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沙特問題的中國解決方案
【作者按：筆者曾應邀出席2014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AlGhad召開的Rahmania年度討論會。我從中國的視角為沙特應對在當時面臨的三重挑戰，提出一個加入中國“一帶一路”的解決方案。然而當一個觀點太超前，其命運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當時的沙特人聽不進去並不奇怪，但是筆者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是，當這些挑戰在過去的一年裏真的發展到危機的程度時，沙特的應對竟是如此絕望和沒有章法，硬是錯失與伊朗和解的歷史機遇，選擇走目前的這樣一條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路。反觀伊朗人，他們明顯地認識到我在文章中討論的中國一帶一路將為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即使是面對沙特殺掉什葉派宗教領袖的挑釁，仍然不為所動，堅持理性的回應。我一直想如果那個會不是2014年1月，而是2015年1月召開，是不是沙特人就會聽進去一些了。不管怎麼説，沙特人早晚會認識到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正在為中東的地區秩序帶來一個新時代。】
沙特可以成為亞非的交通樞紐（紅線）
沙特阿拉伯目前正面臨着三大挑戰。首先，隨着美國調整其中東政策，沙特地緣政治環境正在迅速變化。儘管有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強烈反對，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即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中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五國外加德國，最近仍就局部限制伊朗核活動簽訂了初步協議。美國與伊朗關係緩和，由此可能在該地區帶來的後果是直接挑戰了沙特阿拉伯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
其次，沙特阿拉伯的經濟環境日益惡化。美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裏海地區在全球能源供應市場中的重要性也在與日俱增，這些變化將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重大影響。沙特阿拉伯不得不採取措施使其經濟多元化。
第三，沙特阿拉伯周邊國家的社會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對沙特的發展構成了嚴重挑戰。中東和北非地區人口快速增長，失業率持續走高，導致該地區政治的不穩定因素上升，其中以“阿拉伯之春”代表的一系列政治動盪尤為典型。此類政治地震和社會抗議潮會波及沙特阿拉伯。
目前的中東秩序是殖民主義遺產、冷戰以及美國霸權的產物。然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在逐步瓦解中東地區的現有秩序，併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就在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簽署初步核協議之前，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寫到：“在瑞士日內瓦進行的由美國主導的就伊朗核問題進行的臨時談判在遜尼派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引發了地緣政治地震。這次在正式談判結束對伊朗制裁以換取伊朗放棄生產核武器之前舉行的臨時談判，試圖通過適當減輕對伊朗的部分制裁來局部地限制伊朗核計劃。如果達成協議，它將會產生自20世紀70年代的《戴維營協議》和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在重塑中東秩序方面最深刻的影響。”(Friedman2013b)。
隨着中東秩序進入深刻變革期，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中東地區國家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沙特阿拉伯可以做些什麼來維持其在中東新秩序中的地位呢？在國際政治經濟中什麼樣的有利條件才能幫助沙特應對未來十年可預見的動盪呢？
在本文中，我將首先簡單討論沙特阿拉伯面臨的上述三大挑戰，隨後我將結合國際政治經濟的大背景來對這三大挑戰進行深入分析。我將指出美國調整中東政策引起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化是沙特發展面臨的三大挑戰中最為嚴峻的一個，要想了解其根源必須要考慮中國的作用和影響。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收縮是其“重返亞洲”這一全球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重返亞洲的主要目的在於應對中國的崛起。沙特阿拉伯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挑戰不僅來自於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收縮，也來自於中國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作出的反應。
隨着中國提出“向西開放”戰略以對沖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中國對伊朗更為關注，由於其具有戰略意義的地理位置，伊朗對中國試圖建立聯繫歐亞大陸地區交通運輸網絡的努力而言極其重要。美國已經預見到中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NSREB)戰略將為伊朗在國際事務中創造出良好環境，而且一個在地緣政治中地位提升的伊朗可能對自身構成更大的挑戰。因此，美國及時地調整其戰略以緩和與伊朗之間的關係。美國眼中的中東地區新秩序的建立將主要取決於兩份協議的簽訂：未來巴以和平條約，以及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之間簽署的核協議。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是推動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經濟支柱。TPP是12個國家正在談判的一個下一代自由貿易協議，中國目前被排除在這個談判之外。為了應對這一挑戰，中國提出了兩大舉措，一個是支持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即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10+6”)參加，通過削減關税及非關税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個則是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NSREB)和海上絲綢之路，即試圖整合整個歐亞大陸地區的一個項目。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既給沙特阿拉伯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對沙特的挑戰在於，作為連接中國和歐洲、中東以及非洲的大陸橋，伊朗將會從這個項目中獲得最大收益。然而，如果沙特阿拉伯修建位於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的海底隧道，自己成為連接亞洲和非洲的大陸橋，那麼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也將給沙特阿拉伯帶來巨大的機遇。若採取這一舉措，沙特阿拉伯便可以極大地提升自己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中的地位，同時也能很好地應對其面臨的三大挑戰。
