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哲：今天你鄉愁了嗎？看看中信青年學人怎麼説

讀者們應該記得，去年大約這個時節，一位博士生寫下的回鄉見聞在觀察者網引發熱烈討論並就此刷爆了朋友圈（《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麼》）。昨日，一篇十萬加的《黃燈：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如歌如訴，再次叩擊讀者心靈。（這篇文章我們附在後面。）

有趣的是，這兩篇文章均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策劃作品。這個專業由中文系和社會學系聯合建立，旨在突破純文學的狹小天地，解析當代文化（意識形態）的產生機制，重啓人文知識分子介入更多現實領域的能力。國內和香港均有幾所學校設置此專業。十多年實踐下來，既開啓了人文知識分子的視野，也成為製造更多論文發表機會的手段。無論如何，這個平時相對平淡的學科，在這兩年的年關都意外地通過鄉愁主題刷屏。

相比王磊光的文章，黃燈的文章更多借鑑跨學科研究材料，既有長年下鄉蹲點的賀雪峯三農研究團隊出現，也有多位文學家亂入，客觀體現了文化研究的知識組合，既揪心也讓專業人士有點吃不準。

觀察者網邀請賀雪峯的學生和中信青年學會的研究者們非正式討論這篇文章（主持：餘亮；參與者：中信青年學人）：

陳柏峯（常年下鄉研究，著有研究鄉村灰社會的力作《鄉村江湖》）：文章挺好！有深刻體會，但是外部視角。

李晟（法學研究者，譯有波斯納《資本主義民主的危機》）：這篇文章的真實性應該沒問題，但是代表性……我只能説我能接觸到的農村家庭還沒有這樣的。用這種文學寫法，各個階層都能寫的很悲情吧，包括我們前不久討論過的高校青椒也是如此。

陳柏峯：這樣的家庭也不少，幸福很脆弱。

李晟：是，這篇文章就是讓人感覺幸福很脆弱，不過這個家庭本身也更脆弱一些吧。我剛從常德農村回來，從簡單的觀察樣本出發，似乎普通情況沒這麼脆弱。

餘亮：我的看法是，個案有個案的價值。但是一個悖論在於：論農村問題文章只要能爆款傳播的，都是無意中滿足了都市網民圈的鄉愁趣味，而對事情本身沒啥幫助。想想前年王磊光那篇博士回鄉爆款文章，基本屬於同類，黃燈這篇更細膩，成為某種文學替代品（此文首發於文學雜誌《十月》）。體現了文化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和心性，更能和已經進城的小資讀者產生共鳴互動。文中可以清晰感受到那種熟悉的味道：一邊是國家，一邊是資本，我們夾在中間很無力。

《鄉村圖景》一文作者黃燈婆家的全家福（2006年新年）

陳柏峯：你説得對，所以説是外部視角。作者覺得很慘，農民並沒有。作者的視角有一定道理，也很有意思。（陳柏峯推薦了另一篇農村研究作品，附在文後）

呂德文（三農研究者，著有《鄉村社會的治理》）：此文蠻好，細膩。就三農研究專業而言，缺乏總體視野。當下農村和農民是歷史最好時期。解決了温飽，大量家庭還邁進小康。須知，十多年前都不是這樣。所以，強調悲情有那麼點兒矯情。

支振鋒（法學研究者，著有《西法東漸的思想史邏輯》）：從經濟上看，農民是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候。但是，從精神層面看呢？恐怕就不一樣了。在傳統上，家族雖然是壓迫的工具，但也是很多人最後的依靠。可是在今天，小家庭都是脆弱性家庭。不管是在城市還是農村，除非是大富豪，一般的中產階層以下，恐怕還是缺乏安全感的。當然，這是題外話了。家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視角。現在社會的特點，就是家庭逐漸的小型化，碎片化，不穩定化，以前一直與之相適應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有機共同體消失，所以人們才有漂泊不定的感覺，才有更大的不安全感，以及焦慮感。所謂脆弱的幸福，大概也與之有關。

雷少華（國際戰略研究者）：文中提到結婚早，這個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19歲、20歲的媽非常多，真的是連自己生活都照顧不好，根本沒法管自己的小孩，我當時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年輕一代的媽，根本就沒有母乳餵養的思維，直接買各種雜牌的嬰兒奶粉衝了就給小孩喂。我做論文去過全國不少省的農村，現在留守兒童的確是一個大問題。農村現在第二大問題是垃圾遍地，河道、田間地頭，全部都是生活垃圾。很多地方新農村建設，道路都硬化，但是沒有垃圾處理，由於現代生活方式改變，連蔬菜都是在市場上購買，商品包裝袋、啤酒瓶、硬紙箱子，每天大量的垃圾，讓農村青山綠水只可遠觀。

李晟：作者的外部視角，也包含了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有責任改變這個家庭的狀況吧。就是説，作者認為自己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也就有責任對家庭發揮同樣的作用，把家庭從農村日常生活中解放出來，所以也就有很強烈的外部視角，而不是進入到農民自己的體驗中去。而這個家庭恰好又存在自己特別的內在問題，所以外部視角看來就更悲情一些。

