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後《伊朗十記》：伊朗是觀察世界的凹凸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

自從去了伊朗後，我深深地被這個國度的魅力所“迷惑”了。去了歐美日多個發達國家，這種感覺還從來沒有過。儘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陳舊，也看到過一些處在貧困中的民眾，而且它對美國的強硬立場我也很難苛同，但我的內心告訴自己或許應該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內容。

可能是一種好奇心吧。古羅馬歷史學家波里比烏斯説過，有時候歷史學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國的崛起所激發的。這位生於公元前2世紀漢尼拔征戰意大利時期的偉大歷史學家，曾經記述了早期羅馬帝國的歷史，尤其是記述布匿戰爭而成就了他的學術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時間裏，整個世界就臣服在羅馬的無可置疑的權威之下。對於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人，無論多麼平庸和冷漠，怎麼可能不產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這種崛起的驚訝的確足以讓任何一個歷史學者着迷。當年希羅多德寫阿黑門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阿拉丁·朱威尼寫蒙古帝國的閃電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歷史》一書都曾表達過這樣的驚訝與好奇。我這位古代中國史專業的學士、世界歷史專業的碩士、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對伊朗的好奇，應該跟古代前輩歷史學家們的感覺時是一樣的吧。

自從去伊朗後，很多好奇心引發的疑問一直在“騷擾”着我每天的國際新聞報道工作，也在“催促”着我能夠早日實現再一次的伊朗之旅，以尋找到解除好奇的歸宿。我覺得，我的好奇問題必須要從那些只能從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伊朗人充滿着如此深厚的民族自信甚至文明自信？那種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現實基礎的，甚至有種超越未來感。比如，大多數中國國際關係專家會很坦誠地説，中國雖然在崛起，但最多隻是一個地區大國(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澤東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難有底氣説，中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但是伊朗人不一樣。

我在首都德黑蘭、古都伊斯法罕不至一次聽到有伊朗學者反問，中國經濟總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麼不是世界大國呢？伊朗就是一個世界大國，伊朗的能源控制與影響力可以覆蓋整個世界，這樣的能力只有世界級強國才能擁有。

在一些務實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或許是某種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導致其目前國際處境窘困、被歐美國家制裁數十年的根本原因。這種看法應該是對的，因為中國人骨子裏就講究“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上在，不怕沒柴燒”，沒有任何中國人願意幹像伊朗那樣看似雞蛋碰石頭似的“傻事”。

歷史應該也證明了這種觀點。同樣是1979年，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艱辛歷程，沒有爆發過戰爭，堅持和平地發展，與西方國家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迂迴博弈，卻又不撕破臉面。同年，伊朗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霍梅尼伊斯蘭革命，與歐美國家的關係卻單向化為連年的制裁與反制裁，還進行了一場死傷無數的、悲烈且殘酷、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同樣擁有古老文明、地區國土面積最大、號召力一度最強的兩個國家從1970年代末開始了不同的民族命運。

但歷史就像一張唱片，不只有A面的闡釋，還要有B面的解説。20多年前，中國也曾受歐美國家的經濟聯合制裁，兩三年以後，這種制裁就被徹底突破了，這可以理解為中國外交靈活與妥協藝術的表現。但伊朗人卻在歐美製裁中恍然間生活了30多年。2012年號稱歐美國家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來臨時，伊朗朋友卻回答：30多年我們都過來了，我們還怕多一次嗎？

所以，當我們論述對外來衝擊的承受力，中國在伊朗面前是缺乏底氣的，中國人對外部的互聯網價值、金融衝擊、能源波動、貿易投訴甚至外界輿論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難令人滿意，儘管我們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斷累加，但我們現在已經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渦中，讓我們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關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國這樣超級大國的一舉一動，甚至他們的一言一行。我們在乎外界反應有時甚至超過對國內老百姓自己的口碑，於是，很多時候，中國都有種“內外交困”感。

30多年前，巴列維時期的伊朗與西方的關係如膠似漆，毛澤東時期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卻是如臨大敵。但現在的兩國處境再次印證了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紀初的伊朗與西方關係磨刀霍霍，生怕擦槍走火，而中國與西方之間卻是相互依賴，甚至同舟共濟。

我問過好幾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員老百姓商人，為什麼中東那麼多國家，只有你們伊朗人那麼反美？在回答中，他們的眼神與語調通常充滿着堅定、堅持與堅強，“他們那些國家是完全地投降給西方，沒有尊嚴”、“我們需要平等與尊重”、“只有我們是擁有獨立外交的國家”等等，聽着這些言語，會很容易明白，30多年來當代伊朗史的核心詞句其實就是“尊嚴需求”。