在21世紀，沙特阿拉伯和中國相互之間的戰略意義愈加明顯：沙特對中國重要，不僅是因為其對中國的石油供應，而且還在於它可以成為連接中國和非洲的大陸橋。這一交通走廊不僅將有利於中國的發展，而且還將惠及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其他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反之，中國對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中國是中東和平進程中確保伊朗與其周邊國家和平相處的利益枚關方，也在於中國可以充當"中間人"促進沙特和伊朗通過談判停止一直以來的敵對。中國可以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經濟合作以緩和兩國之間的關係，在重塑中東新秩序中發揮着獨特的作用。
一、應對新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中東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僅是因為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也是因為它“溝通東西方的海、陸、空通道的重要歷史作用”(Khalidi:2009:111)。近幾十年來，中東地區秩序一直深受殖民主義遺產、冷戰時期超級大國之間的敵對以及美國霸權的影響，中東地區依賴美國的軍事力量來維持秩序，並確保石油運輸安全。構建地區秩序的兩大基礎分別是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對立，以及美國支持遜尼派國家與伊朗領導的什葉派國家之間的對立，從這層意義上來説，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於2013年11月24日簽訂的協議反映出該地區地緣政治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因為這一協議標誌着美國對伊朗政策的重大改變。
儘管當前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敵對始於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人質危機，但其根源可追溯到英國殖民主義和冷戰的影響。在20世紀50年代初，伊朗將英國石油公司(AIOC)國有化，杜魯門政權對此採取同情的政策。艾森豪威爾政府改變了這一立場，開始從冷戰的視角看待這一事件。英國發表聲明，認為伊朗將AIOC國有化“會被廣泛認為是俄羅斯人的勝利”(Kinzer2008[2003]:90)，艾森豪威爾政府支持這一聲明並將伊朗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解讀成一次有利於蘇聯的冷戰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動的一場政變推翻了領導AIOC伊朗國有化的伊朗民選總統穆罕默德·摩薩台，並讓伊朗國王巴列維執掌政權。巴列維執政時期採取的激進的現代化計劃從很多方面改變了伊朗社會。然而，這一政變也引起了伊朗社會對美國影響的強烈不滿。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美國對伊朗政策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主動出擊遏制伊朗的擴張，二是在伊斯蘭教什葉派與遜尼派之爭中為與伊朗敵對的任何國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美國顯示出不願再插手中東地區事務的意向。奧巴馬政府十分看重與伊朗談判的影響力，認為這場談判將對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的後三年產生“變革性的影響”(McManus2013)。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這一政策轉變反映出美國已經對海外軍事幹預感到疲勞。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這是美國不得不收縮其全球策略的原因之一。
一位評論家指出：“收縮全球策略是美國民眾的心聲，從伊拉克撤軍，即將從阿富汗撤軍，在最後一刻退出對敍利亞的軍事打擊，以及與伊朗就核問題很有可能簽署的(也是非常可取的)臨時協議，都是美國企圖收縮其全球策略的表現。如果用一句話來表明美國的心聲，那就是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説的：無論誰是未來的國防部長，在他建議總統再次派遣大量陸戰部隊前往亞洲、中東或非洲時，都應該牢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名言‘檢查一下你的腦袋是否正常’。”(Cohen2013)
根據美國獨立的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83%的美國人認為總統應專注於國內政策，僅6%的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外交事務。皮尤研究中心自調查公眾對國家事務的看法以來，這次調查的結果是它關於公眾對外交政策表示支持或感興趣的數據中最低的一次。與此相反，在2007年次貸危機重創美國之前，只有39%的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首要關注點應該是國內，而40%的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外交事務(Cohen2013)。
奧巴馬還因為其他一些原因計劃減少花在中東事務上的時間。第一個原因是美國政策制定者已經厭倦了處理該地區頻繁爆發的危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曾於2013年9月告訴《紐約時報》：“儘管中東地區很重要，我們也不能因此全天候地不斷消費戰略資源。”(McManus2013)第二個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實力的影響，國防開支縮減限制了美國政府在軍事行動上的選擇。第三個原因是軍事解決方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
然而，“重返亞洲”戰略是美國在中東地區進行戰略收縮最主要的原因。美國試圖將戰略資源集中在亞太地區，因此需要減少在中東地區的資源投入，並與伊朗進行談判，從而確保減少對中東地區的關注不會引起太多麻煩。托馬斯·弗裏德曼指出：“伊朗對美國國家安全最具威脅的幾個問題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它們包括敍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巴以衝突、恐怖主義、能源安全以及核擴散問題等等。美國與伊朗關係緊張會導致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惡化，而兩國關係緩和則有助於改善這些局面。2001年，伊朗在我們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戰役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協助作用，並且在塔利班勢力尚未完全接管阿富汗的情況下幫助我們撤離了阿富汗。”(Friedman2013)
