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廟附近正建起基督教堂 政協委員呼籲阻止
【編者按】2016年1月21日，兩名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教授王學典——聯合署名發佈《再次呼籲在曲阜市境內停建基督教教堂》一文，引發熱議。文章稱，距離山東曲阜孔廟東南方向3公里的魯城街道辦事處葛莊，在悄悄興建基督教教堂。文中引當地人士反映，“這一羣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且在春節之後，將在此平房基礎上，興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作者認為，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儒家發源地，是中華民族的聖城。民族魂魄所繫的聖地一旦遭到破壞，其引發的民族情緒如海嘯地裂，甚至歷史為此改寫。由此追問，如同國家有領海、領土、領空的主權一樣，我們是否也應該有文化的主權、價值的主權和“國家文化財產”？他們具體到基督教教堂的修建：“是否可以依據文化主權的原則，要求對方另擇佳地修建，既避免產生對‘國家文化財產’受傷害的質詰，也減少爭奪中國文化特區資源的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曲阜基督教堂第一次引發爭議。早在2010年12月，新華網報道曲阜基督教會將在曲阜市東南距離孔廟三公里處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時有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張祥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蔣慶（儒家民間學者）、林安梧（台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顏炳罡（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等十位儒家學者和十家團體聯名簽署了《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要求從各級政府“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當時就引發了一場影響廣泛的大討論。
值此爭議聲再起之時，重温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聲音，或能促進對當下事件的思考。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當時就此問題接受了訪談，澎湃新聞獲儒家網授權摘錄其中精華部分，以饗讀者。（澎湃新聞記者 普芮 編輯）
蔣慶
在儒教聖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極不恰當
任重：您和其他九位學者公佈了《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並向社會各界公開徵集簽名。目前來看，已經引發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作為該《意見書》的倡議者和發起人，得知要在曲阜建造大型耶教堂這個消息後，您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蔣慶：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在曲阜這一儒教聖地靠“三孔”（孔廟、孔林、孔府）這麼近的地方建一個41.7米高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極不恰當。
我並不反對耶教建教堂，我也尊重耶教徒信仰的權利，中國的基督教有修教堂的自由。其實基督教在中國修的教堂已經很多很多了，比如深圳市目前就有26座基督教教堂，自改革開放30年來平均一年多修一座教堂！
但是，在曲阜這個特殊的儒教聖地，在先師孔子的陵墓所在，並且距離孔廟這麼近，如此高調修建這樣大規模與超高度的具有西方文明特色與宗教象徵意義的哥特式大教堂，給人的感覺就是對儒教聖地與儒家先聖的極大冒犯，是對中國文化與儒教文明的極不尊重，有文化上喧賓奪主的企圖與信仰上盛氣凌人的傲慢。同時，我對有關當局與地方政府高調策劃參與這一事件而缺乏最基本的文化自覺意識與文物保護意識也感到極度失望。
