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自殺式襲擊的日本特攻隊員，是自願的嗎

【26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啓程、國事訪問菲律賓5天。安倍致辭稱：“這次訪問在慰靈戰爭死亡者、祈願和平。”二戰期間日本擴張政策下，曾侵略過太平洋多個大小島國。二戰結束前，日美激戰中，日軍官兵在沒退路的島國，執行了集體自殺的命令或示意，在菲律賓約有51.8萬日本人喪生。這種自殺殉國的行為背後，有多少“自願”成分，抑或是受到時代裹挾居多，或許可以從神風特攻隊成員手札中找到答案。本文原載於澎湃-私家歷史，作者：國薇、魏靈學】

所謂“特攻”，指的是以士兵生命為代價的、特殊的攻擊方式，即自殺式襲擊。日本南九州市知覽町是二戰期間日本陸軍航空兵特攻隊的主要基地。2015年，位於南九州的“知覽特攻和平會館”曾收集大量的特攻隊員遺物，並試圖申遺，引起各界關注。“知覽會館”相關人士聲稱他們“申遺”是為了“單純向世人傳遞戰爭的慘烈，避免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在特攻隊員的遺物中，手札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將以特攻隊員佐佐木八郎的日記為例，探尋他們的內心世界。

“知覽會館”中展出的“神風特攻隊”隊員遺書，內容充斥“玉碎”、“忠君”字眼

所謂“志願”，是真的自願嗎？

“特攻隊”（とっこうたい）即“特別攻擊隊”（とくべつこうげきたい）的簡稱，這一詞彙最早出現在日俄戰爭期間的旅順港閉塞作戰，在太平洋戰爭後期，“特別攻擊”（とくべつこうげき）發展為一種普遍化的作戰形式。

1943年末，甲標搭乘員黒木博司大尉與仁科關夫中尉提出了“人間魚雷”（にんげんぎょらい）的構想，他們主張由人直接操縱裝有推進器的魚雷襲擊對方軍艦，是為水中特攻之始。1944年10月中旬，“日本航空隊之父”、時任海軍中將的大西瀧次郎在菲律賓戰場組織了一支“駕機撞艦”的特別攻擊隊，飛機座艙前裝有大量烈性炸藥，飛行員駕駛飛機撞向敵艦，此即廣為人知的“神風特攻隊”。1945年2月6日至6月22日，日本陸海軍實施了代號為“菊水作戰”的10次“特攻”，“全軍特攻化”就此展開。

這些“特攻”，與太平洋戰場日軍的節節敗退有關。1942年6月中途島戰役，日軍損失慘重，美軍得到了太平洋戰區的主動權。1943年，隨着山本五十六戰死與阿圖島戰役失利，東條內閣動用“學徒出陣”（がくとしゅつじん），大量20歲以上的高等教育機關文科系學生被徵入伍。學者大貫惠美子曾在《被扭曲的櫻花》一書中指出：“特攻作戰名義上是自願參加的，但在大西等人提出‘特攻作戰’這個方案時，陸海軍軍官學校出身的職業軍人中竟沒有一人志願參加。”於是這些“學徒兵”便成為了“特攻”的主體力量。

在徵求特攻隊員時，都是先命令全體集合，然後長官講話鼓吹“愛國”是一種如何重要的美德，最後命令“志願”進入特攻隊的人出列或是舉手——但這真的是一種“志願”嗎？

顯然不是。首先，這些進入到特攻基地的生徒兵在一開始便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曾被徵召為“學徒兵”的色川大吉回憶道：“從一開始便被教導絕對不可以被生擒，進入部隊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學會如何用自己的槍自殺。”其次，所謂“表達志願”也只是流於形式，就算有人有足夠的勇氣拒絕加入，等待他們的要麼是地獄般的折磨，要麼是被強行編入到特攻隊之中。

可悲的是，在當時的宣傳中，這些參與特攻的生徒兵卻清一色地被塑造成了“自願為國犧牲的義士”。

青春的遺書：特攻隊員及其手札

戰後，伴隨着內部資料的逐漸公開、以及諸多死難者家屬的活動，針對他們的史料編纂與相關研究才逐漸展開。

1947年，由東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戰歿學生手記編集委員會主編的《遙向山河》（《はるかなる山河に : 東大戦歿學生の手記》）出版，全書收錄了37位東大出身的、陣亡學生的日記、信件、詩歌以及遺書。1949年，此書的續篇、由日本戰歿學生手記編集委員會編纂的《海神之聲》（《きけわだつみのこえ:日本戦歿學生の手記》）出版，其中包括了各大學陣亡學生總計七十六人的手札。學者保阪正康指出，這兩部文集，在戰後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戰後日本所出版的陣亡學生文集還有許多，比如海軍飛行予備學生第十四期會主編、由每日新聞社於1966年出版的《啊！同期之櫻》（《あゝ同期の桜・帰らざる青春の手記》），北川衞主編、由日本文華社於1970年出版的《啊！神風特攻隊》（《あ丶神風特攻隊:還らざる青春の遺書集》）等等。