美國中東政策的突然轉變引起了盟友們的強烈反應，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表現得尤其突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鑑於伊朗在解決美國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中可以發揮的積極作用，美國政府將不會屈服於來自盟友的壓力。正如弗裏德曼所説：“美國不是受僱於以色列和遜尼派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談判律師，他們命運最終的決定權在他們自己手上。我們美國不僅應該致力於削減伊朗的核能力，而且也希望結束長達34年的伊朗與美國之間的冷戰。伊朗一美國冷戰不僅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也損害了以色列和阿拉伯朋友們的利益。以色列和阿拉伯正試圖阻止我們簽訂一個對美國和他們都有利的協議。美國必須毫不猶豫地闡明和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美國目前的利益在於與伊朗簽署一份過渡性核協議，這也將有助於解決一系列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其他問題。”(Friedman2013)
美國和伊朗關係緩和將極大地改變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環境。如果伊朗朝着完全放棄核項目的方向發展，就能在幫助美國解決中東地區其他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從理論上説，伊朗也將因此能夠重新獲得全面參與國際貿易的權利。這對沙特阿拉伯而言將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因為沙特將不得不重新定義其與伊朗的關係以及它自身在中東地區所扮演的角色。
二、全球能源市場的新成員
美國成為主要的能源生產國，以及裏海地區在全球能源供應中所佔比重的不斷增加，給沙特阿拉伯經濟發展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2013年10月，美國日產油量達到770萬桶，這是美國20多年來第一次超過了760萬桶的每日進口量。據國際能源機構(IEA)預測，美國油氣產量將在2015年超過俄國及沙特阿拉伯，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家(王歡，2013)。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美國770萬桶的日均產油量已經超過沙特阿拉伯2013年760萬桶的日均出口量。美國國內石油產量的快速增長極大地降低了美國對外國石油的依賴。2005年，美國石油進口與國內需求之間的比例為60%。到了2011年，這個比例降為45%。據估計，在2013年上半年，美國國內83%的石油需求實現了自給自足，達到了自199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許，2013)。
2013年5月13日，Alwaleedbin Talal王子在給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長AliAl-Naimi及其他幾位部長的公開信中警告稱，美國頁岩油和頁岩氣產量的飆升將減少其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的原油需求，這可能嚴重威脅到以石油產業為支柱產業的沙特阿拉伯經濟。他還指出，沙特阿拉伯92%的財政預算來自石油收入，其出口收入的90%也是石油貢獻的。國際能源機構預測，在未來五年內，美國對OPEC成員國的原油需求會減少。2012年美國從OPEC成員國進口的石油量降到了15年來的最低水平(Makan and Allam,2013)。
沙特阿拉伯前石油部長Mohammed Al-Sabah不同意Alwaleedbin Talal王子的觀點。他認為，即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也不會給沙特阿拉伯在國際石油市場的地位造成負面影響。他指出，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日產油量為1000桶，遠遠超過了當時沙特阿拉伯的產油量，但這並沒有對國際石油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美國國內的產量不能滿足其國內的石油需求。即使美國2014年日產石油1100桶，它仍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輸出國。在2013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7.6億桶，而美國只有區區190萬桶(Sabah,2013)。
但是，如果我們用比較美國的產油量與沙特阿拉伯的出口量來衡量美國在國際能源市場角色變化的影響的話，認識就太過片面，原因如下：首先，美國對OPEC成員國石油需求減少已經反映出美國在國際能源市場角色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比如，2013年2月，美國從OPEC成員國進口的石油量降到了自1994年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事實上，與美國相比，沙特阿拉伯在國際能源市場上仍然佔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經受住市場份額減少的衝擊。但是，OPEC其他成員國卻沒有沙特阿拉伯這樣幸運。沙特阿拉伯每天向美國出口的石油達到135萬桶，但是相比之下，尼日利亞跟安哥拉兩國日出口總量僅達到60萬桶，創下了25年來的新低(Makan,2013)。隨着美國石油產量的增加，世界上許多石油生產國家受到嚴重影響，國際能源市場也將隨之發生變化。因此，沙特阿拉伯也不得不在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中經營其石油產業。
其次，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甚至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輸出國家的這一事實必將影響它對中東地區外交政策成本效益的評估。隨着美國在能源獨立的道路上越走越快，美國對中東的關注自然會變得越來越少。
第三，美國及裏海地區日益增加的能源供應將加劇未來國際能源市場四大能源中心之間的競爭。過去，OPEC及俄國是國際能源市場主要的石油供應商，現在兩大新興產地已經加入了能源市場的競爭。雖然沙特阿拉伯在國際石油市場的主導地位不會受到威脅，但未來它將不得不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例如，俄國已經採取先發制人的措施，於2013年與中國簽訂了為期25年、金額高達2700億美元的石油供應合同，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交易。俄羅斯總理於2013年10月訪問中國時，又與中國簽署了另外一份“超級大單”，即在未來十年每年為中國額外供應1000萬噸石油。截至目前，中國石油進口量中僅有5%來自俄國，俄國依據中俄簽署的兩份合同向中國供應石油後其能源份額在中國市場的比重將大幅增加。
國際能源市場的變化給沙特阿拉伯帶來的不斷增加的壓力，將迫使沙特阿拉伯推動其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減少對石油產業的依賴已經成為沙特阿拉伯的政府政策。根據“沙特阿拉伯：2015年長期發展戰略”這一政府計劃，沙特將推進重大的經濟改革，重視私人投資，發展多元化產品，大力發展服務業。這份文件預測，“到2014年止，油氣出口在總出口中所佔的比重將從71.7%降至36.7%，到計劃時期末，石油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預計只有17.9%”(Lippman,2012:88)。問題在於如何實現目標和沙特是否有足夠的動力來推動這些目標的實現。
