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做對了什麼？

【1月底，“絲路上的埃及與中國：埃中關係走向”論壇在開羅舉行。此次論壇是第47屆開羅國際書展的重點活動之一，《中國震撼》阿拉伯文版在論壇上正式發佈，本文系張維為教授1月29日在《中國震撼》阿拉伯文版首發式上的演講。】

今天在開羅國際書展參加《中國震撼》阿拉伯文版的首發式，我感到非常高興。首先要感謝本書的譯者白鑫（艾哈邁德·賽義德）先生，感謝Sama出版社和五洲傳播出版社，感謝所有為本書阿文版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朋友。

1月正值“阿拉伯之春”五週年紀念，大家都在反思阿拉伯世界這五年來所經歷的跌宕起伏。本書的譯者特意把我五年前和“歷史終結論”作者福山先生的一場辯論也編入其中。那場辯論發生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不久，福山先生對我説，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正席捲阿拉伯世界，中國也可能出現“阿拉伯之春”，我説，不會，不但不會，而且我認為“阿拉伯之春”本身可能不久將會變成“阿拉伯之冬”。今天誰的預測更為準確，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實際上，對於中國也好，對於埃及也好，乃至對於整個非西方世界也好，一個國家的成功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否找到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而非採用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對於一個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像中國和埃及這樣的文明古國，成功的關鍵是要處理好三個問題，或者叫三個關係，中國在這方面總體上處理得比較好，所以國家迅速崛起，給整個世界帶來了震撼。這三個關係是：一、現代化與本國文明傳統的關係；二、現代化與本國現有政治制度的關係；三、本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特別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中國震撼》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就是探討中國是如何處理這三者關係的，或者説本書就是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做對了什麼？

首先，在現代化與傳統的關係上，中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19世紀中葉，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當時確實被西方強大的物質力量和軍事力量所震撼了，這導致很多中國人失去了對自己文明傳統的自信，甚至產生了中國需要全盤西化的呼聲。這方面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認為要廢除中國的文字，因為漢字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文字要拉丁化才行。

但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人已經看到，自己的文明傳統其實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最為寶貴的主要資源，我們可以自信地堅持中國文明本位，同時也汲取他人之長，與時俱進，最終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也就是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現代化、一種中國人所喜歡的現代化。這意味着我們不僅要趕上西方，而且在許多領域內要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讓我還是以中國文字為例來説明這個問題。應該説，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在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漢語也不斷地與時俱進，它汲取了其它文字的某些長處，從文體修辭到語法詞彙，漢語都吸收了大量外國元素。白話文、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等語言方面的創新，大大方便了漢語的學習和推廣。

現在看來，今天的漢語一點也不落伍，反而它既十分傳統又非常時尚，它能夠翻譯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學的著作，能夠與現代科技完全兼容，在互聯網為標誌的高科技新媒體時代，它甚至展現出很多獨特的優勢：它有西方語言難以達到的簡潔明快、它有西方語言難以達到的豐富形象，它有西方文化難以達到的文化底藴。漢字緊湊的特點使之特別適合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溝通：同樣大小的手機視頻，中文的信息量大概是英文的三到四倍，這也是移動互聯網在中國迅速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藴藏自己的文字中。一箇中國人，只要學會了中文，能夠聽説讀寫，能夠使用一二百個成語，中國文化的基本元素就融化於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學會了許多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如與人為善、自食其力、勤儉持家、尊老愛幼、好學不倦、自強不息、同舟共濟等，這些中國文化傳統元素已和中國現代化進程融為一體，這不僅使中國能以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速度和規模崛起，而且使中國社會保持了比西方社會更多的温馨和更強的凝聚力。

第二、在與本國政治制度的關係方面，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現了水土不服，中國最終陷入了一盤散沙、軍閥混戰的境地。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新時代。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我們持續不斷地探索，最終找到了一條基本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成功之路。

我這裏可以比較一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的地方在於：在西方吹噓自己政治制度如何優越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真的完全相信了，而鄧小平説，不要吹牛，西方的制度有自己的許多問題，而中國的制度有自己的許多優勢，特別是它能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它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它能給百姓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但鄧小平也認為中國的制度存有自己的問題，需要汲取他人之長，需要與時俱進，需要通過改革而不斷完善，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從未停止。

