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科隆性侵案”裏大眾的眼球和“失範”的界限

近期筆者就"科隆性侵案"分享了一些觀點，同時也瀏覽了一些國內的評論文章，其中某主流媒體上刊登的一篇專家文章的立論很是“骨骼清奇”。

論“搭訕中的文化差異”

此文作者認為: “科隆性侵案”令移民被污名化，跨年性侵案應該是一次被刻意放大的新聞炒作。論據包括：“在英國、德國、法國乃至荷蘭等國，都曾經多次報道出年輕白人羣體類似的醜聞。尤其是科隆火車站地區本就是類似案件高發的地區。今年並不是因為‘性侵案件’更加惡劣或是聳人聽聞，而是因為有‘難民’的概念能夠刺激大眾的眼球。”“關於‘性騷擾’可能涉及年輕難民羣體的外語能力，以及在與當地女性搭訕中的文化差異。所謂‘騷擾’往往是一個為風俗、文化高度決定的問題。關鍵性的因素在於女性是否感覺被‘冒犯’或是‘不適’。”

身為一名安靜的弱女子，筆者頓時風中凌亂：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原來有一位叫“當地”的女性，會將“一羣陌生男子圍攻上來，儘管再三要求他們停止，還是被強行觸摸胸部，強行將手插入褲內觸摸襠下，衣服被撕破同時財物被搶走”，理解為“搭訕中的文化差異”而不覺得被冒犯。

同時筆者需要檢討一下定居歐洲十餘年來對時事的鈍感。英法德荷蘭等國多次報道年輕白人團體的類似醜聞？沒聽説過。科隆火車站是類似案件的高發區？但德國警方已經公開強調這一次全新維度的犯罪活動是發生在德國本土的首例，沒有類似先例。（詳見筆者另一篇文章）

科隆近年來的罪案率大幅上升，以偷竊為例，警方數據顯示已經從2010年的7002宗翻倍到2014年的14059宗，2015年狀況仍繼續惡化。科隆市所在的北萊茵州，是全德國接收難民最多的。警方數據顯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570宗罪案中，就有195名犯罪人來自摩洛哥，162人來自阿爾及利亞，117人來自羅馬尼亞，27人來自敍利亞，只有14人是德國人。

上週又有德國媒體報道指出，警方報案數據顯示，豈止科隆失守，實際上性侵案已遍佈北萊茵州各個大小城市，媒體驚呼：北萊茵州淪陷！西德電台、北德電台和《南德意志報》得到的德國刑警總局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德國16個州中，有12個州發生了跨年夜性侵、盜竊案。案情最嚴重的是北威州，類似案件達1076起，其中692起為人身傷害和盜竊案，384起為性侵案。性侵案中又有116起兼帶偷盜。警方現已確認了72名嫌疑人的身份，其中12人為德國籍，其餘60人來自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和敍利亞。

所以，當1月15日科隆邊上的小城Bornheim宣告禁止男性難民進入泳池，那不單是因為管理者收到女性被男性難民性騷擾的投訴，還因為難民性騷擾已經成為了一種現象，一種哪怕習慣守規矩的德國人亮出各種指示圖、各種公開信、各種規則佈告和依靠各種社工教育也無濟於事的心塞感。

截至1月19日，科隆性侵案的受害者報案已達883宗，其中497宗是性侵犯。科隆警方已明確表示目前確認的31名嫌犯全部都有難民、移民或非法拘留者背景，其中有部分是剛到德國不久的難民申請者。於1月18日被逮捕的首位嫌犯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難民申請者，在科隆附近的難民營被抓獲，他被指控在與多位其他犯罪人性侵被害女性的同時搶走了她的手機。

日前瑞典也被揭發與科隆性侵案同類的案件被警方遮掩。瑞典媒體DAGENS NYHETER指出，早在2014年8月的一次音樂節演出中，就有這樣的案件。2015年報案的其中14名是15歲以下的未成年少女，2014年有18宗未成年少女報案，而嫌犯大部分是阿富汗年輕男性。該國總理Stefan Lofven表示警方的做法是“對這些年輕女孩的雙重背叛”。瑞典是歐洲大陸除德國外接收難民最多的國家，2015年就有16.3萬難民申請者進入瑞典。

性犯罪一直是全世界女性的噩夢，正如對女性身體和權利的尊重始終是歐洲現代文明的基底之一。譴責“科隆性侵案”，是因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因為沒有任何一種搭訕文化的差異能令對女性的身心凌辱變得合理，也沒有任何一種身份能讓性犯罪值得體諒。

該案被廣泛報道後有一位德國男性網友憤怒地寫道：“一夜之間，我們的祖母和曾祖母輩用幾代人的努力去爭取的女性平權就這樣被他們無情踐踏。”大眾被刺激的不是眼球，而是對文明和尊重的認知，是此案傳遞的將“廣大女性身體作為性趣用品”的信號。  

論在德國“失範”的難以避免

該作者又表示：“對於任何一個外來羣體而言，在重新被社會吸納接收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諸多‘失範’的現象。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一羣體往往在融入的過程中，由於經濟、文化、政治的實際弱勢地位，帶來了諸多心理上的扭曲；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羣體對於移居地社會規則的陌生，帶來的無意衝撞。而在對陌生人恐懼的天性之下，本地羣體往往會在心理上對於這種‘失範’的現象反應強烈。所謂上千名中東難民的性侵大案，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傳統排外流言在現代大眾媒體中的重現。”

