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用結構性投資化解結構性產能過剩

當前，中央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2015年末，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實際上，在產能過剩的背後是整個經濟供給結構的失衡，即主要以重化工-基建行業的嚴重產能過剩，同時在生態資產、人力資源、清潔能源、科技資產、基礎設施、高新產品等廣義生產要素與優質產品領域存在着長期短板、嚴重的供給短缺。

因此，要有效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一環在於用辯證的、積極的觀點分析問題、處理問題。將“去產能”和“補短板”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通盤考慮，通過“補短板”來“用產能”，從而實現“去產能”。

如何看待過剩產能

什麼是過剩產能？過剩產能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實上，過剩產能並不是鐵板一塊，需要加以分類，具體分析。

其中一類過剩產能可以稱為“標準性產能過剩”，即在環保、安全、消防、能耗等政策標準上不達標，喪失存在資格的過剩產能。多數“標準性過剩產能”產生在企業滾動式高速增長階段，設備水平低、管理粗放、環保理念不足、安全措施不夠、相關投資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來環保標準、安全標準逐年提高，執法力度逐年加大，這類產能既無法達到國家生產標準，也不符合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歷史趨勢，因此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落後冗餘產能。

另一類過剩產能的形成並不是由於上述技術、環保安全標準的落後，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範圍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相對過剩產能”。

就規模而言，這些“相對過剩產能”很龐大，主要集中在重化工-基建領域，涉及2-3億噸鋼、幾億噸水泥、幾十億噸煤炭、萬億度級別的電力，以及大量鋁、有色金屬、石化產品、幾十萬台工程機械和運輸車輛，另外還有以存貨形式表現的過剩，如約6億平米的商品房庫存。行業人士估計，這些行業過剩產能平均在30%以上；如果經濟繼續下行，產能過剩程度也將會進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相對過剩產能**”**

目前，社會上很多人習慣上將所有過剩產能都視為是負面的、多餘的，因而應該被淘汰。這種一刀切的看法十分片面。

因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相對過剩產能”，也就是符合技術、環保、安全標準的那部分過剩產能，就技術-經濟標準而言，是可以正常運行的“好產能”。它們是幾十年來中國千千萬萬的工人、技術人員、企業家，從無到有，一點一滴，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努力積累起來的生產性資產。必須看到，這些生產性資產是我國人民艱苦奮鬥的汗水結晶與財富積累。

這些產能都曾是我國工業發展的成就與財富；即使在今天，也是絕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如印度、印尼）求之不得的寶貴工業資產。如今，在我國這些“好”產能之所以被當作“過剩產能”、“壞產能”，只是全球經濟格局變動、市場有效需求持續下跌所致。如果出現新的市場需求，今天的“相對過剩產能”不就立刻能變成明天的寶貴生產性財富了嗎？

我們真的不需要這些相對過剩產能嗎

我國國民經濟必然需要進一步發展，但是難道對上述這類過剩產能就真的不存在潛在需求了？

經濟學習慣區分需求與需要，如果不談短期需求，而是着眼於國家長治久安、國民安居樂業的長期需要，就能發現，上述相對過剩產能都是國家長期發展所必需的重要生產資料。

事實上，從長期看，我國有四大領域存在着嚴重的供給短缺，包括廣義生產要素、高新產品、民生資產以及國家安全資產。

1.廣義生產要素，包括生態、能源、人力、資源、科技等五大類別。

2.高新產品，包括戰略性科技產品、優質消費品等。

3.民生資產，包括公共服務能力、社會保障住房等。

4.國家安全資產，包括南海開發，南疆開發，軟實力與話語權基礎建設，“一帶一路”戰略設施所需的基礎設施，相應軍力、投射能力建設所需的巨大先進軍備裝備、技術與人員等。

上述這些關乎我國長期發展潛力與質量的廣義生產要素、民生資產和國家安全資產，我稱之為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從歷史國情與國際比較觀察，我國戰略性基礎資產的積累嚴重不足。對這些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進行投資，涉及的項目許多都是超越都江堰規模的超級國家工程，而其投資設施的主要耗材就是當前的“相對過剩產能”。當大工程一開動，就意味着將新增加對鋼、煤、電、鋁、化工、建材、工程機械、運輸車輛、建築工人等的有效需求，直接將“過剩產能”轉化成了“有效產能”。

可見，解決相對過剩產能的問題，既要堅定不移的“去產能”，即淘汰不符合政策標準和發展需求的不達標產能；更需要規劃與部署對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或簡稱國家基礎資產）的投資，通過實行結構性投資，實現有效利用相對過剩產能。“去產能”與“用產能”應當兩手抓、兩手硬，才能實現“調結構、促增長”的長期目標。