記得1992年前後，蘇聯解體、東歐崩潰的時候，整個西方世界歡呼西方政治制度勝利了，歷史也因此而“終結”了，但當時鄧小平則認為，中國的機會來了，中國證明自己政治制度優越性的機會來了。鄧小平本人在蘇聯解體後不到一個月，就專門去中國的南方視察，呼籲中國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進一步改革開放，大幅度地加快中國崛起的步伐。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一個政治制度的成功的最好檢驗，就是它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什麼：今天的中國光是外匯儲備一項幾乎就等於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規模的總和。中國大多數家庭在過去20多年裏都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中國今天每年的出境訪問人次已經超過1個億，整個國家初步實現了全民醫保，全民養老的制度安排。這和西方模式下，多數國家過去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毫無提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然，中國人也知道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工作仍存有不少問題，需要通過改革，才能做得更好。

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突出成就是在如何產生國家領導人方面，形成了比較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徵是選賢任能，中國的最高決策層的成員至少要擔任過兩任省一級的領導，至少要治理過一億以上人口，在國家治理和為民謀利方面要有十分突出的政績。這種選賢任能制度也可稱為“選拔＋選舉”的制度，這種制度安排既有中國自己的傳統，又有對西方制度的某些借鑑，這是多種元素有機結合的一種制度創新，其產生的領導人總體上的素質和水準，明顯高於西方光是依靠大眾選舉產生的領導人。

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無論是選拔人才的能力、民主決策的能力，還是戰略規劃的能力、糾正錯誤的能力等，總體上看，都比西方政治模式要強一些，甚至強很多。當然我們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還可以完善，但它已經不害怕與西方所謂的民主模式進行競爭，實際上，我們非常歡迎這種競爭，競爭可以使我們的制度更為完善。

第三、與西方的關係。西方由於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以習慣了以自己的標準來看待整個世界，甚至有一種衝動，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但中國人對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都以失望、失敗、乃至絕望而告終。

1988年5月，一位發展中國家的總統來北京，希望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鄧小平回答説：“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他還補充説：“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這位總統接着又詢問鄧小平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的回答是四個字：“趨利避害。”中國在自己現代化的進程中，從西方借鑑了很多有益的經驗，推動了自己全方位的進步，但中國在借鑑西方經驗的時候，以我為主，絕不盲從，借鑑是有選擇的借鑑，絕不照搬。對西方經驗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們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中國震撼》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它除了介紹中國在上述三個方面做對了什麼，同時也把中國的崛起概括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即一個延續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的崛起，這種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邏輯。

世界上很多人只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討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站不住腳的，它導致了對中國一個接一個的誤判。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其內在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過去兩千多年裏，中國在大多數的時間內都是領先西方的，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 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並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這種“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和發展關係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

這也就是説，我過去領先你的原因與我今天“趕超”你的原因之間幾乎是想通的。比方説，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官員是通過考試選拔的，而西方長期實行的是世襲制度。今天中國超越西方的進程中，新型的“選賢任能”制度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再比方説，中國政治治理的傳統中非常重視民本主義，既“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中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這種指導思想使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消除貧困的最大奇蹟，使我們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

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導致了無窮的政治紛爭，導致政治機器空轉，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變得遙遙無期。西方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導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顯著下降。西方政壇今天也流行着當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的一句名言： 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問題出在經濟！）絕大多數西方民眾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

與觀眾互動

我多次講述過一個觀點，西方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範式來評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為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什麼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問題是世界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大類，那麼只有良政與劣政兩類。

點點繁星解讀：

世界上有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除了美、歐等二十幾個國家，還有印度、菲律賓、索馬里、海地、埃塞俄比亞、利比里亞、馬裏、墨西哥、利比亞、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也門、蘇丹、南蘇丹、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津巴布韋、剛果、塞拉利昂、乍得、科特迪瓦、尼日爾、安哥拉、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烏克蘭、格魯吉亞、波黑、……

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西方國家也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產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當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民本主義理念揭示了一條深刻的執政規律，那就是，不管採用什麼政治制度，最終都必須落實到民生的改善，這種改善既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這才是良政善治的真正意義所在。

“文明型國家”的邏輯與“歷史終結論”的邏輯背後的哲學觀截然不同。“歷史終結論”的哲學觀是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它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地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演變的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而“文明型國家”的哲學觀則認為社會發展從來都是多元複合的，各種發展模式從來都是百花競放的，他們可以互相競爭，也可以互相借鑑，甚至你追我趕，超越對方，整個人類歷史就是這樣一路演變和發展過來的，只要人類存在，這種不斷變化的動態歷史進程便不會終結。

最後，再一次感謝開羅國際書展的盛情邀請，使我有機會第四次訪問埃及這個偉大的國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埃及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熱情和友誼，感受到了他們對中國經驗的強烈關注和濃厚興趣。讓我們一起努力，使這個世界變的更加和平、更加繁榮、更加美好！

謝謝大家！

《中國震撼》阿拉伯文版封面

（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上海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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