沙特阿拉伯正面臨着人口增長、高失業率、人民貧困、區域政治不穩定等挑戰。沙特阿拉伯面臨的第三大挑戰是，周邊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加之高失業率，尤其是高青年失業率，導致了政治的高度不穩定。中東及北非地區面臨着人口快速增長的問題。從1980至2010年，埃及人口從4260萬增至8050萬，約旦人口從370萬增至740萬，敍利亞人口從880萬增至2220萬，伊朗人口從3980萬增至7690萬，伊拉克人口從1320萬增至2970萬，阿曼人口從120萬增至300萬，也門人口從910萬增至2350萬。沙特阿拉伯人口也從1000萬增至2570萬(Cordesman2011:8-9)。
由於過去三十年裏人口快速增長，這些國家都出現了青年人口迅速膨脹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沙特阿拉伯國土面積較大的鄰國尤為突出。其中，2011年14歲及以下年齡人口在也門跟阿曼佔總人口中所佔比例高達42%-45%，在伊拉克總人口中高達38%，在約旦及敍利亞總人口中高達36%，在埃及總人口中高達33%。而該年齡層人口在沙特阿拉伯總人口中高達38%(Cordesman,2011:10)。中東地區青年失業率高達2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2011年4月發佈的中東及中亞地區前景展望中指出：“這一數據超過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區的青年失業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失業現象‘在青年人中尤為普遍’，15至24歲的失業青年佔該地區失業人數總數的40%，在埃及和敍利亞這一數據高達60%。”(Carey and Salama2011)
人口眾多導致貧困的現象在不生產石油的中東國家尤為突出。正如托馬斯·李普曼指出的那樣，“沙特阿拉伯的周邊環境不好”(Lippman2012230)。沙特阿拉伯的確毗鄰許多較富裕的國家，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和科威特。但是這些富國的國土面積都很小。相比之下，除了阿曼以外，與沙特阿拉伯相鄰的國土面積較大的國家都比較貧窮。就世界人均GDP排名而言，沙特阿拉伯排在第55位，而埃及僅位列第137名，約旦為143名，伊拉克為159名，伊朗為104名，也門為172名(Cordesman2011:12)。
沙特阿拉伯自身也面臨着國內就業市場失衡的問題。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平均每年就有40萬到50萬的失業人口，而且隨着人口增長，失業人數每年還在增加。但另一方面，卻至少有400萬外國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而且這些外國人每年都會把他們從沙特賺取的約200億美元寄回他們的祖國(Lippman2012:105)。
因此，地區經濟發展對沙特阿拉伯的國家安全有很大影響。如果沙特阿拉伯那些人口眾多的鄰國仍然貧窮，政局仍然動盪不安，沙特阿拉伯的國家安全就會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一位分析人員指出：“阿拉伯和波斯的宗教人士，各國政府和各國的政黨，只有從這些現實中吸取經驗教訓，才能為自己國家的人民帶來福社或者為政治穩定提供一個基礎。當埃及、利比亞或突尼斯的政治變革未能以改進和完善經濟基礎設施、滿足教育及管理的需求為優先目標時，這樣的變革註定要失敗或把自己國家的未來置於更糟糕的境地。這一點對目前政局較穩定的國家也同樣適用。”(Cordesman2011:3)
三、中國視角下的中東地緣政治地震
大多數中東事務的觀察家都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由美國主導的五常加一集團與伊朗進行的談判上，卻沒有對促使美國作出這一決策的原因進行分析。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出現這一歷史性時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然而，中國的崛起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當前理解美國最近中東政策的改變，需要考慮美國亞太再平衡這一全球戰略的背景。從美國角度而言，與伊朗簽訂協議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實施重返亞洲戰略的考量。
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或者後來所謂的“再平衡戰略”，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從現實狀況看，如果美國放任中國繼續發展，總有一天中國將成為一方霸主。為了制衡中國繼續發展，美國與包括日本、菲律賓、越南在內的與中國為敵的盟友們加強部署，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Mearsheimer2001)。冷戰時期，為對抗蘇聯，中國與美國開展了長達20年的密切合作。到了21世紀初，中美雙方則為爭奪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展開了激烈的競爭(Friedberg2011)。
然而，美國政府實行的重返亞洲戰略受到兩個結構條件的明顯制約。第一，如果不在中東及北非地區實行戰略收縮，美國便不能做到將其戰略重心真正轉移至亞洲。然而，美國駐利比亞大使之死引起了美國國內民眾對奧巴馬政府的強烈譴責，迫使奧巴馬不得不更加關注中東地區。第二，美國單純地從軍事上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對影響該地區的走向而言將起不到任何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中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大多數盟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為了對沖中國的發展，美國還必須重新提出一個經濟戰略。
在這一背景下，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開始被視為美國一項宏大戰略的組成部分。對一些人而言，這是美國推動的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俱樂部(Pilling2013)。就這一觀點而言，中國被排除在外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等於是只付了少量的准入費後便進入了全球市場，其經濟卻因此有了巨大改觀。然而，允許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未能阻止中國操控其匯率、操縱招標程序、向其國有企業提供優惠貸款、無視知識產權規則(Pilling,2013)。第二，對一些國家，尤其是日本而言，成立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俱樂部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們認為通過與其他同樣信仰“自由、民主、基本人權及法制的國家結盟是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的一個可行方法”(Pilling2013)。在華盛頓的國防圈內有人指出，日本加入TPP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為確保日本能順利加入TPP，美國應該適當放寬TPP條款(Capling and Ravenhill2013)。
