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越共十二大，沒有轉折點

備受矚目的越共十二大選出了總書記，現任總書記阮富仲“如願”當選，而且是等額當選，更重要的是阮富仲已經是超齡服務了。現任總理阮晉勇也是“急流勇退”，不僅沒有如外界一開始預測的那樣“高升一步”，當上總書記，反而退出了越共中央委員會。“二阮”的政爭告一段落。這可能是越共十二大中最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也讓具有“線性進步”思維的觀察家們有些意外，越南政治改革可能進入了一個盤整期，而不是走向美式民主。

越南自由化的謠言與現實

在越共十二大之前，傳言不斷，包括越南將放棄越共領導，擁抱美式民主制度等等。而十二大之後，這種預期可能已經脱離了越南的政治現實，至少不適合當下的政治氣氛。阮富仲所代表的“北方派”穩住了陣腳，至少在意識形態上不會邁出太大的步伐。南方派與北方派的分野其實也是越南國家整合過程中面臨的一大問題，長期以來越南南北在歷史傳統和政治思維上是較大差異，而南北政治派別的對立與競爭也會將這種差異固化下來，最終體現在最高權力當局的路線與方針選擇上面，保守與自由也就有了地理的含義，南方派比較自由，而北方派比較保守。

那麼，阮晉勇的出局是不是意味着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勝利呢？也未必如此，越南自1986年黎筍去世之後，開始探索改革道路，逐漸形成了比較具有特色的政治權力架構。

越共十二大投票現場

“四駕馬車”是對越南中央分權的形象概括，總書記、總理、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實現了分權，但是，這種分權並不是權力在制度上的分離與制衡，而是人事上的安排，結果看上去很分權，實際更多的是一種越共內部權力鬥爭與妥協的產物，只是在很長時間裏，越共在形式上對外界保持了高度的團結。總理主要掌管經濟事務，社會主義國家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逐步自由化的過程，如果掌管經濟改革的官員都是保守派的話，那也談不上改革了。

阮晉勇當總理的十年裏，越南經濟快速發展，最終加入了美國主導的TPP，對9300萬越南人來説，這是加入到國際市場的重要抓手。經濟自由化是改革的大趨勢，無論阮晉勇能不能高升，都不會逆轉這一自由化潮流。因此，很難用自由派失勢這樣黑白對立的話語和思維來理解越共十二大的結果。

然而，經濟的自由化並不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急劇右轉，阮晉勇的引退也説明了這一點。這位強勢的總理，不僅在經濟問題上頻頻發聲，而且將觸角深向了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儼然成為越南的“一把手”。這已經觸犯了越共長久以來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均衡格局，另外，經濟增長並不意味着財富的均衡分配，阮晉勇自身的政治口碑並不是很好，他的子女介入到越南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之中，被認為是“太子黨”，而他自己也當上了美國的爹（女婿具有美國國籍，且親家曾是南越的高官），這些都與越共的政治意識形態有些不搭調。

在越共中央委員會中，阮晉勇的勢力也不夠穩固，多數人支持阮富仲繼續擔任總書記。阮晉勇的政治生涯結束了，他所代表的政治自由化的符號也與貪腐自肥聯繫在了一起。在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政治制度和法治傳統之前，自由化的速度並不等同於快速獲得真正的自由。

阮富仲

制度退化與進化

分權與集權，到底哪個更好？這樣的問題本身忽略了權力需要制度化的事實。無論分權還是集權都需要制度，“四駕馬車”的權力分配形式要比一駕馬車更先進？未必如此。現代國家的進化在於權力通過制度予以實現，否則，就是制度的退化。觀察越共十二大，也許最大的看點不是“二阮”之間的競爭，而是看越共制度化的水平。

阮富仲當選為總書記這件事情本身可能內含着制度退化的因子，如果持續下去，只能讓越南的自由化進程缺少制度支撐。第一，按照規定，65歲就要從權力崗位中退出來，阮富仲已經70多歲了，只是因為在越共黨的決議中出現了“特殊情況”的條款，為阮富仲等大齡高官繼續掌權開了後門，而這樣的後門本身就是制度的漏洞，特殊情況變成了某些人的特權。在一個比較封閉的政治系統中，年齡的嚴格門檻可能是實現權力代際更替的最佳辦法，這樣減少了制度的不確定性和人為因素，以此作為各方妥協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越共從1986年開始改革開放事業，政治權威已經難以人格化了，大家都是凡人，已經難以再找到權威人物。換句話説，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一發展的邏輯也契合越南經濟自由化的大方向。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培育最終會形成一種自我的秩序，真理讓位於常識。阮富仲的連任，不僅破壞了越共任期制和年齡限制的默識與承諾，也不利於權力的代際更迭。

阮晉勇

70歲，的確已經不小了，但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説，可能這是智慧沉澱的年齡，里根總統也是高齡入主白宮。年齡不是主要的障礙，主要是看通過何種方式獲得的權力。另外，集權，至少是中央政府層面的集權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四駕馬車的權力架構並不利於制度化，內政與外交脱節，更嚴重的是因權力鬥爭使國家的政策缺少連貫性和一貫性。阮晉勇的過激做法，比如2014年越南國內出現的反華行為，缺少來自高層的制衡，結構造成了比較惡劣的影響。阮富仲連任之後若能建立起制度化的集權，也算是一種進步吧。

阮富仲上台之後，中越關係是不是可以從低潮中走出來呢？短期來看，至少不會惡化，甚至會有比較明顯的改善。畢竟阮富仲被視為“親華派”，但是2015年7月，阮富仲也曾歷史性地訪美。中越兩黨之間的溝通渠道未必可以建立起兩國的利益紐帶。

中越關係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來就比較複雜，反華思潮本身就構成了越南民族主義的一種刺激性因素，不要低估了越南捍衞本國利益的自利的做法和慣性。當年中美兩國在越南角力甚久，兩大國都將越南當作籌碼，結果最終是越南把大國給耍了。與越南打了多年交道的基辛格也是深有體會，越南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弱小的棋子。

我們關注越共十二大的時候，尤其是越共的意識形態表述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也不要低估越共其實就是越南的化身，國家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當年美國就是低估了這一點，多米諾骨牌理論才如此誤國，讓美國跌落在越南。中越兩國之間有政黨溝通的便利渠道，但僅僅是渠道而已。兩國在南海的現實利益之爭，以及歷史上就存在的隔閡與分歧，不會因為阮晉勇的下台而結束，也不會因為阮富仲的連任而消除。比較務實的做法是，觀察越共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未來方向，在尋求兩國國家利益紐帶的同時，也要找到越南的後門與漏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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