陳柏峯：也模糊觸及了階級生產問題。

呂德文：説農民安全感，現在也很好的了。幾十年沒有大的社會動盪，農民還可以有退路。當然了，社會價值的鉅變是事實，可這不是農村問題。

黃燈嫂子帶返鄉的兒子在菜園

餘亮：文章最後觸及資本下鄉問題，你們怎麼看？

呂德文：資本下鄉是很有問題，她只是提了一下。資本下鄉倒不一定和土地私有化有關，但資本天然會排斥社羣，加劇村莊瓦解和農民分層，社會關係前所未有地資本主義化，這才是鉅變。

李晟：我倒覺得這種悲情敍述恰好可能會成為資本下鄉的一種合理化論證，指出農村現在已經崩潰，只能靠資本下鄉來解決。

雷少華：不必去從作者寫作動機和手法去看農村，也許她講的是一個案，不過現在農村的結構在資本、城市化以及更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下，已經打得很散。本來把人民組織起來，是我黨最大的能力之一。如今基層組織基本崩潰，人心也散了。老百姓身邊的事情沒人管，原有的血緣為紐帶的宗親勢力也很弱化，年輕人更沒有畏懼感，所以宗教勢力趁機填補這個真空，很多地方賭博成風。

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地方基層組織徹底崩潰，尤其是基層黨組織已經名存實亡。公共建設沒有人來組織和動員。我們學院被安排了一個扶貧鄉進行對口支援。實際上國家給這個貧困鄉的資金支持不小，但是根本沒人願意出功出力。國家給的道路硬化的資金，有利於每一户人家，但是農民不願意出功出力。最後靠鄉鎮用威脅的辦法，逼着每家出勞力，才完成了道路硬化，把國家給的錢才花出去。

研究社會學的新疆籍青年學者祖力亞提·司馬義提出了一個有趣又動人的問題：

文中所述與費老《鄉土中國》筆下農村的和諧田園生活是兩個世界，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中國農村？

呂德文：費老的是，或者説兩方面都不準確。費老的敍述不是説農村是和諧田園，他只是描述了鄉土中國的基本制度構架。只是很多知識分子願意從好的方面去理解而已。事實上，這些制度架構後面，存在階級壓迫等問題。所以，把費老的描述和毛澤東等人的觀察放在一起看，農村才是真實的。

現在同樣如此，説農村家庭脆弱是事實。可問題是，現在的農村已經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十多年前農村温飽還沒解決，有多少悲歡離合，只是沒人去關注而已。現在大多數人進城了，有鄉愁了，倒是關心起這些問題來了。所以啊，鄉愁本身也是這個美好歷史時代的一個縮影啊。

我們就用呂德文的回答作為這次討論的結尾，更深的討論和介入等待更多的聰明才智和實踐能力。感謝王磊光、黃燈等分享自己的鄉村經驗，感謝青年學人腳踏實地的調查和討論。每逢春節，人們的心中泛起鄉愁，這也是中國人不忘故土的情懷體現吧，惟願這情懷能通過新思想新技術新產業真正逐步解決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

黃燈文中配圖：農村廢棄的老宅

等風來解讀：

資本下鄉是對的，關鍵問題是下鄉後利潤怎麼分配。不否認建國70年，確實虧欠了農民很多，土地的使用權是對他們傾向性的補償，如果資本下鄉真的是發展現代化農業，的確比一家一户的小農生產更安全，效率更高，產出更多。如果提升的這部分價值能有效回饋給農民，那麼農民就有機會得到基本的保障。工業化的農業生產，如果再能留住勞動力人口，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社會問題更容易解決。

怕的是資本下鄉的經被念歪了，農村出現赤貧人口，那中國社會離動盪就不遠了。

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作者|黃燈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從事文學及文化研究、批評。

編者按：年關將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們又紛紛踏上了回家的旅途。當代文化研究網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黃燈老師在這幾年返鄉之後有感而發，寫下的《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篇文章從湖北一户普通農民家庭的內部深挖開去，有如紀錄片一般，將家中三代人近十年來的命運變遷展現在我們眼前。在作者的敍述中，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留守兒童、城鄉二元結構等等，並不全然是學界平日裏辯論的大詞，也不是新聞記者筆下奪人眼球的故事。以農民兒媳的視角，觀察一個普通家庭如何與殘酷現實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運變遷背後的偶然因素與深層原因，在困境之下繼續追問“回饋鄉村何以可能”……這種種努力，是黃燈老師這篇文章彌足珍貴之處。面對愈發嚴峻的社會現實，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幾乎成為我們每個人心底最深的無奈，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喚起我們更深的思考。

本文首刊於《十月》雜誌2016年第1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一、現實所有的觸角都伸向了這個家庭

寫不寫這些文字，糾結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進入我的視線，是在結婚以後。這麼多年，日子對他們而言是嚴酷、結實的生存，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和選擇，我作為一個介入者，總認為文字是對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為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介入者，並已內化為家庭中的一員，我再怎麼冷靜，也無法還原到一種完全旁觀的心態。多年來，我們共同面對、處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瑣事，這些真實的處境，和知識界、學術界談論的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醫療、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本文中，我願意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儘量回覆到對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內心的困惑，提供個案的呈現，並探討回饋鄉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縣的一個村子。2005年第一次過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個子矮小，皮膚黝黑，長相粗陋。我暗自問當時的男友，“哥哥儘管算不上特別帥氣，但為何找了這麼難看的嫂子？”後來才發現，這種問題多麼粗魯無禮，對一個農村的貧苦家庭而言（更何況哥哥還有家族遺傳病，後來才得知，父親、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夠找到一個適齡的女子組建家庭，已是萬幸。事實上，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係中，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我認識她十年來，發現她幾乎很少回孃家，也很少談起家裏的事。嫂子性格開朗，簡單沒有心機，和我一見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幾歲，因此，第一次去給村裏老人拜年時，很自然，我們竟然手拉着手。