因此，我覺得如果這一耶教大教堂在曲阜建成，曲阜將失去儒教文明聖地的性質，將不再具有中國文化的象徵意義，曲阜又要遭到再一次巨大破壞。因為我實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廟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緬懷先聖時，舉頭即見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頂，我想凡是熱愛中國文化的所有中國人都會有我這樣的感受。所以，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我給北京的道友寫信説：“如果這個教堂在曲阜建成，我這一輩子就不去曲阜了。”
比如，一進曲阜，迎面而來的是耶教教堂；坐火車經過曲阜，映入眼簾的是耶教教堂；在孔廟大成殿祭孔，抬頭看見的仍然是耶教教堂，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對於基督教，我瞭解的時間比較長，我翻譯的書大多與基督教有關，並且現在仍在閲讀基督教方面的書籍。對於基督教的學理，我力圖帶着同情與敬意去了解它、欣賞它，並且吸取它的某些合理成份來豐富儒學的義理。基督教同儒教一樣，也是一個偉大的文明。我在瞭解基督教的過程中，對基督教聖徒的獻身精神、對基督教開展的慈善事業、對基督教在人類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都給予正面的肯定。確實，基督教作為一個悠久的偉大文明，有許多正面的東西值得我們吸取。
所以，我們在文化上與宗教上不應該有那種狹隘的排外心態，而應該採取包容、尊重與欣賞的態度。基督教在現代，特別是在天主教中，有很多東西和儒教是相通的，都有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反思的深厚資源，因而在某些方面兩個文明是可以相互借鑑的。
2010年7月27日，首座曲阜基督教堂“聖三一國際禮拜堂”舉辦奠基儀式
但是，具體到曲阜建耶教大教堂這件事，我認為基督教做得很不妥當，缺乏對儒教最基本的尊重。如果這個教堂建在深圳，或者建在中國其它城市，就是修100米高、能容納幾萬人，我們也只會羨慕而已，只能慚愧我們儒家沒有這個能力，修不了這麼高這麼大的講學傳道場所。但這個教堂建在曲阜，破壞了曲阜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長期形成的儒教聖地性質，我實在接受不了，不能不表示反對意見。
進行文明對話，必須先存在儒教文明的“活體”，必須以相互尊重為前提
任重：這個教堂的修建，如新華社報道所言，“見證着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迎接多元文明，參與全球價值觀討論。就在兩個月前，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在這裏舉行，在中國首開儒家與基督教文明對話的先河。”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蔣慶：“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迎接多元文明”，這句話表面上似乎很現代，很時髦。但這句話缺乏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國文明的主體地位必須先存在，或者如張祥龍先生所説必須先存在儒教文明的“活體”，才談得上“迎接多元文明”問題。
中國文明的現狀是：經過一百年來歷次的徹底反傳統運動，中國文明的文化生態已經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摧殘，現在正處在毀滅斷絕的邊緣。一百年來，熱愛中國文明的志士仁人，在西方列強的軍事入侵、政治瓜分與文化擴張下，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強烈訴求。如今，國保了，種保了，但“教”沒保住，中國成了“無教之國”。對中國而言，“教”就是儒家文化，就是儒教文明，也就是中國文明。
因此，我們今天的文化使命不是去進行時髦媚外的所謂“文明對話”，因為中國文明連“活體”都不存在，如何與其它活着的文明對話呢？我們今天的文化使命首先是在全球化時代保住我們中國文明的自性特質而不喪失，然後是在儒家文化百年來花果飄零後的今天靈根再植而重建“活體”。這正是一百年來熱愛中國文明的志士仁人“保教”訴求的繼續，是今日儒家文化起死回生的當務之急，亦即是今日中國在完成“國家救亡”的歷史使命後，必須完成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救亡”的歷史使命。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多元文明對話”，“參與全球價值觀討論”，不僅顯得大而不當不知所謂，並且還掩蓋了中國文明至今仍處在毀滅斷絕邊緣的嚴酷現實。因此，在我看來，文明對話也好，多元文化交流也好，在當今中國都顯得不切實際。