《青春的遺書》（《青春の遺書：生命に代えてこの日記·愛》）於1981年由昭和出版社發行。全書收集了特攻隊員佐佐木八郎1939年到1945年之間的日記、信件、隨筆等總計四百餘頁，日記部分是從1939年3月16日至1943年12月8日，他在基地的日記（1944年12月9日至1945年4月14日）則部分地收錄於書的最後、並散見於前文提到的其他文集中。

佐佐木八郎生於1923年。1944年12月，他接受徵召成為一名“學徒兵”，1945年2月20日誌願成為特攻隊員，4月14日在特攻任務中戰死，時年僅23歲。面對戰爭與死亡，年輕的特攻隊員佐佐木八郎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特工隊員起飛時，女學生們揮舞櫻花送他們

厭惡非人道戰爭的矛盾青年

根據學者星野芳郎的研究，佐佐木八郎的家庭處於中產階級的上游，可謂衣食無憂。他與雙親的感情也極為親密。在他通過舊制一高的入學考試後，母親一路跑到二樓他的房間，緊緊握着他的手説：“謝謝你，都是因為你這麼努力。”與此同時，懷抱理想、厭惡資本主義的佐佐木八郎雖然“對父親的事業抱有一種否定的態度”，但當父親被診斷患有肺結核後，他“思及（父親）一生都在為家庭辛勞”，“多麼希望留在他的身邊照料”。然而最終，他還是覺得“儘管如此，我依然必須出征”。

在佐佐木八郎的心中，始終存在着一種理想主義的激情，這與他的閲讀、思考息息相關，學者中野綾子在《陣亡學生·佐佐木八郎的閲讀體驗》一文將其分為“教養層面的讀書”、“理解社會的讀書”等幾個方面。佐佐木八郎精通德文與英文，縱觀《青春的遺書》，既有柏拉圖、盧梭、康德、拜倫、歌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蘭克、韋伯、穆勒等西方大師，也有諸如內村鑑三、阿部能成、森鷗外、樋口一葉、谷崎潤一郎、宮澤賢治、山本有三這樣的日本名宿。他將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那種勞動為德、人人相安的世界視為社會最為理想的狀態，甚至在日記中寫道“《資本論》十分隱晦…但令人受益匪淺”，“真希望日本有朝一日出現（列寧、斯大林）這樣的人物”。

懷抱着這種理想，他厭惡資本主義與非人道的戰爭——這是許多“學徒兵”心中的想法。他在日記中寫道，“大家為了戰勝的新聞歡呼雀躍，但我沒辦法像他們一樣”，“軍隊對拒絕接受徵兵的人進行拷問，這難道不是不人道的嗎？”在他的日記裏，甚至出現了“軍部裏面就是一羣大混蛋”這樣的話語。

但是，佐佐木八郎又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他批判日本的同時，也對“理想化的日本”懷有熱切的期盼。他的好友、後來成為東大教授以及激進派代表人物的大內力堅決反對他參戰，認為戰爭只是為了當權者，並不是為了一般民眾，但佐佐木認為，應當“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絕不可以讓日本屈居於赤發碧眼的洋人的腳下”。

《青春的遺書》書影

曾疑惑日本的未來，但最終被帝國怪物吞噬

正如學者岡田裕之指出的那樣，反對國家與愛國並存，這成為了佐佐木“苦惱的根源”，他一方面決意“要為了全新的日本奉獻自我”，另一方面又在疑惑“日本究竟會走向何處”。在最終出擊的前一天，他留下了一封信給父親，其中寫道：

“父親：再見了，我明明還未對您盡孝，但就是在明天，我便要為日本赴死了……我從未向您表達心中的愛戀。這是我最後的機會了，所以，請讓我説出來吧。我非常的愛您。”

在佐佐木八郎的精神世界裏，對於父親與對於日本的情感幾乎如出一轍——他理性上厭惡父親資本家的身份，但在情感上無比愛戴他，他理性上反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傾向，但在情感上甘願為其赴死。而他最終投身於戰場，也有着複雜的原因。

首先是佐佐木自身的選擇，在他的文字中，反覆提到年青人的社會責任，那便是愛國心，要“為創造全新的日本犧牲”。在最後一次參加一高同學會時（1943年11月10日），佐佐木留下了《“愛”與“戰”與“死”》一文，其中寫道：“我並不知道我們贏了這場戰爭好不好……我會盡我最大的力量戰鬥。”在加入海軍前夕，他在日記中寫道：“終於在十二月一日決定入伍了……以己身為盾牌，守護國家那悠久的生命。”在最後一次執行特攻任務之前，他的摯友平澤還在勸告他不要捨棄生命，哪怕忍受屈辱也要活着回來，但他剪下了一縷頭髮送給友人——作為最後的道別。

其次是時代的裹挾。學者大貫惠美子指出，日本政府極力宣傳的政治民族主義，使得“愛國”成為了一種不需要思考的、不證自明的道德準則，她在書中寫道：“‘犧牲之壯美’與‘愛國主義’的召喚，太容易蠱惑人心了。”

二戰的硝煙已然散盡，但我們的思考卻不可以停止，重新審視那段可怕的歲月便會發現，在飽含血淚的“萬歲衝鋒”中，在政府輿論的刻意渲染下，整個社會都產生了“為國民與國家犧牲”的幻想，而這些學徒兵們卻最終為日本帝國這隻怪物啃食殆盡。

以史為鑑，唯冀這樣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