當時，婆婆身體還不錯，大約75歲，小侄子14歲，小侄女12歲。那幾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個包工頭，從老家找了很多青壯年勞動力，鄉里鄉親，幹活讓人放心，自然，鄉里鄉親也能通過姐夫順利拿到工錢，互相之間都很信任。後來才得知，四姐夫當時賺了不少錢，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見之明地在孝感市內買了土地，蓋起了四層高的樓房。現在回憶起來，這幾年竟然是全家最為安靜、平和的日子，丈夫當時還在唸書，無法像以前那樣給與家裏更多經濟支持，婆婆因為身體尚可，主動承擔了照顧侄子、侄女的重擔，快八十高齡，依然餵雞做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哥哥、嫂子為維持生計（孩子唸書、村裏人情往來、家人生病等必要開銷），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過年時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準備年貨。這樣，侄子侄女事實上就成為祖輩照顧的留守兒童，只不過，相比當下很多孤苦的兒童，因為能夠得到祖母的愛，孩子倒也沒有留下太多心理陰影。

情況到2008年發生了一些變化，哥哥、嫂子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頭到年尾的拮据狀態讓他們頗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齡已大，已無法照顧好進入叛逆期的孫輩，這樣，嫂子就決定留在家裏，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種種菜，喂喂雞，養養豬，我們按時給家人寄生活費，一家人無病無災，日子倒也過得去。這樣，哥哥、嫂子同時在外打工的局面，就變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狀態。哥哥身體並不好，並不適合外出在建築工地幹很重的體力活，但待在家裏，幾乎沒有任何額外的來源，而孩子逐漸長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終的具體壓力一件件擺在眼前。房子儘管98年在丈夫的資助下已經建起，但二樓幾乎是一個空架子，沒有任何裝修，以致過年過節回去，都沒有辦法安置親人過夜。但不管怎樣，畢竟一家人還能過一種平平安安的日子，隨着孩子們的成長，日子總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們寒暑假要帶兒子回去，總是提前從工地回來，殺雞、宰鴨，用摩托車帶兒子去鎮上集市趕集，給兒子買各種誇張而廉價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極為開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還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會回來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親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幾乎很少回去。但這種平常、安穩的日子並未維持多久，就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並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問題。由於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無法到位，直接摧毀了姐夫多年累積的家底，不但導致哥哥、嫂子跟隨他們打工多年的工資不翼而飛（這筆錢幾乎是他們整個家底，有將近十萬塊的勞務費，哥哥、嫂子一直指望這筆錢給兒子娶媳婦），而且因為拖欠工人工資，欠下大量無法逃避的債務，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找我們借錢。大約2009年臨近春節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緊急電話，説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須在當天還錢，求我們幫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經濟算是寬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鮮，很有農村成功人士的派頭。幾年以來，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們開口，但當時我確實不願借錢，一則，手頭並沒有多餘的閒錢等着幫助他們，而買房欠下的首付還等着年底歸還，當時我們的經濟狀態幾乎處於最緊張的階段；二則，也因為他們拖欠了哥哥、嫂子將近十萬塊錢的血汗錢，對他們心生嫌隙，總感覺他們沒有保障親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講明瞭我的意思，丈夫也沒有吭聲，四姐被逼無奈，再次向我們打電話求助，面對危急情況，她也沒有任何辦法，事情明擺着，我們已沒有任何退路，也沒有任何選擇，只得厚着臉皮找一個經濟條件尚可的朋友借錢。儘管四姐當時承諾幾個月以後還錢，但我知道，還不還錢不是她的主觀願望説了算，從借出那筆錢開始，我們就沒有期待有還錢的那天。事實也是如此，此後幾年，四姐一家的經濟狀況沒有任何好轉，她甚至幾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裏那些曾經跟隨姐夫打工的鄉親討要工錢（我後來才意識到四姐一家命運的轉變，對我們此後幾年經濟狀況的直接影響，因為他無法歸還哥哥、嫂子的工錢，哥哥嫂子再也沒有別的儲蓄，隨着兒子、女兒長大，他們結婚、成家的大事，通過婆婆的叮囑，就責無旁貸落到我們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訪學，曾經和丈夫去看過四姐一家。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極其混亂的城中村裏，村子裏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兩間逼仄的平房在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巷的盡頭，為躲避別人逼債，幾年來他們和外界斷絕任何聯繫，四姐夫更是幾年都不敢回家，作為獨子甚至無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開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廳洗碗、兩個女兒當導遊來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輝煌的時候，一家人的日子紅紅火火，沒想到現在最需要經濟支撐時，卻因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個隱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擊，則是妹妹的出家。在整個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讓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潑辣能幹，初中唸完後，去武漢打工，在工廠做臨時工，認識了本廠一正式工並結婚。兩人發展不錯，因為結婚早，在房價還不到一千時，就買了很大的房子，女兒也聰明可愛，妹夫後來還當了副廠長。事實上，多年來，除了丈夫，妹妹同樣承擔了照顧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幾乎全都是她從武漢帶回，哥哥、嫂子在武漢打工的幾年，住房問題也是她幫忙解決。但最近幾年，妹妹信佛，開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帶外甥女去廣州玩，也時常和我們宣傳吃素的好處。僅僅一年後，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電話，説是妹妹已經出家，並且決斷離婚，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門。儘管從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個人選擇，但事實上，當這種事情落到身邊家人身上時，還是無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處於人生和家庭壓力最大階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剛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齡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決定，讓全家人如墜冰窖。丈夫為了説服她還俗，連夜請假從廣州感到武漢，又從武漢趕往庵裏，但終究不為所動，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禮上見上妹妹一面。直到現在，那個熱愛世俗生活的妹妹為何突然放棄紅塵，始終是縈繞在親人心中的不解之謎（我只是偶爾聽起妹妹講起她丈夫家複雜的情況，講起公公對她的冷暴力，講起懦弱膽小的婆婆對她的依賴，無助時總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決絕的選擇，家人也沒有任何辦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內向的性格變得更為孤僻，僅僅唸到高一，迫於社會輿論壓力，就草草休學。想起2006年春節一家人的團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時，跟隨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瘋跑，紅色的蝴蝶結在腦後搖曳生姿，一副活蹦亂跳的模樣，那時，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公主，沒想到七年以後，因為媽媽執意出家的決定，竟然變成最可憐的孩子。除此以外，傷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為女兒出家一事，怎麼也想不明白，家裏只要有人來，就開始唸叨，原本硬朗的身體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風後，一直卧牀不起，死前也未能見到小女兒一面。公公（繼父）更是變得木訥，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女兒的出家也讓他徹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託，終日在村子裏漫無目的的盪來盪去，臉上很難看到往日發自內心的歡顏。