相反，另外一些人懷疑中國能否真正被排除在TPP之外。當然，在過去十年中，把美國排除在外的自由貿易協議激增已經導致美國在亞太主要市場的份額下降，而美國加入TPP則將會扭轉這一下滑趨勢。但是，當前參與TPP談判的許多國家與中國有着密切的貿易往來，他們不希望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被美國外交政策綁架。例如，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已經告訴華盛頓的決策者們“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一旦覺察到對中國採取遏制政策，它們將會馬上離開TPP的談判桌”(Capling and Ravenhill2013:293)。有分析師指出，“目前中國位於全球經濟的頂端，在世界各國GDP排名中中國位居第二，且處於全球供應鏈的中心。試圖通過規定或法令顛覆這些基本經濟現實的任何貿易協議事實上都是魯莽之舉”(Solis2013)。
有人認為，美國應該利用TPP向中國施壓，使其開放服務行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不是試圖通過TPP把中國排除在外來實現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畢竟，“美國外交政策的高層次目標是應對正在崛起的國家，合理地構建選擇策略，從而促進一體化與同質化的進程，儘可能地規避衝突，避免讓過於明確的承諾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事實上已成為華盛頓的一個口頭禪，並且得到了兩黨的支持。中國問題上的主戰派、主和派以及現實派人士之間發生的分歧其實不是關於邏輯本身，而是關於作出何等程度的承諾，達到什麼程度就過度了的問題”(Barma,Ratner and Weber,2007:23)。
一些中國人認為TPP是美國聯合其盟友限制中國崛起的一種手段，他們覺得TPP是使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實現圓滿成功的一個核心因素，因此TPP的命運將決定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最終命運。
既然美國把TPP描繪成美國在亞太區域架構重組中改變區域經濟和外交遊戲規則不可或缺的核心架構，是美國的一個戰略夢，那麼中國沒必要幫着圓。美國政府力爭在2013年底結束談判，但以失敗告終。如果奧巴馬2014年4月的亞洲之行未能達成協議，這將是美國推行再平衡戰略的嚴重挫折。在美國盟友們看來，若TPP缺失了其中應有的經濟內涵，那麼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價值將僅存於軍事方面(Cai2013)。
他們還認為，從經濟的角度看，TPP給中國帶來的潛在福利效益將遠遠不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討論的很多新規則，如國企、電子商務、總體規則、勞工標準等等，完全是按照美國標準制定的，它們未必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要求(Cai,2013)。
即便如此，TPP仍然對中國經濟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因為TPP仍將深刻改變亞太地區的遊戲規則。為了應對TPP帶來的挑戰，中國與美國展開了幾近白熱化的競爭，推進了許多業已存在的自由貿易區提案，包括先前的“10+1”(即亞洲區域合作機制，它包括東盟加中國、東盟加日本和東盟加韓國三個並行的雙邊機制)、“10+3”(即亞洲區域一體化組織，它是一個包括東盟10國與中國、日本、韓國的合作框架)、“10+6”[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它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共同參加，通過削減關税及非關税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隊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CJKFTA)、中韓自由貿易協定(CKFTA)及與中國台灣簽訂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中國所做的所有這些努力仍然是堅持了傳統的“藍海”戰略，它強調與海洋亞洲建立緊密合作關係。這是中國過去三十年在亞太地區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面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帶來的挑戰，中國試圖努力通過與亞洲地區其他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合作機制，以應對TPP構成的潛在威脅。三十多年來，海洋亞洲一直是中國通向國際市場的大門。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及新加坡的跨國公司紛紛把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形成了亞洲生產網絡，使中國成為它們價值鏈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亞洲生產網絡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主要支柱之一。
中國正積極地推動自由貿易合作機制(RCEP或稱為“10+6”)，以應對TPP帶來的挑戰。就全球GDP中所佔比重而言，RCEP與TPP相當，兩者都約為40%。更重要的是，東盟成員國已經與這6個國家分別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RCEP還具有許多其他優勢：第一，它承認這些國家各自的國情。因此，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加入一個自由貿易合作框架從政治上而言就更加容易。第二，和“10+1”、“10+3”機制一樣，RCEP也是以東盟國家為中心，這讓東盟國家覺得自己是這一機制的主要行動主體。第三，RCEP談判並不是必須要求所有16個國家都出席才能進行，這些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參與談判。這一規定意味着任何國家都無法將是否參與談判作為自己談判的籌碼。
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於2002年提出。2010年，中日韓三國的十座城市簽署了一份協議，推進這些城市共同實施一個實驗項目。正式談判於2012年開始啓動。但是，由於日本與中韓兩國的關係日益緊張，短期內取得積極結果的可能性較小，這在日本政府優先重視TPP談判的背景下尤其如此。當前，中國與韓國似乎更有可能先簽署一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韓兩國出於現實原因都有意願簽署這份協議。對中國而言，這可能會成為其推動日本參與“三方會談”的談判籌碼。由於日本產品在中國市場與韓國產品展開激烈的競爭，中韓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將會使日本企業在中國處於不利地位。對韓國而言，它已經同美國及歐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只要能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韓國並不會在乎日本是否成為協議的一員。