當然，文明是可以對話的，在某種意義上，文化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文明對話”必須以相互尊重為前提，“多元文化交流”必須以文化主體性的存在或者説“文化活體”為前提，而在尼山論壇我們沒有看到儒家文化的主體性存在，更不用説儒家文化的“活體”了。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在尼山論壇的影響下，曲阜的耶教堂事件表現了對儒家文化的極大不尊重。既然是這樣，那我們不禁要問：永無休止的“文明對話”與缺乏主體的“文化交流”又有什麼意義呢？
就曲阜建耶教堂事件而言，責任不在曲阜的基督徒，而在尼山論壇釋放的含混信息、有關政府不明智的錯誤決定以及個別教會領袖目無他教的自大傲慢。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希望通過《意見書》的發佈，有關各方能對此事件進行深刻反省，接受《意見書》的五個要求，停止按原計劃在曲阜修興建耶教大教堂。
唐文明：還有，這個教堂的修建符合不符合《文物保護法》、建堂手續是否齊全，當地政府都應該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蔣慶：説得對！如果問題不解決，必要時可以考慮向聯合國“世界遺產保護委員會”申訴。
關於“和諧宗教”，應該反省的是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教會領袖們
任重：可是，也有人認為這是干涉宗教信仰，並且認為儒家這次不寬容、不講宗教平等。在基督教方面也有這種看法，比如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單渭祥牧師在全國政協民宗委舉辦的“和諧宗教”專題座談會上，談了有關山東曲阜建造教堂遭到十位儒家學者聯名反對的事件，強調宗教和諧必須以尊重和包容為前提、以交流和對話為途徑，切不能強調自身特點產生狹隘和排他。單牧師認為儒家學家們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復興表示關切這自然是值得肯定，但不能用“此消彼長”的傳統思維方式去應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共融。
蔣慶：首先，不能口頭上講宗教和諧的尊重與包容，而實際行動又違背宗教和諧的尊重與包容。就今次曲阜事件的起因來看，恰恰在於耶教方對儒教聖地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而不在於儒家學者們“強調自身特點產生狹隘和排他”。因而，應該反省的是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教會領袖們，而不應統反過來責備儒家學者們對自己所崇仰的文化聖地遭到冒犯後的正當反應。
並且，文化與宗教的傳播與信仰自古以來都是“此消彼長”的，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歷史事實。在今天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也不能例外。無庸諱言，文化與宗教之間存在着競爭，這種競爭若處理不當會帶來文化與宗教之間的衝突，這就是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原因。而要避免這種文明之間的衝突，最基本方式就是不同文明之間即不同文化與宗教之間，要真誠地相互尊重，避免自己的行為對其它文明即其它文化與宗教造成傷害，這就是孔子所教導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也是耶穌“愛你的鄰人”的教誨與“虛心的人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登山寶訓”。
遺憾的是，單牧師沒有去反省曲阜建大教堂是否違背了耶穌“愛你的鄰人”的教誨與“虛心的人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登山寶訓”，也沒有去誠心瞭解這一事件給儒家價值的信奉者與儒教的信仰者所帶來的心理感受與情感傷害，而是把儒家學者們《意見書》的正當反應看作是應當放棄的、不符合全球化時代文化交流與文化共融的“此消彼長”的“傳統思維方式”。