四姐夫的破產，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兩個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經濟基礎就相當脆弱，在五六年的勞務費泡湯後，更是毫無根基。自此以後，全家兄妹再也沒有像2006年春節那樣，有過真正的歡聚。以前還有妹妹幫着分擔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們就不得不承擔更多。

除此以外，隱匿於家庭暗處的悲傷隨處可見，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總能聽到一些讓人壓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縣一女孩網戀閃電結婚，哥哥嫂子極為高興。但女孩嫁過來後，總是和嫂子鬧彆扭，性格也極其怪癖，後來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極為不幸。聽説她媽媽在生下她後，被鄉政府捉去結紮，一回來，就變瘋了，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照顧孩子，而且還暴力打人，總是將身穿衣服撕破，沒有辦法，家人只得將她關在一間房子裏，誰都知道這種慘劇和結紮有關，但沒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訴慘劇的真相，而是任由命運的安排以最殘忍的方式作用到一個普通的農家。我曾經問過侄媳婦，“有沒有到鄉政府反映情況？”她一臉的茫然，並未意識到一次失責的結紮手術對她的生活到底產生了多深傷害。只説小時候從來就沒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唸叨向她打聽更多情況，看能否幫他們維權，沒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媽媽在瘋病中已經去世，年僅四十多歲。

平心而論，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農民，也是最老實、本分的農民，他們對生活沒有任何奢望，也從來沒有想到通過別的途徑去獲取額外資本。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勞動，過一點安生日子。而在農村，像哥哥一家的情況非常普遍，守在鄉村，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外出打工，有可能連工資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開銷，諸如孩子的唸書、成家、房子的修繕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後，一樣都不能少。儘管農村免除了農業税，近幾年也推行了合作醫療，但和水漲船高的支出比較起來，實在是杯水車薪。可以説，中國無數的財富、希望沒有多少途徑流向他們，但社會不良的觸角，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機所導致的價值觀混亂、基層執行計劃生育的粗暴和失責，卻總是要伸向這個普通的農家，種種無聲的悲劇最後總是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存，唯有認命，才能平復內心的波瀾和傷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

2015年7月13日，卧牀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歲的艱難人生。

在忙亂、悲傷、空落中給婆婆辦好喪事，我突然感到維繫整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儘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並不多，但她的慈祥、寬厚還是讓我感到一個老人的親切和温暖，絲毫沒有婆媳相處的尷尬和芥蒂（我對她感情認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極為開心，對於年幼的孫子尤其喜愛，孩子剛出生，她便買了很多糖果招待村裏鄉親，並且總是將我們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給村裏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願，就是兒子能當官，最好當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沒有什麼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兒子、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個鄉鎮幹部或賺錢的包工頭，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老人卑微的心願更讓我感受到她一生當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還有望不到邊、無窮無盡生存的折磨和厄運。我知道，像丈夫這種家庭出生，通過唸書得以改變命運，最後在城裏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並不少見，他們身後因為共同的家庭負重和壓力，從精神面目、階層氣質上甚至具有某種共同特徵，以致在各類社交羣中，被城裏或者家境優於配偶的女人冠以一個“鳳凰男”的羣體標籤，並作為輕易不能下嫁的目標進行討伐。我絲毫不否認作為個體的選擇，與這種男人的結合意味着要面對更多，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勢，還是使我感受到掩蓋在這個標籤背後所藴含的歧視、無奈和漠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勢，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面，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説，儘管農村出生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麼可能有更好命運？