為什麼國家基礎資產投資不足

當前產能過剩，根子在國家基礎資產投資不足。為什麼全社會對國家基礎資產的投資不足呢？根本原因在於這類國家基礎資產的一些特性，導致投資主體缺位。

1.規模大。屬於國家基礎資產的投資項目一般規模巨大，通常以千億、萬億計，單個企業乃至企業聯合，通常都沒有這樣的投資能力。

2.投資週期長。基礎資產工程建設時間以5年、10年乃至幾十年計，在企業能夠接受的回報期內沒有回報。

3.高度不確定性。基礎資產投資項目多是超級工程，涉及不同產業之間的關聯規劃、涉及地區間協調、甚至涉及國與國之間的磋商，這些項目的不確定風險遠遠高於一般製造業投資所面臨的風險，遠非一般企業能夠承擔。

4.收益排他性模糊。市場型企業的投資要求誰投資、誰獲益，要求完全的排他性，而這些超級工程的收益權（定價權）如何實施，歷來在各國都存在着極大的模糊性，因此不適合市場中的企業投資。

企業不適合作為宏觀-戰略性的投資主體，國家財政同樣也不合適。因此，必須創造一個新型投資主體，我們將其定位為準市場型國家戰略投資基金。

如何打造****新型投資主體

實施宏觀-戰略投資的關鍵是打造新型投資主體。借鑑股權投資基金行業的經驗，一個可行的辦法，是設立擔負國家戰略使命的準市場型戰略投資基金體系。其要點是：

1.在基金體系下，按不同領域及其同一領域的不同地區，設立若干專業性子基金；如國家創新創業引導資金、南海開發基金、塔克拉瑪干綜合開發基金、清潔能源基金等等。

2.基金實行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由中央銀行與國家財政提供引導資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場特許融資範圍，選擇性提供國家信用擔保，吸引國內外大機構作基石投資人，吸引社會投資大眾作為（優先回報的）投資者，再加上直接在銀行間市場發行債券，形成國家戰略引領、國家資金牽頭、多元資本混合的長期投資基金。

3.市場化方式挑選基金管理人，開發使用那些國家部委辦局中包括已退休但仍適宜工作的、具有產業和大型工程/企業工作經驗的專業幹才，與資本市場的現代專業人才結合，打造市場化、專業化基金運作團隊，建立以國家榮譽和長期經濟利益並重的複合型長期激勵機制。

4.完善建立基金投資決策、諮詢與審計體系，促使基金體系在總體上達到有效運行、合規運行。

5.統一規劃佈局，分期有序實施。對廣義生產要素的投資，不少都是“都江堰式”的超級工程，必須在充分論證、科學決策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而一些則是相對成熟，可儘快立項設立（如解決“去庫存”問題的“國家保障房儲備投資基金”）。

宏觀-戰略投資有沒有經濟效應

就宏觀-戰略投資的自身項目而言，因其投資週期長，雖然在中、短期難有回報，但在長期具有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

首先，宏觀-戰略投資所形成的資產是國家長期發展的基石，具有戰略性、基礎性的生產要素供給能力，其特點是隨着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而相應增長，對其需求是長期和剛性的；其次，這類資產的收益具有固定收益的特點，不依賴競爭性行業中所必需的企業家精神；再次，這類資產的收益水平往往與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關，具有資產收益跨時遞增的特性，即社會經濟越發展、人均收入越高，這類資產的收益水平就越高。香港公租房就是一個特別典型的案例。

就投資的外溢性效果來看，這些宏觀-戰略投資在短期就開始產生積極的社會效益。這是因為，這類投資絕大部分是超級工程項目，能夠直接拉動對當前過剩產能的有效需求，把那部分因需求不足而相對過剩的產能利用起來，轉變成有效產能，從而通過“減產能”和“用產能”的雙軌制，減輕產能壓縮的難度；同時，這樣做還可以避免因固定資產報廢的資本損失，減少工人下崗領取社保救濟的財政壓力，還能獲取這部分被宏觀-戰略投資救活的產能的税收，對國家財政與社會穩定都有明顯的正面作用。其中屬於科研投資和勞動力升級培訓投資的部分，則能增加收入從而拉動消費及第三產業發展。

總之，由宏觀-戰略基金對國家長期發展必須的戰略性基礎資產進行開發性投資，在當前，可以顯著提高宏觀有效需求，抬升經濟增長的底部；在長期，更是具有良好回報的超級投資機會。

（本文轉自《經濟導刊》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