單牧師這一對曲阜事件的指責性回應我們很難接受，因為這一回應沒有任何自我反省的成份，體現的仍然是某種不尊重其他文化與宗教的自大與傲慢，而不像某些基督教信徒真誠地認為在曲阜這一特殊地方建如此的大教堂確實不恰當。但話又説回來，以批評“此消彼長”的傳統思維方式，來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共融尋找理據的做法，在我看來是極其虛偽的。因為我們知道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目的，用基督教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到東方去，收穫靈魂”，“收穫靈魂”就是用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改變中國的傳統儒教信仰。
當中國在政治上追求獨立而民族覺醒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改變了策略，提出了“中華歸主”的口號。所謂“中華歸主”，就是“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而“中國人歸基督”就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最終目的。可見，在中國“收穫靈魂”而實現“中華歸主”的最終傳教目的，肯定意味着中西文化與宗教之間競爭關係的“此消彼長”。這是不能迴避的事實，也是不應該回避的事實，有意迴避這一事實除虛偽外，就是在掩蓋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個根本特質——基督教是一種“傳教的宗教”，即基督教把傳教（傳福音）當作最根本的生命信仰與信徒義務，而“傳教的宗教”帶來的結果必然是文化與宗教之間競爭關係的“此消彼長”。
因此，在這種“此消彼長”的競爭關係中，平面化的文化交流只是表面的和諧現象，浪漫性的文化共融只是在掩蓋外來強勢宗教的霸道性擴張。如果我們不認清中西文化與宗教之間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長期競爭性關係這一基本事實，而被虛幻的“文明對話”與表面的“文化交流”矇住了雙眼，結果可能不是一廂情願的“文明和諧”與“宗教和諧”，而是更大的“文明衝突”與“宗教衝突”。這是因為：一國之內如果缺乏強大的本土文化與本土宗教的主導性制衡，外來文化與外來宗教必然會無限制地擴張膨脹，最後的結果自然是導致文化與宗教的“反客為主”而造成“文明衝突”的加劇，而不是“宗教和諧”的建成。
因此，在今天的中國，要真正做到“文明和諧”與“宗教和諧”，就必須去大力保護、扶持與壯大儒家文化或者説儒教，而不是去無休止地進行無主體的所謂“文明對話”與“文化交流”。
任何國家內都存在着一個佔支配地位的主導性的宗教與文化
任重：很多人擔憂你們給當地施壓，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
蔣慶：有論者認為《意見書》希望依靠當地解決曲阜建大教堂問題，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這一批評不能成立。
《意見書》只是要求有關當地政府改變在曲阜“三孔”附近建如此高度、如此規模、如此風格的教堂這一不當決定，不是要求當地禁止曲阜民眾信奉基督教，也不是要求當地在遠離曲阜文物保護區之外禁止基督徒修教堂。由於這次曲阜事件是當地做出了不當決定，所以《意見書》要求當地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錯誤而改正自己的不當決定，而不存在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
當然，從儒家的角度來看，我們不承認所有的宗教與文化在某一國家之內都是完全平等的。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都存在着一個主導性的佔支配地位的宗教與文化，西方如此，中國也如此。我們不妨以美國為例。我們知道，美國主導性的文化與宗教是基督新教，美國憲法用國家大法的方式確立了基督新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性支配地位，即用憲制的方式確立了基督新教是在國家公共生活中公民必須接受的統治特權。
儘管在這一憲制架構中，每個人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自由信仰任何宗教，但在公共生活中除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可以作為國家的主導性公共價值外，任何其他宗教的價值觀都不能作為國家的主導性公共價值。比如儒教的價值觀與伊斯蘭教的價值觀，在美國只能作為“私家言”在私人生活領域中充當個人自由信仰，不能作為“王官學”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成為美國憲制的統治原則。
某一宗教與文化成為某一國家公共政治生活中佔主導支配地位的“王官學”，是某一國家特殊歷史文化長期演變而形成的結果，體現了某一國家的歷史文化特質。所以，在當今世界的任何國家內，不存在所謂平等的宗教與文化，當然也不存在所謂平等的“宗教對話”與平面的“文明對話”。自由主義者不承認這一基本事實，只能説明自由主義者的虛偽。