事實就是如此，冷靜下來想想，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迴。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後，隨着生存的壓力變為現實，也不可避免要重複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結婚以後，為償還債務，過完年就離開新婚妻子，隨村裏去外省打工的隊伍，成為泥水匠中的一員。運氣好時，一年能夠攢下一萬多元，運氣不好，或者多換幾個工地，可能就只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畢竟和父輩比較起來，侄子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嚴苛節約，二十出頭的年齡，和城裏的年輕人一樣，他迷戀各類智能手機，或者一些時尚的行頭，光是這一筆開銷，就足夠家裏開支半年。他也曾經考慮在附近的鎮上找個事做，或者開個店，但不是沒有成本，就是沒有過硬技術，始終難以做成。客觀而言，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更多時候，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這樣，結婚、生子、外出打工、製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迴。對哥哥而言，新的挑戰在於，他老了以後，甚至會面臨老無所養的境地，畢竟他的子女，沒有一人通過讀書得以改變命運，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也僅僅只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並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老的資本，貧窮和貧窮的傳遞，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兒童的後果開始顯現。侄子、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侄女通過網戀，十九歲那年就結婚，二十歲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個比他還小一歲的本鄉男孩。儘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懷孕期間，依舊維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麪和飲料，手機更是二十四小時不離身，牀頭櫃前堆滿了方便麪盒子和飲料瓶。孩子生下來後，甚至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兒買。我暑假看到她帶着一歲不到的女兒，大熱天裏，就讓她光着大半個身子，一身的泥巴和髒污也不管，我告訴她應該給孩子備用一點棉紗尿布，她開始一臉茫然，隨後便很開心地告訴我，她讓女兒幾個月就開始吃冰棒，拉了幾天肚子後，現在不管吃什麼都沒關係，但事實上，她女兒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燒不退。和城裏剛做母親女性的謹慎、細緻比較起來，侄女的無知、粗糙着實讓我吃驚不小。她原本就是一個孩子，一個二十歲就做了母親的孩子，愛玩的天性和母親沉重的責任放在她身上，顯得尷尬而又刺眼。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或者上網時，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她青春勃發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帶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她妻子因為自小沒有母親的滋養和教導，也不懂得怎樣對待孩子，孩子一哭鬧，她就將幾個月大的孩子丟在牀上，要麼不理不睬，要麼大喊大叫，很難有平和情緒，更不要説一個理智媽媽應該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終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處，兩人總難免因為家庭瑣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難以有好的心態對待剛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認，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但對於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孩而言，很多時候，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育孩子的最好藉口。在她們的思路和情感發育中，養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而過早外出對另一個孩子的傷害，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讓他們從小難以獲得愛的能力，當他們長大到做父母時，這種愛的缺失，並不會隨身份的改變，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彌補，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對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認，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經將城鄉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為多年在外的打工經歷，侄子、侄女一輩的價值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植入當下的消費理念。不論是穿衣打扮、結婚置業、還是日常起居，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侄子儘管婚前沒有賺到過什麼錢，但換智能手機的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其妻子網戀而成，讓哥哥、嫂子安慰）。結婚典禮，甚至還請了樂隊、車隊，更不要説農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飾（項鍊、耳環、手圈）。其所營造的氣氛，和城裏任何一個高檔酒樓舉辦的婚禮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禮的背景是在一個並不富有的農家。面對如此的場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餘地，婚禮的排場，婚禮給女孩的彩禮和裝備，在他們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幾乎就是僅有的一次出彩機會。而為此背下的債務，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

再次是傳統鄉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扭結，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風鄉俗的凋零。以養老為例，儘管幾千年來，養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但這一樸實願望，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面前受到了極大挑戰。賀雪峯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筆者所在研究中心調研表明 ，兩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及其周邊地區，是一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尤其是老年人自殺率，已經遠遠高於正常自殺水平。”（《試論農村自殺的類型與邏輯》，在《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16期》）。陳柏峯在《代際關係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再次強調了這一事實，“老年人高自殺率、高自殺比重、以及自殺率、自殺比重的高速增長，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的殘酷性令人震驚。”（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幾乎很難相信這麼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間，不時有村裏鄉親過來看望聊天，總是提到，農村老人得了病，總是拖着，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嫂子因為每天細心護理婆婆，及時幫她翻身、換藥，得到了村裏人一致好評，成為全村媳婦的典範），如果得了絕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願拖累子女，很多都會選擇自行了斷，有些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沒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後活活餓死。以寫作底層文學著稱的作家陳應松，在其小説《母親》中，以冷靜、嚴苛的目光直視這種生存的真相，對此作了入目三分的敍述，我在閲讀這部作品時，眼前總是浮現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們面臨生命終點之時的坦然和冷靜。生命在他們眼中，並不具有特別珍貴的意義，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夠感受到的幸福純粹來自生命本能和慣性，死去，也是理所當然的死去，在一個日漸寂寥而沒落的村莊，這種無聲的悲劇並不會引發人們心中的太多波瀾。悲苦農民與生俱來的天聾地啞的悲劇命運，從來就難以從根本、整體上得到任何改變，多年經濟發展的光鮮，除了讓他們吃飽飯，並沒有讓其享受到和國家整體實力相當的體面和尊嚴。大城市的光鮮、城市有錢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國土上的農村悲慘的處境無法產生太多關聯。

