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認識並實踐我們新的歷史性課題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中開始了艱難的現代化進程。一百七十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的是“救亡圖存”和“振興中華”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之前仆後繼、不懈奮鬥，其間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歷史性選擇。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徹底解決了綿延百年的“救亡圖存”懸題；而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舉世矚目，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併成功地開創了一條獨具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夙願在一定的意義和程度上得到了初步的實現。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時，怎樣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係，不可迴避地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由程亞文、王義桅合著，羣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一書，試圖在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這部著作以“天命”為主線，在縱論時代鉅變和中國復興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如何成為領導型國家這一新的歷史性課題。如果套用前兩個歷史性課題分別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四個字來表述的話，這一新的歷史性課題似可以用“引領世界”四個字來概括。本書除前言和結束語外，共分“回到常規的世界”、“文明中國的再出發”和“開創一個新時代”三個部分，在敍述上則分為依次遞進的三個層次：一是“世界怎麼了”，談世界發生的重大變革；二是“中國的新使命”，談中國要站在自身歷史和人類文明的新高度，承擔起引領世界的歷史責任；三是“中國如何做”，談中國在世界大變局中的具體戰略運籌。正如喬良將軍在為本書所作的序中所説，讀罷全書，令人振奮的不僅是那些讓人血脈賁張的文字和不失理性的進取心所激發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更是作者站在人類文明高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所做的思考。

程亞文、王義桅/著  《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羣言出版社出版

本書在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這樣一個判斷：“2008年以來的歐美金融危機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顯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所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已陷入崩潰，西方世界近世以來用以處理自身及全球性問題的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發揮到極致，世界急需新的國家走到前台，提出並實踐新的價值觀念、知識體系，推進新的制度安排，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產品。”全書所有的論述都是圍繞着這個判斷展開的。

眾所周知，由於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率先在全球開啓並完成了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因此，過去的幾百年是西方國家建立世界秩序並主導世界歷史進程的幾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總體上説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在主導世界秩序，儘管有過不短的美蘇兩霸對峙和共治的冷戰時期，但隨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美國在維持的。具體來説，現今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所提供的思想、知識、制度、組織乃至經濟、金融和軍事力量建立起來並維繫着的。在思想、知識、制度層面有普世價值、選舉民主、議會政治、多黨制、福利制度，在組織層面有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七國集團等，在經濟、金融層面，美元始終保持着全球“一幣獨大”的地位，在軍事層面有北約和美國主導的雙邊和多邊同盟安全體系及遍及全球的軍事基地。改革開放以來，在科學判斷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的情況下，中國有原則地、有條件地、逐步地融入這一世界秩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抓住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超常的經濟增長，創造了“中國奇蹟”。

然而，最近十多年，世界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政治動盪表明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出現瓦解的跡象，美國及其盟國所打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幾場戰爭導致國力大受損耗，只得草草收場，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革命”對美國來説也是事與願違，而當前的烏克蘭危機、IS突起和敍利亞內戰恐怕更是美國所難以承擔和解決的。問題還在於2008年爆發的歐美金融危機以及其後演化出的債務危機，不僅暴露出歐美國家產業空心化和過度福利的嚴重問題，還説明他們所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難以為繼。這些正象本書所説：“西方世界當前的狼狽局面，無疑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美用於解決自身及國際問題的那些方案業已失效，霸權體系面臨解體。”顯然，當今世界需要新的力量、新的思想、新的知識和新的制度，來建立新的秩序。這一點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提出世界正在迎來自由民主制度一統的“歷史終結論”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意識到了，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看法，並把研究的視角轉向中國，包括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治理模式。