而許多基督新教徒在政治上都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正是基督新教的政治價值觀，而西方的其他基督宗教大多接受了基督新教的政治價值觀，那基督教的信仰者們與自由主義者們一起鼓吹虛偽的多元平等的宗教文化觀就不難理解了。
《再次呼籲在曲阜市境內停建基督教教堂》所提的“平房式教堂”
既然任何國家內都存在着一個佔支配地位的主導性的宗教與文化，那麼，政府作為公權力的行使者，就有責任與義務對這一歷史上形成的主導性宗教與文化進行特殊的保護、扶持、傳承與發揚，而沒有保護、扶持、傳承與發揚其他非主導性宗教與文化的特殊責任與義務，更沒有保護、扶持、傳承與發揚其他外來宗教與外來文化的特殊責任與義務。比如，英國政府會特殊地保護並扶持聖公會在英國社會與政治中的國教地位，會傳承與發揚聖公會的宗教價值觀與宗教傳統禮儀，而不會去特殊地保護扶持其他非主導性宗教與文化在英國社會與政治中的地位，並且不會去傳承發揚其他非主導性宗教與文化的宗教價值觀與宗教傳統禮儀。
再有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俄羅斯。前蘇聯解體後，美國的福音派非常激動，認為出現了在俄羅斯傳播基督新教的大好機會，於是福音派傳教士大規模進入俄羅斯傳教。剛開始俄羅斯政府搞不清楚美國福音派傳教士的動機，以為他們是為了幫助俄羅斯建立自由社會，甚至歡迎他們到中小學去傳播福音信仰。後來慢慢發現不對頭，美國福音派的大規模傳教會改變俄羅斯的宗教文化屬性，即改變俄羅斯東正教的歷史文化傳統，而改變了俄羅斯的東正教歷史文化傳統，即意味着改變了俄羅斯國家的歷史文化特性。於是，俄羅斯通過國家立法，規定任何宗教組織必須在俄羅斯存在二十年才能夠合法註冊，俄羅斯政府就是用這種國家干預的特殊辦法避免了美國新教福音派在俄羅斯的擴張性競爭，從而保護了東正教在俄羅斯的生存和發展。
總之，在儒家看來，國家或政府有特殊的責任與義務保護、扶持、傳承與發揚這一國家內歷史地形成的佔支配地位的主導性宗教和文化。在中國，這一佔支配地位的主導性宗教和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即就是儒教。因此，中國的國家或政府有特殊的責任與義務保護、扶持、傳承與發揚儒家文化與儒教，這是中國的國家或政府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是今日中國對歷史中國與未來中國必須履行的統治義務。
那麼，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政府在當今中國應該保護、扶持、傳承、發揚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或者説應該保護、扶持、傳承、發揚儒教還是基督教？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為，在今次曲阜建耶教大教堂事件上，當地沒有盡到保護中國文化與儒教文明的責任，而是在尼山論壇釋放的自由主義虛偽的平等多元思想的影響下不明智地做出了不當的決定。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鼓吹平等多元的自由主義思想正是基督新教的政治價值觀，竟被當代許多中國人與尼山論壇的主持者們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而我們也不要忘記，近代以來列強欺壓中國的無數不平等條約中，幾乎每一個不平等條約內都有打着“普世價值”的旗號強迫中國人接受的“傳教權利”與“傳教自由”。
要區分兩個含義上的儒教：“儒教文明”與儒教團體組織
任重：儒教的確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佔支配地位的主導性宗教與文化，這一點沒有異議。但現狀卻是，儒教不但不是當今中國的主導性宗教與文化，而且也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和保護。你們在《意見書》中也提到了，要求政府重視儒教，是不是考慮要建立儒教社團？
蔣慶：對於儒教重建這個問題，我已經講得很多了，但在這裏有一點需要再強調。
現在講到儒教，要區分兩個含義上的儒教：一個是中國長期歷史中自然形成的儒教，這個儒教始於五帝三王，一直延續到西曆1911年。這個儒教是個文明，即“中華文明”或者説“儒教文明”。
儒教還有一個含義，就是西曆1911年以來，作為文明的儒教在西方武力與西方文明的強力衝擊下逐漸式微而崩潰，為了挽救作為文明的儒教，即為了“保教”而實現“文化救亡”，康有為、陳煥章等先賢提出了仿照西方宗教組織的形式建立儒教，即建立“孔教會”，這是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宗教社團法人性質的儒教。