最後，農村面臨資本的侵蝕，虎視眈眈的社會遊資通過官商勾結，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後的資源——土地。儘管關於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但在實際情況中，農村的土地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併。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風景算不上太好，幾個並不太高的小土包，村裏一條小河蜿蜒流過，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兩年，不知哪裏來的人，將村子裏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裏面，模仿經濟發達地區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個村莊根本就不搭調的亭台樓榭和供城裏人享樂的房子。事實上，因為周邊旅遊資源欠缺，並未有多少遊客帶動村莊經濟，倒是因為河流的改道，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田的供水，農田被佔，最後到底會導致什麼後果，現在根本無法預料，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對侄子、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的模樣，反而能給他們一份心理幻覺。

若不是和丈夫結婚，作為家庭中的一員，親身經歷各類無法逃脱的日常瑣事，親眼目睹各種讓人無語的真相，旁觀者幾乎很難體驗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具體的生存和抗爭中，到底要面臨多少先天的劣勢，他們的實際生活，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大勢到底要斷裂到何種程度。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的困境，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節？回饋鄉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饋鄉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論，儘管進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還是讓人放心、安慰。儘管手頭總是缺錢，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嘆氣。哪怕在婆婆卧牀最艱難的階段，嫂子還是毫無愠色的去幹該乾的一切，家裏絲毫沒有危重病人的壓抑、鬱悶。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慾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麼殘酷，感到這個世界為什麼總有人要佔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饋家庭，對跳出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

冷靜下來想想，關於對鄉村的回饋，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在農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實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間的互助。我父母輩如此，到我這一輩還是如此，這一點，我的感受實在是刻骨銘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來，僅僅因為爸爸是一鄉村教師，有一份公職，媽媽因為能幹，家境比別人稍稍好點，就不得不接受無止境的幫助親人的重任，幾十年中，幾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來對付親人的求助。媽媽一輩子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就是“幫忙的沒一個，麻煩的一大堆”，簡單的一句，實在是她幾十年來面對兩邊窮親戚所發出的真實感慨。我童年的整個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異父哥哥坐在家裏不動，不拿到錢絕不出門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來找爸爸的理所當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靦腆但又堅決的求助，更有同父異母的姑姑過一段時間就會定期來孃家訴苦。這些親人善良、淳樸、也有温情（姑姑臨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掙扎着要去抓她養的母雞，讓他帶回去給小孩吃），並非要故意麻煩親人，佔到多少便宜，實在是生活在農村的悲苦命運，讓他們一碰到麻煩幾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裏情況好點的兄妹求救，就成為唯一的路徑。父輩的命運如此，幾十年後，儘管改革開放的大旗已經招展幾十年，國家的財富已獲得鉅額增長，親人中間也不存在温飽問題的成員，但隨着新的困窘的出現，我和丈夫所面臨的情況和父母並無二致。