這種需求不正是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歸屬需求都得以滿足之後的更高一個層次的需求嗎？如果可以這麼理解的話，那麼，恐怕任何人都不應小覷伊朗這個國度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爆發力。因為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正好排在“尊嚴需求”之後，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夠堅持着自己的“尊嚴追求”了。

相比之下，過去30多年當代中國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卻是夾雜着自豪與憋屈、混搭着進取與妥協、揉合着狂放與隱忍的歷史。每一箇中國人都能從國家發展的一個橫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驕傲或自卑、歡樂或憤怒、得意或不滿，這種複雜的五味雜陳或許只有通過中國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從這個角度看，伊朗的發展可以成為中國發展的一面鏡子，這鏡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國崛起的成績、沉穩甚至偉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國現狀的痛苦、搖擺甚至窩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鏡，大家彼此平視，彼此借鑑。這種平視或許比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平視更容易一些，因為中國人對歐美國家的仰視、歐美國家對中國人的俯視帶有差不多200年的歷史慣性，不容易糾正。中國與伊朗的相互平視，中國人卻擁有主動權。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要多發掘伊朗人的歷史與文明源頭開始。

被小瞧的伊朗文明

中國學者姚繼德曾統計過，從1900年至2007年的一百餘年間，中國學術界各學科出版和發表的伊朗研究論著總量達到了1603部（篇），“在東亞地區各國的伊朗學研究中可能是最多的”。據稱，中國在北京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雲南大學、西北大學和西南大學、中山大學還有五個伊朗學的研究基地，但是真正要在圖書館的書架中找到一些伊朗研究書籍，並不是那麼方便。相比於其他國家，伊朗的文獻實在是少得可憐，完全沒有面對美國、日本、歐洲研究時那種汗牛充棟、無所適從的感覺。

在北京大學和國家圖書館還是能找到一些伊朗或波斯方面的書籍，但是整體上看，伊朗研究更像是一門“隱學”，而不是與目前伊朗國際熱點地區相稱的“顯學”。從1979年以來，伊朗政治、經濟、社會、對外戰略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學術研究上卻並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就像水一旦不流動，就會發臭，學問一旦與現實脱節，就變成了“文獻學”，甚至“死學”。這是我行前在圖書館泡了一段時間後的直觀感受。

伊朗研究有可能成為“死學”的最大信號莫過於對伊朗文明的漠視。比如，有一部封面上寫着“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主編馬克垚教授是中國非常著名的世界歷史學家，但三卷本數千年文明將近1500頁的世界文明史記述，波斯文明只有區區6頁。這種現象同樣在美國學者的著作中顯現，由愛德華·伯恩斯教授等撰寫的、60多年來被重新10次左右的《世界文明史》一書中，對伊朗的文明記述同樣在重複着這樣的漠視。

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類組織。它的大超過城市、超越國家甚至超越一個大帝國。對於文明的淡化，潛在的邏輯就意味着對一個重大羣體文化習俗、特徵、歷史重要性乃至於現實存在感的抹殺。我不敢肯定，對伊朗文明的漠視背後是否有些“學術陰謀論”的味道？最大的“學術陰謀論”莫過於“西方中心主義”在世界歷史敍述中的滲透，彷彿整個世界歷史都是由西方創造的。而這本身就是西方“學術軟實力”、“思想軟實力”的隱性基石。

我在之前的各類書籍中，很難找到伊朗或波斯文明的影子。在現代史之前，歷史學家阿達·博茲曼曾發現了5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拜佔廷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馬圖·梅爾克的12種文明中，其中7種已消亡，有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拜佔廷文明，還有5種一直延續至今，包括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只要稍微瞭解一些波斯帝國偉大與雄偉的人，很難想像，波斯文明為什麼沒有被劃入到這些大分類中。

或許大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傳世之作《歷史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認為，波斯文明應歸於兩類文明：一是衞星文明。為了與成熟文明劃出明確的界限，衞星文明是文明系屬的分支代表，與“獨立的”文明密切聯繫在一起。在湯因比劃分的33種文明中，獨立的文明有諸如埃及文明、愛琴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衞星文明則包括有如密西西比文明、赫梯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他看來，伊朗文明先從蘇美爾-阿卡德文明萌芽，後是敍利亞文明的衞星文明，在其世辦諸文明的成長階段，“波斯文明”從公元前5世紀左右開始，到了公元19世紀就結束了。