而且，由於雙方直接競爭的態勢凸顯，韓國可能更希望日本不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四、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給沙特阿拉伯帶來的挑戰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舉措是中國對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做出的第二個戰略回應。這一戰略回應既為沙特阿拉伯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中國位於歐亞非大陸的樞紐區，佔據着優越的地理位置，既有綿延的海岸線，又有廣闊的內陸(MacKinder1904)。為應對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中國在東西兩個方向制定了相應的戰略計劃。我之前已經提過，在東邊的亞太地區，中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與美國的競爭已達到了白熱化。同時，在西邊的歐亞大陸，中國正努力沿着古代絲綢之路建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以促進歐亞大陸一體化。
在這一戰略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是重中之重，修建連接歐亞大陸的鐵路運輸網絡給沙特阿拉伯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在中國的向西開放戰略中，伊朗被認為是未來歐亞大陸鐵路運輸網絡的交通樞紐。這對沙特阿拉伯而言是一個挑戰。即使五常加一集團與伊朗關於核計劃的談判最終失敗，由於伊朗這一無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南亞和中亞的周邊國家都將改變並制定向伊朗示好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這些亞洲國家都需要通過伊朗建立一條通往歐洲和非洲的陸上通道。當歐亞大陸鐵路運輸網絡建立後，這些國家通過伊朗獲得的經濟利益將會相當可觀。到了那時，西方國家對伊朗的任何經濟制裁將不會從伊朗的這些鄰國獲得足夠的政治支持。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決定率先改變其在中東的策略，以在未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中佔據更好的戰略位置。
下面我將分析當前中國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將給伊朗帶來的潛在影響。
中國直至最近才開始將金磚國家轉變成為國際事務中一個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平台。迫於美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壓力，中國開始賦予金磚國家更多的戰略意義。其中一個標誌就是提議建立資金規模高達1000億美元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簡稱“金磚銀行”)。這樣，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就將擁有相當分量的發言權。金磚國家內部的貿易額佔據全球商貿總額的16.8%，高達6.1萬億美元；人口總數佔全球人口總數的43%，GDP佔18%，外匯儲備40%，約1萬億美元(RT2013)。金磚銀行不僅可以為某些行業提供世界銀行不提供的貸款，而且它設立的緊急救助基金還可以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的另一選擇。金磚銀行計劃向非金磚國家提供40%-45%的貸款(Sahu2013)，這一舉措將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造成實質性的影響。此外，中國將努力推動人民幣在金磚銀行內的結算(Sharma2012)。不難想象，金磚銀行成立以後，將資助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尤其是南亞、中亞和非洲的鐵路建設項目。泛亞鐵路運輸網絡一旦建成，必然會繼續向歐洲延伸，那麼伊朗將會在這一項目中獲得巨大利益。
中國通過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開始加強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2013年，中國與俄羅斯共同簽署了一份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石油供應合同，合同規定在未來25年俄方每天向中國供應30萬桶石油，涉及金額高達2700億美元，是中國有史以來簽署的最大單筆合同之一。正如一位評論員指出的那樣，這筆交易標誌着“在全球石油行業版圖中一次由西方轉向東方的巨大轉移”(Armitage2013)。俄羅斯總理於2013年10月訪問中國時，與中國簽署了另外一份“超級大單”，即在未來十年每年為中國供應1000萬噸石油。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努力賦予上海合作組織更多的經濟職能，目前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該組織的觀察員國。伊朗曾經要求成為其正式成員，但根據組織規定，上海合作組織不允許受國際制裁的國家成為成員國。然而伊朗在解決其核問題之後，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中國一印度一緬甸一孟加拉國經濟走廊(CIMBEC)和中國一巴基斯坦經濟走廊(CPEC)是由中國發起的兩個重大項目，意在拉緊與南亞的關係以獲取通往印度洋的通道。CIMBEC和CPEC是李克強總理首次進行出國訪問時提出的。其中CPEC發展十分迅速。巴基斯坦新任總理Sharif於2013年6月迅速回訪中國，與中國達成了關於CPEC的一系列協議和備忘錄。據媒體報道，CPEC戰略涵蓋了公路、鐵路、油隙管道和光纖線路建設，以促進兩國之間進一步交流。根據CPEC項目，中國和巴基斯坦將首先升級改造現連接兩國的喀喇崑崙高海拔公路，將其路面寬度從10米拓寬至30米。隨後將修建從中國新疆的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瓜達爾的鐵路。這條鐵路全長2000公里，包括總長200公里的各種隧道。這條鐵路一旦完工，繼續向伊朗延伸是很自然的。
相比之下，中印緬孟經濟走廊(CIMBEC)的啓動則比較緩慢，但印度總理於2013年10月訪問中國時，中印雙方再一次達成協議，同意推動這一項目。若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建成，印度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都有強烈的動機支持修建一條通過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直達歐洲的鐵路。
中吉烏即中國一吉爾吉斯斯坦一烏茲別克斯坦鐵路項目已討論了好些年。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中亞四國進行訪問，在提出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大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到這一鐵路項目。在不久的將來，中吉烏鐵路建設項目將成為中國中亞政策的主要關注點。瓜達爾一喀什葛爾鐵路建成之後，中亞國家將會強烈支持修建中吉烏鐵路，因為一旦這兩條鐵路完工，將會使得這些內陸國家能夠與印度洋連接起來。中吉烏鐵路在通向土耳其和歐洲之前將經過土庫曼斯坦最終延伸至伊朗，屆時所有中亞國家也可以經由伊朗通向印度洋。因此，這些國家也可以獲得與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同樣多的經濟利益。