摩羅在《我是農民的兒子》一文中，曾經感嘆，“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複製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後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脱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無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我作為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媳，身處其中，實在能體會到這種痛楚中的無奈。丈夫和任何一個通過求學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一樣，在城市的生活從來就不以追求享受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開銷，在他看來都是一種負罪，與生俱來的家庭陰影深深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煙、不喝酒、也沒有多少交際，更談不上特別嗜好，唯一的興趣就是看書，過着一種在別人看來寡淡無味的簡單生活。他性格沉默，不愛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所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像一條運氣很好的魚，通過自己的努力，終於游出了這個令人絕望的家庭，但這種逃脱的幸運並不能給他帶來發自內心的快樂，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悦，一種血肉相連的痛楚，總是無法讓他對有着共同成長記憶的親生兄妹的困境視而不見。儘管自身揹負房奴、孩奴的壓力，他從來就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更何況，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實上也是留守家園的兄妹照顧更多。因此，家裏任何人經濟上求助於他，除了默默接受，從來就沒有任何回絕的念頭。結婚多年以來，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我也時時為丈夫背後的龐大家庭，感到沉重壓力，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但相比經濟的困窘，更讓人難受的還是情感折磨。我難以迴避一個基本事實，如果連我們都不去管他，連他最親的人對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視而不見，那還有誰會對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鄉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樣面臨各種實實在在的困境。楊慶祥在《80後，怎麼辦？》一文中，認真剖析了80後中逃脱農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識精英的深刻困境，對70後一代而言，儘管情況沒有如此慘烈，但實際上也僅僅只是抓住了房價剛剛失控之初，及時當上“房奴”的幸運，當中年困境如期來臨時，他們所面對的生存、事業壓力從來就沒有減輕半點。所能給家裏的幫助，也無非是從有限的工資中省出一部分開銷，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變家庭的命運？摩羅11年前提出的問題，“改變農民的命運究竟是靠應急的政策還是更需要社會體制、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如果農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資源、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個平等的政治構架中享受到所謂國民待遇、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體制之中以自己的聲音和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誰能保證他們的命運能夠得到改變？誰有那樣的能力和良知成為他們的救世主？”（《我是農民的兒子》，載《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夠兑現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羣體：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得以改變命運，並擁有相應權力，在現實誘惑下，最終走向貪腐之路。我想到，對他們而言，對一個從小物質匱乏到極致的人，必然在擁有機會以後滋長更為膨脹的慾望，因為他深知一種來自身份差異的殘酷真相，有作家通過文學作品，曾表達這種人物的真實想法，“既然機會這麼多，那麼趕緊撈上幾把吧，否則，在利益分化期結束以後，社會重新穩固，社會分層時期結束，下層人就很難躍上上層階層了。”事實就是如此，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若無法通過個人力量改變家族命運，那麼，此生便幾乎永無可能。我在村子裏，也常常看到一棟棟廢棄的房子，一打聽，這種情況，一般都是舉家搬往城裏，再也不可能回到鄉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僅僅是通過參軍得以改變命運的軍官，利用各種關係將兩邊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歲初中都未畢業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再通過關係，安排到公安局。與他們相比，我和丈夫實在是為家庭貢獻最小的人。幾乎沒有任何契機和資源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親人命運，甚至大外甥女大學畢業，連給她找個好工作都幫不上太多忙。正因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兒子沒有當官，她老人家憑藉想象，將博士的頭銜兑換為看得見的官職，卻不知道這個羣體的實際生存境況。無力幫助親人的內疚，越發讓我感受到農村家庭難以改變命運的結構性困境。在這一點上，摩羅的感慨讓我深深共鳴，“在所謂現代化過程之中，農民已經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夠在繼續現代化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明天的命運只會跟昨天的命運一樣嚴酷。在大政府、小社會的境遇中，成為卑賤的墊腳石是弱勢羣體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無法達到幫助弱勢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變留守鄉村哥哥一家的命運，從國家和政府層面而言，最好的途徑自然是通過教育。而擺在面前的事實是，鄉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無法直視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村中學，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唸完。丈夫曾歷數過和他同齡的讀書人，在村裏上過大學的就不下七八個，但到侄子、侄女輩，和他們同齡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將子女送往縣城或孝感的初中，連高中都很難考上，就算農村的教育條件能夠和城市媲美，留守兒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質的差異，都讓他們僅僅在起點就構成了無可挽回的劣勢。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兑現，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們的孩子而言，通過唸書，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脱鄉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願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不從根本上促進一種更為持續的發展，和我們曾經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必將在撕裂的社會較量中，被徹底拋入塵埃中的生存，無從反抗，也毫無聲息。

最後，我想説。儘管對於底層的書寫，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銘心的感受，還是讓我擔心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悦耳，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聲機會，關於這個家庭的敍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那麼，關於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寫下的一切，不過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

2015年11月3日

陳柏峯推薦：

農村底層孩子：我們老師是被社會淘汰下來的“產品”（深度精選）

原載《中國青年報》，原題《鄉間底層孩子的日常抗爭：“反學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 李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

【原編者按：每一個個體最平凡的日常經歷都應該成為這個國家歷史檔案中刻骨銘心的珍藏，以留守兒童為代表的每一個底層孩子都在用他們的親身經歷書寫着未來中國。

然而，今時他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懂得真實的他們嗎？他們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開描摹且日益定型化於公眾頭腦中“弱者”的標籤式形象嗎？那些被公開化的“個人夢想”究竟是底層孩子們的“真實”表達，還是被外界輿論建構而越位臆斷的“虛假代言”？】

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對讀書有用與否的衡量，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

抗爭“知識權威”  被瞧不起的農村教師

鄉間少年對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唯一的“知識代言者”——底層學校中的教師，更多的是“瞧不起”。雲鄉學校的鄉間少年們用極具蔑視的口吻向筆者描述了他們的老師：

一是農村老師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大人物”。正如雲鄉學校九年級男孩張洋所言：“他們算什麼呢？在這個社會里絕對屬於被淘汰下來的‘產品’了，在社會上也沒什麼尊嚴，所以就只有在我們面前裝裝權威耍耍威風而已。我敢保證：在他們那批同齡人中，我們老師絕對是成績最爛的差學生，否則他們也不可能到農村學校裏來當老師。”

二是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眼中的讀書有用與否的邏輯被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他們在我們面前總是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他們的價值觀都是正確的，其實傻得很。這個社會成功就是看你錢多錢少，説那麼多也沒見他們賺多少錢，還總是自以為是地讓我們向他們學習。説實話，他們每天賺的錢還不如我們村裏出去給人做‘刮大白’的賺的多呢，他們一天在學校裏‘裝’的多累啊！”雲鄉學校九年級男孩葉顧這樣描述他們的老師。

村落中有的老師偶爾向他們的學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實收入僅僅是希冀少年們更加努力學習，以圖將來能出人頭地，走出村落，但事實卻往往適得其反。在中國村落通過外出務工而與外界市場聯繫起來並逐漸富裕和日漸分化的當下，農村老師作為在底層社會中的“知識的代言者”角色，往往會被作為村落“讀書無用”輿論的具象承載和天然論據。

三是農村教師因為單純的學校環境和日復一日的重複教學，往往會顯得外部關係簡單和社會能力不足，而鄉間少年往往無法從老師那裏獲得真正感興趣的外界現實與社會知識。為防止少年一旦從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被淘汰而淪為無法在現實社會中謀生活的“書呆子”，父輩往往會或隱或明地有意識灌輸真實社會生活中的“潛規則”與“生存法則”，而這些與老師所提供的常規價值觀相悖，這成為少年在觀念和行為上不屑老師的背後支撐力量。