其實，把解決當今世界失序問題的目光投向中國的西方人士大有人在，遠不止福山一人，我們在亨利·基辛格、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喬舒亞·庫珀·雷默、尼爾·弗格森、馬丁·雅克等人的著作中均可讀到他們對中國製度乃至文化的解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源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蹟與和平崛起，説明中國在學習西方國家現代化成果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與西方不盡相同而符合自己國情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重視，覺得需要從中尋找一些制度上乃至文化上的原因。二是中國的歷史地位和大國地位使其的探索天然就會吸引世界的目光。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五千年文明連續不斷的大國，其中有許多治理天下的經驗資源和制度安排，西方不少學者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都非常關注這一方面。不僅如此，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治理天下的情懷，並有過長期主導東亞秩序的經歷。全球趨於一體化是近代以來隨着各國經濟活動交往日益加深才逐漸形成的，在此之前，全球體系是由若干互不聯繫的區域性秩序組成的。倒推六百年，世界還是三大區域性秩序並存的全球體系，即中國主導的東亞秩序、奧斯曼帝國主導的橫跨亞歐大陸秩序和歐洲國家秩序。還有，中國是人口、面積、體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的巨型國家，它的一舉一動本來就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更何況近十多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的新引擎，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至今還高達30%。

正是沿着這樣敍述邏輯，本書提出了中國應成為新領導型國家的使命。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及時發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號召。“中國夢”是一個極具民族凝聚力的口號，需要加以具體化，給予很好的定位。本書圍繞着如何建設新領導型國家對“中國夢”做了很好的解讀，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問題，也有不少新的見解。

第一，基於對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及未來走勢的研判，作者提出中國成為新領導型國家並不是取美國和西方國家而代之的零和博弈，而是主張共同領導、走出霸權體制，開創新的領導模式、領導風範和領導準則，因為世界已經進入“去單極化”的時代，所謂“美國之後，再無帝國”。作者還指出領導型國家應該是一個國家羣體，中國只是世界多個領導性力量中的一個，不排斥其他國家也扮演全球領導角色，所以不僅要學會與美國打交道，還要善於與歐洲以及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做“同事”。作者關於中國成為新領導型國家的這番界定無疑與“霸權”劃清了界限，也有利於消除一些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第二，中國如何扮演領導型國家的角色，涉及到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定位，這是世界各國特別關注的問題。作者從中國擁有的五種身份（有自身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地緣上的亞洲國家、非西方後發經濟體、大國羣體的組成成員、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出發，提出中國作為新領導型國家在當今國際體系中應起的作用：（1）從地緣環境説，作為亞洲國家，中國的領導作用和國際責任首先還是要在鄰近的國際場域展開；（2）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在第三世界的範圍內承擔更大的責任；（3）作為大國體系中的一員，需要扮演一般性大國的角色，在聯合國安理會或其他國際組織框架內與其他大國協調共處，捍衞國際正義，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4）作為全球性國家，中國需要廣泛參與全球事務，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樣化的領域發揮領導作用，維護全球和平安寧，促進普遍性的公平正義。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由於中國所具有的多元國際身份，還應該成為“兩個世界”的協調者，要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起到中間人的作用，平衡兩者間不同的主張與需求。

第三，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如何處理與守成大國美國的關係，這是當今世界最為關注的一對雙邊關係。目前在西方國家的輿論場中，中國的興起被描述成“規則破壞者”，打破了以往的國際平衡，以至美國一再嚷嚷着要進行亞太再平衡。本書作者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確實存在着不平衡的狀態，而這恰恰是守成大國造成的。比如，守成大國負擔國際責任的能力已大大降低、行為也大為減少，但仍死守對世界經濟、政治事務的主宰，並意圖尋求絕對安全；而新興國家對國際事務擔責日多，國際授權卻未見增長，卻仍備受傳統強國的非難。又如，當守成大國聲稱要維護國際規則的時候，恰恰是他們，現在成了既有秩序的破壞者。2014年烏克蘭局勢的惡化和近年來南海爭端的加劇，都與守成大國的煽風點火密切相關。作者進而指出，今天國際社會存在的不平衡需要破解，而所謂破解，並不是要去顛覆和取代，而是進行改革；破解不平衡主要是做加法而非減法，不是尋求新興大國取守成大國而代之，而是新興大國要把守成大國不能負責的那些責任部分地承擔起來，與此同時，守成大國該放棄的部分權力就要放棄。作者認為，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領導作用要兼顧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對既有規則、秩序與守成國家的權勢，要在維護與反對中取得平衡。