所以，科隆性侵案是因為任何一個外來羣體難免的心理扭曲和對規則的無意衝撞，本地羣體反應過激而已？！筆者不禁想起了某著名武打巨星的名言：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正如當初大家立馬開始同情巨星口中的“所有男人”，我不禁憐惜起作者口中的“任何一個外來羣體”，從1960年代就在德國建設經濟的大量外來工們，從1990年代起陸續增多的包括廣大“留德華”們在內的留學生，能忍住不像科隆性侵案作案者一樣去“無意衝撞德國的社會規則”, 你們辛苦了。

2015年德國女警Tania Kambouri根據她在參與處理難民事務中的真實經歷出版了書籍《德國社會警報，一位女警的呼聲》。書中記錄了她在工作中接觸的大量男性穆斯林難民沒有基本的尊重意識，認為女人骯髒拒絕與她握手，甚至使用暴力把她打得鼻青臉腫。作為一位在德國長大的希臘裔移民第二代，她的故事引起了德國社會對“文化衝突”的討論和批評：此類文化衝突，其實是相當多中東民眾的傳統價值觀與德國傳統宗教與社會公序良俗之間的格格不入。

它正導致作為德國社會基石之一的男女平權被無視，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效應：難民營內外女性被性侵案件大幅增長；德國女性甚至開始被建議不要穿着太貼身以免遭到男性難民騷擾或襲擊……而科隆性侵案，不是“傳統排外流言在現代大眾媒體中的重現”，而是作為嫌犯的這些“直男癌”患者在德國一邊享受現代文明生活，一邊“文化排外”的巔峯體現。  

不能相濡以沫，至少存異求同

2015年9月起，德國難民潮的湧入逐漸失控，各種安置與治安問題浮出水面。一直以來善於制定規則和以組織能力為自豪的這個國家和人民忽然發現，在鮮花與笑容的歡迎文化背後陰影逐漸濃重，而它涉及德國不願意觸動的政治敏感問題。

二戰以後，德國即使在經濟騰飛後也時刻不忘謹言慎行，在媒體中鮮有涉及國家形象的大規模宣傳。直到2006年德國舉辦世界盃，才以政府名義在國內推出宣傳片：“你，就是德國！”言下之義仍是希望人民為德國驕傲之餘，務必以政治正確的言行去向世界展示形象。

近年來，隨着難民進入德國的數目大量增長，德國國內管理和難民融入問題日漸突出，右翼活動有所抬頭，但是在2015年默克爾宣佈無條件接受難民前，右翼分子還是處於被抑制和否定的國內大環境之中。筆者清楚地記得，2014年聖誕期間，德國反對移民進入歐洲的PEDIGA組織聲稱，當晚要在科隆大教堂前進行一次排外示威，民間反對意見高漲。而當夜，科隆大教堂的主教做出了一個特殊的決定：把教堂及其廣場的燈全部熄滅，這是多年來大教堂唯一一次熄滅燈火，而排外示威不戰而敗。關於這一事件，筆者當時的記錄感言是：“天太冷，就做些暖心的事。”

“排外”並非當今德國的傳統，在1月14日出版的德國STERN月刊中調查顯示，即使在科隆性侵案發生後，60%的德國人仍然表示沒有針對外國人的負面想法，雖然50%的受訪者表示大量年輕男性難民的到來令人有不安感。

右翼分子正是利用了這種不安感，以及由於政府和媒體唯恐政治不正確而矯枉過正，導致一些民眾的怨言沒有出口，使右翼加強了宣傳攻勢。從難民潮惡化以來，PEDIGA的各種遊行示威越演越烈，而反對移民、曾長期被邊緣化的政黨AfD支持率一路見長，從9%升到目前的15%，甚至有進入地方議會的可能性。他們曾公開地表示得益於難民潮帶來的亂局，更聲稱科隆性侵案對他們有利。

在加入AfD的新成員中，不乏那些有疑慮，卻因為政府推出強硬的媒體排外言論監管等措施而感到無處表達的民眾；而更多的德國人因為害怕被標籤為右翼分子，寧願保持沉默。正如現任黑森州州長Volker Bouffier1月9日發言所指：“科隆這一夜改變了一切。”當政府和民眾開始公開討論與正視挑戰後，德國的困局會被改變，一旦新的解決方案有效，預期右翼勢力的上升趨勢也會隨之消減。

在與國內友人對難民潮的探討中，筆者曾經這樣概括自己的想法：“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他們也一樣；每個人都有恐懼暴力的本能，我們也一樣。”在難民潮之前默克爾就曾經説過：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幻覺，歐洲的文化融入進程已經失敗。然而，110萬難民已經在德國。在“人道主義”“文化認同”等高大上的社科詞彙之外，有一樣叫“同理心”的東西至關重要：打着求救信號進入一個對你照顧有加的國度，若不能相濡以沫，至少請存異求同。

此外，筆者也在瀏覽中驚喜地發現，該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過：“凡事不講邏輯就會讓自己顯得簡單粗暴，凡事不講證據則會讓自己陷入主觀的想象而遠離真實的問題。但是對於崛起中的中國而言，我們的最大的敵人恰恰是那種面對問題時，不講邏輯、不講證據，訴諸於簡單的、直覺性的敵我鬥爭的思維慣性。”

對此觀點，我不能同意更多。如若社會，媒體與寫作者均依此行事，“污名化”之類的詞語也許會逐漸淡出大眾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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