在未來歐亞大陸一體化的進程中，伊朗在這一區域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即使沙特阿拉伯不採取任何行動自我調整以應對歐亞大陸這一深刻的鉅變，鐵路交通網絡仍然可以通過伊朗一伊拉克一約旦一埃及路線連接至非洲。這樣做的結果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島上的其他國家將被排除在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這一大趨勢之外。
五、中國機遇：做亞洲和非洲之間的大陸橋
如果沙特阿拉伯主動採取行動修建位於霍爾木茲海峽的海底隧道和紅海大橋，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島將成為連接亞洲和非洲的一條極為重要的陸路運輸走廊。這樣一來，沙特阿拉伯將能與伊朗和平共處，繼而為重塑地區秩序奠定經濟基礎。中東地區新秩序的建立將基於區域性經濟合作，而不是該地區以外其他國家的政治干預。這個新秩序將為沙特發展多樣化經濟提供機遇，並進一步降低這一區域的政治不穩定性。如果沙特阿拉伯最終決定實施這一項目，沙特與中國關係則將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健康穩定地發展下去，且不再侷限於能源需求和供應這一單一層面的關係。沙特阿拉伯可能成為中國在物流、貿易甚至是金融服務等領域進行投資的新目的地。
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已經成為中國促進歐亞經濟一體化的長期戰略。歷史上的絲綢之路起始於古代中國，經由中亞和中東地區到達歐洲。從地理上看，絲綢之路跨越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而更重要的是絲綢之路包含了陸路和海路兩條路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10月3日在印尼舉辦的東盟高峯會議上的發言中，還特別談到了海上絲綢之路。在他的兩次出國訪問中，一次是訪問中亞，另外一次則是東南亞，他明確提出中國的長期目標是沿着古代絲綢之路建立一條新的經濟帶，這一經濟帶將惠及陸路和海路沿線的所有國家。
在歷史上，絲綢之路從中國經由越南、印尼爪哇、緬甸、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阿富汗斯坦、中亞、伊朗、阿拉伯半島、索馬里和埃及最終到達歐洲。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往來成為了中國、印度次大陸、波斯、歐洲和阿拉伯半島文明繁榮背後重要的推動力(維基百科)。新絲綢之路項目旨在通過沿着古代絲綢之路的陸路和海路兩條路線建立一條新經濟帶，從而促進整個歐亞大陸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如果説TPP和環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議(TTIP)(即美國和歐盟之間通過削減關税、消除雙方貿易壁壘等來發展經濟、應對金融危機的貿易協定)代表着美國在傳統的大西洋地區和新興的亞太地區進行的戰略部署，那麼以建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名義的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則是中國對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和TPP作出的回應。
中國將焦點集中於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以應對TPP構成的挑戰，這將極大地影響和改變歐亞大陸的政治經濟格局。
中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將為沙特阿拉伯帶來重大的機遇。如果説伊朗是亞洲和歐洲之間的天然交通樞紐，那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島則可以通過修建霍爾木茲海峽海底隧道和紅海大橋而成為連接亞洲和非洲的人造交通要道。如果沙特阿拉伯抓住這一機遇積極行動，將使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成為能夠影響甚至決定中東地區未來和平發展的利益相關方，因為這幾個國家都試圖在非洲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2013年11月在香港召開的非洲投資峯會上，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席分析師曾宣佈，至2025年前中國將向非洲提供1萬億美元的貸款(Mina2013)。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擁有如此鉅額資金注入的非洲將會成為未來幾十年內世界經濟的增長中心。沙特阿拉伯通過建立海底隧道和大橋，毫無疑問將會成為亞洲和非洲這21世紀經濟增長最快最活躍的兩大地區之間的主要交通樞紐。近年來地區鐵路建設蓬勃發展為沙特阿拉伯做出選擇提供了契機。
2013年末伊朗總統宣佈，伊朗已與中國和俄羅斯就伊朗修建鐵路運輸網絡達成了協議。考慮到這些協議中所藴含的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人們應該能理解為什麼伊朗會一改之前堅持核計劃的立場而與五常加一集團簽署臨時核協議，並同意局部縮限其核活動。我們有理由相信，伊朗希望達成最終協議，從而獲得重新進入國際市場的權利。作為連接亞洲與歐洲、中東和非洲的大陸橋，伊朗將會從中獲得相當可觀的利益。
東非已經掀起了項目由中國提供資金的鐵路建設熱潮。2013年9月，一家中國企業開始沿着舊的亞迪斯一吉布提鐵路修建一條新的鐵路，這條鐵路將使吉布提(吉布提共和國首都)至亞的斯亞貝巴(埃塞俄比亞首都)實現互聯互通。而早先的埃塞俄比亞一吉布提鐵路是在殖民地時期由法國人修建的，現在已破敗不堪了。中國進出口銀行為該項目提供了6億美元的優惠貸款。該條鐵路計劃在2016年建成，之後會繼續延伸到南蘇丹(Simon Allison2013)02013年11月，肯尼亞總統承諾將修建東非鐵路。這條鐵路將始於肯尼亞港口城市蒙巴薩，途經首都內羅畢、基蘇木，一直到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最終通往坦桑尼亞和盧旺達。中國將會對這一成本高達138億美元的建設項目提供大部分資金(Huand Ding2013)。
阿拉伯半島上的海灣國家也在2013年11月宣佈將於2014年啓動聯合鐵路運輸網絡修建工程，預計該運輸網絡的工程設計部分在2014年前完成，並於2018年前完成招標。這些鐵路運輸網絡一旦完成，在連接亞洲和非洲的大陸橋交通走廊的建設版圖中便只剩下霍爾木茲海峽的海底隧道和紅海的跨海大橋了。這兩個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橋完成後，阿拉伯半島便可從亞洲和非洲引入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海灣國家會由於成為重要陸路交通樞紐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修建位於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的海底隧道將會幫助沙特阿拉伯解決其當前面臨的三大挑戰。第一，沙特阿拉伯將與伊朗和平共處。連接亞洲和非洲的這一重要走廊將會把沙特與伊朗連接起來，沙特便可以為伊朗改善政治和安全關係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舉措，沙特阿拉伯將不只是向自己的國家，而且是向整個地區證明，沙特阿拉伯是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能力的。如果沙特阿拉伯能就區域治理問題與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埃及協商並達成一致，那麼中東地區便有望翻開歷史新篇章，擺脱根深蒂固的宗教分歧、極端的激進運動和血腥的戰爭。