第四，作為一個新領導型國家，中國當然要參與到新的世界秩序建構中去，不過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不同的階段，對於政治、經濟、文化、安全各個領域應有不同的參與策略。作者認為，“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對外戰略安排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動建設以亞歐大陸為依託的新經濟全球化體系上。其最終結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發展的‘三環’國際體系。”作者進一步解釋到：“在中國周圍的是第一環，即東亞、中亞和中東，東亞連結世界財源，中國與此地區內的國家形成工業分工體系，中亞和中東連結世界資源，中國要背靠此地區內的國家獲得穩定的能源供應和相當的安全屏障。第二環是‘亞非拉’廣大後發國家，中國與之進行原材料和工業品交換，中國的對外援助也應主要面向這些國家。第三環即最後一環則擴展到以歐洲和美國為主的傳統工業化國家，中國與之進行工業品和技術交換。”作者還主張以這“三環”結構來安排外交工作的輕重緩急和前後左右，這意味着中國有必要調整對外交往的方向和內容：先從東亞做起，進一步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提高地區經濟整合水平，形成東亞經濟共同體；以“絲綢之路”連結亞非歐，推動亞洲與非洲、歐洲形成更密切的經濟合作關係，改進政治和安全關係；以共有、共生、共治的理念，建設促進中美合作的多邊機制，致力於建立積極、建設性的新型大國關係。作者的這些構想是對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並實施的“一帶一路”、成立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強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推動中印形成戰略互信、促進中國－東盟關係更上一層樓、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等戰略決策的具體解讀。順便説一句，以往中國外交優先順序的安排，某種程度上是在適應西方尤其是美國外交所作出調整。改革開放之初，美國和中國在制衡蘇聯霸權上有共同利益，中國的經濟也優先向西方開放。如今美國明確把中國作為主要競爭者，並在東海、南海製造緊張局勢，建立排除中國的貿易圈，中國當然有必要應對美國的挑戰，聯合亞洲、歐洲、拉美國家，改革世界經濟秩序，構建新的經濟全球化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美國內部的現實主義力量改變美國傳統的冷戰思維，承認新的國際現實。中國未來的對外戰略選擇當然是與世界互動的結果。

第五，呼喚新的人類文明。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是否伴隨着一種新的文明的出現，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又是怎樣一種關係，這無疑是人們所關心的。中華文明的復興當然要從中國傳統文明中尋求資源和智慧，更何況我們的歷史和文明寶庫是那麼的輝煌和燦爛，其中有許許多多思想觀念、制度架構和治理經驗可供借鑑。就領導世界而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晚年在與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説到，現代社會面對的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避免民族國家因為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而導致人類社會的滅亡，出路在於走向一個“世界國家”，而建設“世界國家”這一任務，湯因比認為西方社會是無法完成的，因為西方在羅馬帝國解體之後，其政治傳統一直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世界主義的。他認為，只有中華文明才能解決今天世界上民族國家之間的紛爭，因為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幾千年來一直以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為取向的“天下文明”，且以自身的歷史和實踐證明“天下文明”能將不同的民族整合成統一的國家，它應該在21世紀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對此，本書多處強調在繼承歷史遺產的基礎上重建國際理想主義，並具體論述了其可能帶來的益處。同時作者還指出，中國的全球領導作用並不是中國傳統的“天下文明”的簡單迴歸，而是有待探討、實踐和總結的一個新事物，它需要站在全球文明的高度，吸引歐洲文明、美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的成果，融會貫通各種文明，形成一個“源於自己而屬於世界”、“包容歷史又包容西方”的新的人類文明體系。為此，作者從探索“無界世界”、創新“中國模式”、注重樹立典範、建設開放社會、善用傳統治理資源、推動中國文明轉型等角度作了詳細論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完成自己偉大復興的同時，還肩負着引領世界走進新文明的歷史使命，這是貫穿全書的一種情懷，也是這部著作最終要告訴讀者的理念和擔當。