二是流產文明。在湯因比看來，流產的文明可以被界定為：其追隨者在開始時試圖扮演某種特殊的角色，但遭到了失敗，後來某個其他文明的追隨者卻成功地扮演了這個角色。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這兩個起初競爭的文明頭一個便消失了。它要麼徹底銷聲匿跡，要麼留下了一點支離破碎的殘餘。在他看來，當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伊朗文明就被徹底希臘化了，然後“試圖締造新的文明時就流了產”。

伊朗(波斯)文明真的是衞星文明、流產文明嗎？我曾就這個問題問一位波斯語專家，他推薦我去翻閲一下前伊朗國王巴列維(1919－1980年)回憶錄《對歷史的回答》。那本書裏寫滿了這位已故的伊朗最高統治者對祖國的真切獨白與內心糾結，以及對過去曾經親密盟友西方的反思。我願意把這些關於西方人伊朗歷史觀的話抄寫一遍：

西方人從來也不瞭解我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被忽視。當我們重新進入現代覺醒的行列之中時，我們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們僅僅是東方通道上的一名衞士，是沒有內在價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體現在政治現實之中。我從未否認這些現實，但是永遠也不理解英國和美國為什麼不能承認伊朗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規則的四邊形土地上，它把近東和印度聯繫起來，而且我們是西方對付俄國人世代夢想取得在波斯灣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西方對伊朗歷史缺乏興趣，不理解波斯(古代和現代的波斯)同西方國家有什麼不同。因此，我個人對歷史的回答必須從我的祖國三千年波斯文明史開始。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結果導致了伊朗試圖進入20世紀的失敗，也許預示着我認為是朋友和盟友的國家更大的失敗。

寫這些話時，巴列維國王已經病入膏肓了。他開篇就寫道，寫這本書是“如同和時間賽跑”，“我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高燒、發冷和劇痛。在奎爾納瓦卡，醫生最初診斷是肝炎和瘧疾，最後才確診為我的淋巴癌可能復發了。”1979年初伊朗發生了霍梅尼革命。1月16日，巴列維國王出走，先後在埃及、摩洛哥、巴哈馬和墨西哥等國流亡。9月16日，他在墨西哥完成了《對歷史的回答》第一稿。10月22日到美國治病。兩週後，伊朗民兵佔領美國駐伊大使館，把50多名美國人扣作人質，要求引渡國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接着，巴列維又從美國前往巴拿馬，再往開羅，得到了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的政治避難權。1980年7月，巴列維病逝於開羅。

《對歷史的回答》一書不厚，在約10多萬中文字的自述中，這位少時曾在瑞士留學多年的老國王真切地記述着伊朗由於天生地理劣勢與歷史包袱的沉重帶來的國家悲情，以及自己縱橫捭闔於歐美、蘇聯以及國內摩薩台政治勢力之間、致力於伊朗獨立自主國際地位的艱辛。

正如巴列維所提及的，伊朗地緣政治的優勢與弱點在於，位於歐洲和亞洲、印度次大陸和非洲的交叉路口。三面環海――北面的裏海、西南的波斯灣和南面的阿曼灣；三面環山――厄爾布爾士山脈幾乎貫穿北部邊界、西邊是扎格羅斯山脈，東南部是俾路支山脈，西北－東南的邊界軸線上是山地和鹽鹼沙漠。中部地域是空曠而又貧脊的，人口、財富、文化幾乎都集中在周邊的省份。這就是為什麼波斯那麼多年來的首都都建在邊緣有大城市的重要緣故，也是波斯在過去2000多年常受到外族侵略卻又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的地理護佑因素。

在這樣的背景下，巴列維感嘆道，要保持這樣一個國家的統一，領袖要以他的活力、雄心壯志和聰明才智，有時是堅定的智慧。但許多時候，外國與公開入侵伊朗，再與內部陰謀相配合，“所造成的創傷就會非常嚴重”。

地緣很大程度着決定一個帝國的成敗與悲情。伊朗地緣政治的險惡是偏隅歐亞大陸邊緣方位的歐洲、以及兩面鄰海、南北弱國的美國所難以想像的。懷着這種基本的地緣認知，再稍微擺脱意識形態與政治價值觀來讀巴列維這本小冊子，我內心對伊朗文明的敬意與同情油然而生。

（2012年9月15日 在遊歷伊朗7個多月以後，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