在中國1911年之前的傳統社會中，士大夫羣體既是儒教信仰的傳承者又是政治權力的握有者，整個國家以儒教價值立國，所以整個中國的國家機構或者説政府機構就是一個龐大的儒教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與整個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主導性價值就是儒教價值，整個國家的制度安排都是為了實現儒教價值，最典型的制度安排如太學、太傅、禮部、經筵、科舉等。也就是説，在傳統中國，不僅教育機構在實現儒教價值，整個行政機構都是在實現儒教價值，中國的國家或者説政府儼然就是一個為實現儒教價值而成立的龐大儒教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中國根本不需要在國家或政府之外再去建立一個為實現儒教價值而存在的組織化的儒教。另外，傳統中國社會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為傳播或實現儒教信仰與價值的社會團體並不需要採取法律社團的形式，即不需要採取宗教法人的合法形式。如孔子的傳道講學團體與陽明的傳道講學團體就不需要獲得政府批准註冊才能合法存在。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不同有三個方面：首先，近代以來儒教被逐出政治領域，致使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儒教的中國，現在中國已不再以儒教價值立國，因而現在中國的國家與政府已不再是實現儒教價值的龐大儒教組織。在這種情況下，要重建作為“中華文明”的“儒教文明”，除走“上行路線”使儒教價值重新成為立國之本上升為國家的“王官學”之外——這需要在歷史中長期的等待與期盼，唯一可行的就是走“儒教重建”的“下行路線”，即在國家機構與政府組織之外的廣闊社會領域建立現代宗教社團法人意義上的儒教團體組織，以這種現代的民間儒教團體組織方式來完成作為文明的儒教的重建與復興。
其次，現代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所有的團體都必須以法律的方式存在，即都必須取得法律的身份才能合法地去實現組織的訴求，世俗的公益組織如此，宗教的信仰組織也如此。如果儒教在現代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制度性的法律存在方式，即沒有實現儒教價值的組織化宗教法人形式，儒教的價值訴求就缺乏力量，儒教的義理傳播就得不到有效弘揚，作為文明的儒教的重建就會受到阻礙。
最後，近代以來的宗教競爭與古代社會的宗教競爭不同，近代以來的宗教競爭是組織化的宗教競爭，所有的宗教都以宗教社團法人的方式組織化地存在並組織化地展開傳教活動，而古代社會的宗教競爭並不採取這種宗教社團法人的組織化競爭方式，如兩千年來佛教進入中國的存在方式與傳教方式都是非組織化的個人行為，但近代以來西方宗教進入中國的存在方式與傳教方式則是高度組織化的團體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缺乏組織化的儒教以因應時代的變化，作為文明的儒教就沒有“活體”、沒有代表、沒有力量、沒有辦法與其他宗教競爭，因而“儒教文明”的重建就要受到極大的阻礙。因為其他宗教都是以社團法人的方式制度性地存在，因而具有強大的組織化力量確保自己信仰的價值能夠在不同宗教的競爭中得以有效實現。
在今次曲阜耶教堂事件中，儒家價值的信奉者與儒教的信仰者在表達意見時感到無力與無奈，就是因為儒家價值的信奉者與儒教的信仰者在中國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物沒物，要力沒力，不能以組織化的方式強有力地有效表達自己的意見與訴求。誠然，儒家從來都講君子“羣而不黨”，儒家也知道信仰組織化後如果處理不好會帶來與世俗組織同樣的腐敗，即追求權力、財富、榮譽甚至利益所帶來的腐敗。但現在我們沒有辦法，不得不因應時代的變化建立儒教社團法人，以此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儒教的義理價值。我們非常清楚，現在在中國建立儒教社團法人就是“羣而結黨”，違背了孔子的古訓，但這是被近代以來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逼出來的！
