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寧:尋找拉近中美的“末日彗星”
【國家主席習近平27日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克里,回顧了中美雙方在過去一年中取得的重要進展。中美關係始終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全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牽動着整個地球的脈搏。在好萊塢的鏡頭下,大國關係或許需要靠末日彗星得以紓解,但本文作者看來,現實世界中並不缺少這樣的“末日彗星”。】
中美關係過去成功的基礎是共同面對的蘇聯威脅,而當前困難源於後冷戰時代山姆大叔視中國作最大假想敵。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上的傲慢與偏見讓美國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選民的反華情緒不斷髮酵至於以兵燹相要挾。然而,不同物種為了生存都能精誠合作,遑論同住地球村的同種生物。
好萊塢確已備好了一攬子方案:末日彗星、外星人入侵、2012、環太平洋巨獸等等。面對人類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中美自然化干戈為更大的干戈並將其朝向共同的敵人了。然而,為求矛盾冰釋而造顆末日彗星成本太高;更好的思路是歸納蘇聯威脅與前述好萊塢製造之共性,再按圖索驥以轉捩危局
第一,它們都同時威脅到兩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並且在民眾的感知中,這種威脅須要大於互相的威脅。據此,排除法可縮小“尋找末日彗星”的範圍:俄羅斯雖是美國眼中釘,現今卻比不上“中國釘”的尺寸;印巴和平不和平、非洲發展不發展,影響不到紐約上海的歌舞昇平;毒品、洗錢等跨國犯罪與多數老百姓關係並不密切;難民問題在美國國內關注度並不高……
第二,兩國合作有顯而易見的必要性。死亡是美好生活的終極殺手,但是攻克疾病、抵抗衰老的努力並不經常跨國;地震、颱風等局部災害大多是自掃門前雪的處理方式……
第三,它們都迫在眉睫。核擴散並不必然導致核武器的再次使用;經濟大蕭條何時發生並無共識……

鄙人認為末日彗星的可行替代有以下三種。
宗教極端主義
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辯論中,主持人曾提問什麼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五個競選人中,四個提到了中東局勢。
宗教極端主義是非理性的,而對非理性敵人的恐懼是與生俱來的。911在美國人心裏留下的創傷並非十幾年國土安全所能消除;東突等組織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在國人記憶中難以揮去。窮兇極惡的伊斯蘭國異軍突起迅猛擴張,使得大國合作成為當務之急。在反恐中求同存異,長期合作以防止極端主義野草春風吹又生,可以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契機。
這種合作,必須建立在溝通和理解的基礎上。美國媒體冷漠對待中國發生的恐怖襲擊,反映了他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舛謬,也反映了我們軟實力的欠缺。宣傳工作與反恐合作應形成合力。
氣候變化
關於美國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的問題,民主黨初選黑馬桑德斯的回答是氣候變化。全球變暖是科學界的共識,也得到了美國大部分民眾的認可(除少數共和黨人),甚至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層面。降低碳排放的成本-收益分析絕大多數指向立即行動的必要,而作為全球最大的排放國,中美的協調與領導直接決定着這一工作的成敗。
之於中國,即使我們懷疑全球變暖的研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減少環境污染等毋容置疑的努力方向也可與降低碳排放形成正反饋。推動這一工作也能提高國際地位:習奧會後宣佈的減排意向便得到了全球媒體一片讚譽,這在對中國敵意滿滿的西方甚為罕見。
推動減排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也可以是巨大的。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換來最大的收益,是一個跨學科命題,其資源、人才的協調需要制度上的保證 。
貧富不均
經濟學界一大共識是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民眾更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正是因此風頭無倆。美國社會對分配製度的不滿在其政治生活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就連一向反對增税的共和黨在枱面上也都只能打“均富牌”,把矛頭指向了替罪羊對沖基金經理們。這種對“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的恐懼,足以引導美國民眾支持中美合作以消除收入分配的極端不均。
中美合作為什麼是必要的?皮凱蒂(以及其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對於一個國家,向高收入者徵税的成本包括他們移民且帶走財富的風險;向企業徵税的成本包括它們修改註冊地至避税天堂的風險。只有主要經濟體達成默契,讓逃税者無處可逃,讓避税天堂不再吸引人或企業,支持弱者的分配政策才能順利實施。
該默契,可能包括協調一致的税制改革,也可能包括對避税天堂及在其地註冊企業的制裁。與前兩顆彗星不同的是,這些國際合作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若敢為天下先,則能贏得天下之民心,自然也得美國的。
“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國際關係概莫能外:貿易及其他經濟利益也許能保證兵戎不相見,卻並不能消除兩國民心的隔閡。綰閤中美兩國之力,將末日彗星擊碎,不但能保衞地球,還能遽化敵意為戰友情,不可不謂嘉言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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