成了影響。第一，年輕男子畢竟血氣方剛，容易滋事；第二，性別比例失衡的社會往往都不太穩定；第三，這些移民的文化背景與歐洲大不相同，他們對待女性的態度與歐洲當代價值觀背道而馳。

除了需要像挪威歸化課程那樣，説服新來的移民“不允許強迫他人發生性關係”，歐洲還面臨一個長期的困境。

當歐洲國家以穩健的步伐接納移民，深層變化會來得較慢，給東道國時間進行消化。這就是為什麼歐洲穆斯林人口每十年只增長一個百分點；也是為什麼許多數十年前來到德國和法國的土耳其和北非移民如今已相當歐化。

然而，如果短期內增加移民一百萬乃至數百萬，其中大多數還是年輕男子，歐洲將迎來非常急劇的轉變。

就德國而言，我們應該關注的數字不是該國總人口有8200萬，而應關注二十多歲的青年人有多少——2013年這個數字不足1000萬（其中當然已經包含大量移民）。德國接納的新移民將對這一批年輕人，以及未來每一批年輕人造成根本性影響。

這種影響的巨大程度取決於這些青年男子能否把新娘和家人帶來歐洲。只要他們能組建家庭，或與親人團聚，歐洲的社會安全將大為改善，因為有家室的男人不太可能在狂歡節上猥褻女性，或是在猶太人教堂塗鴉，或擁抱激進的極端主義。

但這也可能給歐洲人口結構造成數倍於目前的影響。或許有一天，德國40歲以下的人口有一半是中東和北非移民以及他們的後裔。

如果你相信，一個老齡化、世俗化、民族構成基本同一化的社會，有可能和平吸收規模如此龐大、文化差異如此顯著的移民人羣，那麼德國政府發言人的位置非你莫屬。

2015年的一期《明鏡週刊》封面：聖母安吉拉——默克爾的政策分化了歐洲，顯示了一批人對德國難民政策的不滿

不僅如此，天字第一號傻瓜也非你莫屬。這種巨大的變遷勢必將對本國人和新移民兩個羣體中都造成分化。它帶來的威脅絕不只是恐怖主義的疥癬之疾，而是法西斯式政治暴力的死灰復燃。法國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在小説《屈服》中，虛構了一個在本土主義者與伊斯蘭主義者街頭鬥毆中被撕裂的法國。如果德國繼續這樣走下去，維勒貝克的想象極有可能成為現實。

事物不一定朝着糟糕的結局發展，但防微杜漸才是審慎的做法。正因如此，德國暫時向移民關閉了國境；開始有秩序地遣返體格健全的年輕男性；放棄了通過魯莽的人道主義為黑暗歷史贖罪的美好幻想。

同時，這也意味着，默克爾必須卸任——只有這樣，德國以及受德國支配的歐洲，才能避免為默克爾高尚的愚蠢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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