“拜託，他們的社會知識真的少得可憐，我敢保證他們如果到社會上去混肯定還不如我們吃得開！”“他們總是斤斤計較一個問題，一點也不懂妥協。我能解開這道數學題，背下這個英語單詞，就能活得更幸福嗎？”

這種觀念上的無用性肯定導向了鄉間少年們對學習的抗拒，從而直接為底層再生產預演作好準備。

抗爭“關係權威”  課堂中的混亂

九年級的英語老師肖翩和數學老師李剛意見一致地在下課後向班主任劉陽抱怨：“你們班如果再不採取強制措施，僅有的幾個有機會升上普通高中的學生絕對沒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們班上課就頭疼，真不想給你們班上課了！”

劉陽隨後走進教室，嚴肅地讓全班同學各就各位，嘈雜的教室在干預下漸漸變得鴉雀無聲，隨後劉陽再次向全班同學發出警告：“説了多少次了，你們如果誰要是不想讀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別在這裏給我當混世魔王，你浪費自己生命就算了，別浪費其他人生命……下次誰要是還在課堂給我搗亂，我不想再請家長了，直接給我滾蛋……”班主任講完這段狠話便衝出了教室，隨後九年級少年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該玩玩、該樂樂，有部分少年小聲調侃：“拜託，誰浪費誰的生命？麻煩‘熊貓哥’（九年級少年給劉陽取的綽號，因為其體型很像電影‘功夫熊貓’）別來浪費我的生命！”

英語老師肖翩實在不想給這幫“討厭”的少年上課了，一再請求筆者幫忙代一週課。當筆者第一次走進九年級課堂時，新鮮感讓平時上課只是睡覺和相互打鬧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兩天以後，這幫少年就漸漸進入到正常的課堂學習節奏之中。筆者剛剛轉過身寫下一段英語長句，少年就在筆者的背後將一瓶白酒傳來傳去，一人喝一小口；筆者轉過身來，他們故意裝出一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樣子。

隨後，有的少年開始在課堂上睡覺且不時打出一兩聲呼嚕引起全班鬨堂大笑；有的則坐在椅子上擺出各種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發呆；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在折各種紙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動漫口袋書；也有人故意迎合課堂節奏，等待着一個詞語或一句話從筆者口中説出後，無厘頭地來一段調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課堂提問時，把這個機會當成是個人喜劇表演時刻。筆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維持正常的課堂紀律，那麼一節40分鐘的課至少需要花費30分鐘以上，而僅有的稍微安靜的幾分鐘不過是鄉間少年們玩累了的時候。

筆者曾任教於某直轄市一所著名中學，幾乎從來不會單獨花時間去專門干預一堂課的紀律。但是在雲鄉學校，筆者只能在低度紀律管控中展開教學，很難在40分鐘課堂內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學。事實上，鄉間的大部分少年也並不在意老師究竟如何講或講了什麼，真正能專注聽完一節課的少年寥寥無幾，還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擾。

一週的代課即將結束，這幫少年在課堂中更是鬧騰，筆者幾乎要用聲嘶力竭的吼聲來隨時干預課堂紀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筆者與英語肖老師交流後獲知：原來這幫少年的課堂表現已經是很給筆者“面子”了！在肖老師的課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於公開抽煙、喝酒和頂撞老師。

抗爭“時間權威”  反規定性的日常作息

對於大部分進行過農村學校佈局調整的農村地區來説，在村校和教學點被撤併以後，鄉中心校幾乎承載了底層區域中唯一的社會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則成為鄉校中的主流選擇。

寄宿制學校內部的日常管理是準軍事化的，它將一天所有龐雜的學習和生活要素都編碼在極度狹窄的每一寸壓縮時間段內。在這些局部性片段狀的固化時間段中，鄉間少年們的觀念習得和行為塑造都必須處於學校管理者隨時可預控的合理範圍之內。

在作息時間表中，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日常語言和身體行為都被嚴格限定。少年們總是不斷地向筆者抱怨：“學校的作息時間太緊張了，每天早上6點鐘就要起牀，而每天晚上9點鐘就要睡覺，你説學校是不是瘋了？”筆者反問：那你們為什麼不按照學校規定的時間表早點休息，早上才好準時起來呢？得到的回答是：“晚上我們總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課程表上了一天課了，就像坐牢一樣，睡眠時間總不能再管了吧？有時候我們還會故意説話惹生活老師來，刺激嘛！”

少年們對時間表設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實上並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時間安排合理與否上展開辯論，其背後實質上是對學校官方支配性時間權力結構表達反抗，反抗表層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為目的，但實質上卻是在對一套他者化官方規則表達拒斥的同時尋找獨立真實的主體性“自我”。

對身居農村的底層學校而言，他們清晰地知曉只有在權威性的時間控制上花費更多精力，讓底層孩子花更少的時間去玩樂、花更多的時間去讀書，才能在城鄉同等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不至於被過早地淘汰。然而，少年們對於底層學校管理者這種“良苦用心”的緊湊性時間制度設計充滿了主體性的憤怒，他們事實上在用身體行為表達對這種隱性時間控制權力結構憤怒的同時，也加速了自身底層再生產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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