如果我們生活在孔孟的時代或朱子陽明的時代，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去建立這種宗教社團性質的儒教組織。孔子講“時中”，講“經權”，現在在中國建立儒教社團法人即是“時中”與“行權”。正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是“行權”，我們就必須對儒教組織化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與腐蝕人性的各種腐敗保持高度的警惕，力圖將組織化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與各種可能的腐敗降低到最小範圍。也就是説，儒教的組織，應該由君子組成，如果缺乏君子在內在生命上的修身實踐工夫，不能以聖賢教誨剋制自己的私慾，組織化後的儒教肯定會腐敗。如果由一個腐敗的組織去實現儒教的價值理想，不僅是荒唐的，而且對儒教的傷害要比來自外部的傷害大得多！
所以，我們不要輕言立即建設組織化的儒教，只有我們真正從心靈深處認識到了儒教組織化後的負面影響與制度化後的腐敗可能，並且能夠通過純粹信仰的共識與聚合先形成一個《論語》與《儒行篇》所記載的精神性的儒士羣體，有足夠的修身工夫能夠儘可能地克服組織化的負面影響與制度化的腐敗可能時，組織化與制度化的儒教建設才能提上日程。
人類的任何政治都不能與宗教分離，“政教合一”是“儒教文明”的最大特色
任重：説到重建儒教，很多人擔心的不是您所説的“下行路線”，而是“上行路線”，批評您這是要走“政教合一”的路子，比如李澤厚先生。對此，您有何評論？
蔣慶：無庸諱言，重建儒教的“上行路線”就是要走“政教合一”的路子。“政教合一”不僅是從古到今儒教文明的最大特色，也是從古到今儒教義理的根本主張。用儒家的“王道”術語來説，所謂“政教合一”，就是國家的政治權力負有實現天道超越神聖價值、地道歷史文化價值與人道人心民意價值的責任與功能。也就是説，特定國家的政治權力有實現特定國家歷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價值的義務與職能。在中國，這種特定國家歷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價值就是儒教價值，而這種特定的儒教價值就是“王道價值”。所以，無論古今，中國的國家政治權力都有責任去實現中國歷史地形成的儒教價值，即“王道價值”，並且還必須以憲政的方式將儒教價值用國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固定下來，使儒教價值的實現得到國家制度化的有力保障。
其實，西方那些標榜“政教分離”的國家在實質上也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只是他們虛偽地不承認而已。比如美國，所謂“政教分離”只是美國的國家政治權力與某一具體的宗教教派相分離，因為美國的特殊歷史原因基督教派別特別多，而不是美國的國家政治權力與美國曆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相分離，即不是與美國特定的基督新教相分離。眾所周知，在美國，歷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是基督新教，基督新教的政治價值觀被美國憲法固定下來，形成了美國國家的基本政治原則。所以，美國雖然沒有法律上的“國教”，但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實際存在着實質性的“國教”，或者説隱秘的“國教”，這一美國的“國教”就是基督新教。也就是説，表面上美國是“政教分離”的，但實際上美國的整個政治制度與政治過程都是與特定的宗教即基督新教緊密相連的。
然而，弔詭的是，美國政治不承認法律上的“國教”，而現實的狀況則是基督新教的政治價值觀通過自然神論的哲學方式被美國憲法作為美國憲制的基本原則固定下來，因而實際上美國的法律——憲法——已經用非常抽象的原則與方式規定了美國的基督新教實質上就是美國的“國教”。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常説美國的自由主義非常虛偽，一直在掩蓋這一最簡單不過的實質上“政教合一”的事實。
由此可見，人類的任何政治都不能與宗教分離，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如此，中國的儒教文明也如此。如果中國的批評者們按照西方自由主義的理念批評重建儒教是“政教合一”，那麼，他們應該首先批評的是自由主義理念盛行的美國政治是“政教合一”，而不是力圖掩蓋美國耶教政治的“政教合一”而反過來批評中國儒教政治的“政教合一”。
唐文明：查爾斯•泰勒明確説，美國的憲法就是一個隱秘的“教會”。
蔣慶：説得對！美國憲法實質上就是一部宗教法典，規定了基督新教的價值觀。至於英國就更不用説了，國王就是聖公會的領袖。還有希臘憲法明文規定東正教是“國教”，北歐一些國家則以路德宗為“國教”。這些都是“政教合一”的簡單事實，不知為何批評儒教重建是“政教合一”的人對此視而不見，這些國家都是自由的西方國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