本書論述的是如此重要的歷史性課題，涉及的方面是如此之廣，提出的新的觀點又是如此之多，自然會有一些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探討的地方。比如，本書對中國成為新領導型國家這一命題的論證更多地是從歷史、文明的層面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角度展開的，但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被國際社會接受為領導型國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實現了良好且具備可推廣性的內部治理，是否創造了良性且普遍適用的國際關係。從這兩個方面來衡量，中國雖然在國家內部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國際社會有“中國模式”之説，但我們依然面對許多嚴峻的挑戰，諸如資源與環境的挑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挑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挑戰，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挑戰，文化軟實力不強的挑戰，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挑戰，社會治理相對滯後、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挑戰等等，亟待解決。我們的國家治理模式還遠未到可推廣的程度。在國際事務方面，儘管我們提供的公共產品日多，提出的倡議日增，影響力不斷擴大，但也還未能提出一整套成熟的“源於自己而又屬於世界”的國際關係構想，更遑論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顯然，本書對這兩方面的論述是不盡充分的。又如，與前一個問題相聯繫的是本書關於“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關係的論述，這對今天的中國來説，是一個特別需要平衡和把握的關係。本書的重心顯然是強調“有所作為”，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不主動去創建新的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就處理不了所面對的與中國有關的國際糾紛，保障不了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和政治影響力的持續擴大。但是，現今的國際秩序雖已失序但還未到崩潰的地步，美國無論是從經濟、貨幣、軍事、文化還是綜合國力來説，仍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中國作為崛起的新興大國，雖然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但伴隨着的是國際糾紛的增多，周邊摩擦的加深，我們還需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花很大的精力來化解這些矛盾，因此，我們還必須在“韜光養晦”的前提下“有所作為”，即在維持和建設現有國際秩序的框架下，積極參與國際重大事務的改革，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樣，還可以避免一些國家的憂慮，以至出現戰略誤判，影響其對華政策和行動。美國在一戰前就已經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但仍然奉行“孤立主義”的政策，直到二戰結束才開始真正主導世界秩序，這值得我們思考。再如，中國要成為新領導型國家，邁不過去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與“守成大國”的關係。本書對這個問題有不少討論，也有一些精彩的論述，但在強化利益匯合點，構建不同內容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方面仍嫌不足。就中美關係而言，雖然兩國存在着不小的利益衝突點，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相互之間依存度不斷加深，形成了多領域不易拆解的利益共同體。特別是在當前的形勢下，中美兩國都存在搞好國內和穩定國際的迫切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如果都把保持對方穩定和保持國際體系穩定作為雙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公倍數，則中美之間的“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利害共同體”的構建就有了廣泛而牢固的前提和基礎。以上所述恐怕是中國學者下一步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王義桅教授是近年來中國國際關係領域湧現出來的重要學者。2013年他曾經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過《海殤？——歐洲文明啓示錄》一書，該書力圖通過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當代歐洲問題的文明史解讀，消除長期以來西方刻意渲染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使我們更好地堅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本書體現了作者具有很強的“文明自信”。而這次他與程亞文合著的《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洋溢着“中國已受天命，不能不承擔更大國際責任，建設人類新文明”的精神，這體現了作者已從“文明自信”的階段上升到“文明自覺”的高度。我們國家有這樣一批高度自覺、揮斥方遒的思想者，怎能不喚起全民族新的覺醒，新的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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