第二，沙特阿拉伯成為中國和非洲連接的交通樞紐，便可以有更多的機會發展不同的產業，從而使其經濟結構多樣化。按照現行計劃，在阿拉伯半島修建鐵路運輸網絡旨在將阿拉伯半島國家與歐洲連接起來。但是，在那種情形下，沙特阿拉伯並不會從中獲得太多利益。如果中國修建始於伊朗，經由伊拉克、約旦和以色列，最終延伸至北非的鐵路線作為沙特與阿拉伯半島國家不願意建設上述的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橋的替代方案，亞洲和非洲的經濟發展動力將不會直接惠及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相反，如果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橋修建成功，這種情況會發生徹底改變。沙特阿拉伯本身可以通過霍爾木茨海底隧道與伊朗連接後，分別修進一步延伸的北線和南線，從而成為連接亞洲和非洲的重要交通樞紐。北線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經由約旦和以色列到達埃及，另一個是在亞喀巴海灣修建橋樑或海底隧道，直接將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連接起來，從而輻射北非國家。南線通往也門與吉布提之間的跨海大橋，這條線可以更加快速地將亞洲物資運至中非和南非國家。沙特阿拉伯一旦成為交通運輸樞紐，將能夠快速發展物流行業和外貿業，這樣一條陸上通道也將惠及阿拉伯半島和中東地區國家，甚至整個非洲大陸。
第三，沙特阿拉伯通過修建亞非之間的陸上鐵路運輸走廊，不僅將為沙特本身的經濟發展，而且也為許多鄰國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這一運輸走廊將促進亞洲和非洲的經濟一體化，從而為許多欠發達國家帶來發展機遇。當週邊國家有更多的經濟發展機會去緩解由於人口迅速增長造成的政治衝突時，沙特阿拉伯本身的國家安全環境也將得到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沙特阿拉伯可能承擔不起錯過這一機遇帶來的後果。這個道理是伊朗將受益於中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這一經濟帶還將帶動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亞國家等其他國家發展。即使沒有阿拉伯半島海灣國家的參與，中國仍能通過伊朗、伊拉克、敍利亞、約旦和埃及這一備選線路把鐵路修往非洲，因為歐亞大陸一體化進程註定要將非洲囊括進去。沙特阿拉伯應該做的就是採納國際上有人已經提出的建議，即“促進較富裕的阿拉伯國家與較貧窮的阿拉伯國家合作，提出建立類似阿拉伯馬歇爾計劃的戰略規劃”(Cordesman2011;6)。通過阿拉伯馬歇爾計劃進行投資的最好途徑就是將亞洲和非洲的經濟發展動力注人阿拉伯半島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啓動位於霍爾木茲海峽海底隧道和紅海跨海大橋的建設項目，沙特阿拉伯有望成為中東地區的領導者，影響甚至決定21世紀中東地區新秩序的建立。
六、結語
在後美國時代，中東秩序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是主流觀念的轉變，即從地緣政治學轉變成地緣經濟學。這樣的轉變能夠徹底地改變對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關係的預測以及中國對此類關係的影響。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宗教分歧是根本原因，和解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沙特阿拉伯過去一直嚴重依賴美國的保護，因為沙特阿拉伯在該地區最主要的敵人——伊朗在人數上佔有絕對優勢，如果失去了美國強權下的和平，沙特阿拉伯將不得不面臨來自伊朗的持續不斷的威脅。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入侵伊拉克引起的地緣政治環境的改變令人擔憂。“儘管阿拉伯世界最近迅速發展，沙特阿拉伯仍然忌憚伊朗足以破壞沙特政權穩定的能力。對沙特而言，政權的安全和穩定仍然至關重要，而在這一層面，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力量是沙特阿拉伯國家安全的最後保障。考慮到伊朗的制約和有限的選擇，沙特阿拉伯將更可能選擇一直依賴於美國在該地區構建的安全框架，因為也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在該地區，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力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美國仍然是沙特阿拉伯的軍事支柱。”(NaserAL-Tamimi2012:10)
然而，從地緣經濟學角度來看，沙特和伊朗之間的衝突並非註定會發生。這兩個國家都地域遼闊並且緊緊相鄰。就自然地理條件而言，伊朗地處戰略要地，是亞洲和歐洲之間的交通樞紐，因此，伊朗將會是中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最大受益國。更重要的是，這一項目將通過由公路與鐵路構成的交通運輸網絡把伊朗所有周邊國家連接起來，從而改善伊朗的戰略環境，同時，這些周邊國家也可以看到與伊朗連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將其視為通往中東、非洲和歐洲的大陸橋，包括阿富汗在內的中亞的國家則將其視為通往印度洋的入口。但如果沒有伊朗的合作，即使土耳其也不能作為通往歐洲的大門。就這一層意義而言，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在未來幾十年，伊朗的經濟將會像許多亞洲國家一樣繁榮。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在21世紀將是不可抵擋的發展趨勢。伊朗通過縮限其核項目有可能將會重回國際社會，並將成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中貿易增長的最大受益者，這也許正是伊朗總統同意此次談判的原因。從地緣經濟學角度來看，停止核項目，伊朗可以換取重新進人國際社會的機會，獲得更多利益而幾乎不會有任何損失。
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沙特阿拉伯正處於歷史性的轉折點：要麼勇敢地邁出一步對重大政策進行改革，放手一搏換取更好的未來；要麼冒着在21世紀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被排除在外的風險而堅持現行策略。沙特需要做出戰略性選擇。直到現在，大多數涉及沙特阿拉伯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的討論都只是強調其石油產量。然而，沙特阿拉伯可以通過在阿拉伯半島建立一條連接亞洲和非洲的國際陸路運輸走廊，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這尚屬首次。而亞洲和非洲將是接下來幾年內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兩大地區。如果沙特阿拉伯最終決定這樣去做，將可能導致整個中東地區發生深刻的變革。
（本論文為2014年1月8日至9日於沙特Al-Ghad召開的Rahmania年度研討會特邀論文，原文發表於《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4年7月，作者賜稿觀察者網網絡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