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光：農村“復古”不是出路
近日，一篇名為《北大才子：真實的中國農村是這樣的》的文章在朋友圈被瘋狂轉發，文章中指出作者家鄉農村出現的拜金主義、人際關係冷漠和留守兒童問題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鳴。作者楊仁旺先生曾在2000年以江西永豐文科狀元的優異成績考取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市人大附中語文教師，其身份也為這篇文章的可信度和説服力提供了支撐。
筆者在拜讀該文的過程中先是對楊先生家鄉的變化唏噓不已，繼而不由得皺起眉頭：楊先生對於農村凋敝原因的分析多多少少摻雜着對過去農村社會田園牧歌式的美化，對於農村未來出路的展望，又不可避免地因為“留住鄉愁”的願望而扭曲。筆者自覺有必要針對楊先生文中的一些誤區進行澄清和探討。
楊先生在“禮俗秩序崩塌”和“暴戾之氣橫行”兩部分中，多次表達了對傳統農村宗族秩序的嚮往和褒揚。他引用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的觀點説：“中國鄉土社會以宗法羣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以親屬關係為主軸的網絡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然而我們若是迴歸這段話的原文，會發現費孝通先生是在分析中國人為何常被詬病貪私利而損公德、“羣己權界”為何不明時，才引入了“差序格局”這一概念，儘管他在行文中始終是中性敍述，但結合語境可以看出，“差序格局”一詞至少很難説是褒揚的。不知楊先生引用這個觀點時可否真的讀懂了費孝通先生的原意？
現在關於“鄉紳”、“鄉賢”的討論日盛，楊先生既然推崇宗族秩序，自然不能免俗。他再次引用《鄉土中國》的觀點説：“傳統的鄉土社會是‘皇權止於縣政’，地方事務基本是由鄉紳治理，而鄉紳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倫理秩序來規範族人行為，調解內部紛爭，團結族人力量，捍衞宗族利益。”並指責土地改革導致宗族秩序解體和“鄉村秩序逐漸由基層黨組織掌控”，甚至認為“鄉鎮的黨委書記及其任命的村支書往往成為鄉村最有話語權的羣體，一旦得罪了這個羣體，原本在宗族內部可以得到調解的矛盾，可能將演變成解不開的死結”。
在楊先生短短的一段話中就有三處暴露出他對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真實情況缺乏瞭解。
首先，近代中國地主階級的劣紳化是一個在史學界被討論過多次的命題，相關的論文著述汗牛充棟，南京大學歷史系馬俊亞先生的論文《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社會分層與人格異變》就對蘇魯地區的鄉紳地主辱人妻女、為害一方的行徑做了充分敍述。“鄉紳”作為維護地方秩序的特殊中間階層，早就隨着近代中國貨幣經濟高歌猛進、小農經濟解體而日漸式微，在很多地方取而代之的是與當地百姓缺乏情感聯繫的土豪劣紳，將鄉紳式微歸咎於土地改革大可不必——恰恰相反，土地改革和之後的農業集體化剷除了劣紳生存的土壤，對於鄉村秩序的恢復起到了正面作用。
土地改革
再者，宗族倫理秩序對人的規範也遠不是如楊先生想象般温情脈脈。宗族內部等級森嚴，主家對旁支、嫡出對庶出的壓迫非常嚴重，文革時期孔廟被破壞，就與孔家旁支報復主家的壓迫有關。遑論族規中的“浸豬籠”等種種私刑，更是違背起碼的法治理念。宗族的存在，有其在農業社會下團結人心、維持宗族整體生存的正面作用，但時過境遷，今天的我們更應該認真審視宗族對人的個性和自由的壓制。
還有，楊先生將農村中發生衝突的雙方拼拳頭、拼後台的現象與宗族解體、黨組織掌權聯繫在一起，也是缺乏依據的。他在文中提到的隔壁家依靠鄉黨委書記耍橫的情況，無非是舊中國地方惡霸勾結基層軍政人員的重演，是國家權力在基層不夠強大的表現，而這種現象，恰恰是在集體化時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此外楊先生也對鄉村中的禮俗不再痛心不已，他説：“不僅是祭禮日漸式微，婚禮同樣大受衝擊，傳統的‘婚聘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基本難以為繼……除了婚禮之外，像新生嬰兒滿月、滿週歲、各個整十的生日等等作為人生歷程的重要節點，原本在鄉村都要隆重慶祝的，現在一切從簡……”
楊先生曾是當地的高考文科狀元，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結論不可能不熟悉，“婚聘六禮”作為舊的鄉村禮俗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和舊的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緊密相關的。比如“納采”、“問名”環節的存在是由於舊社會男女無法自由戀愛，必須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相識結婚導致的，現在青年男女自由結合，互相見雙方家長並徵求家長意見後即可結婚，自然不需要“納采”（男家請媒人向女方提親）和“問名”（女方答應議婚後男方請媒人問女子名字、生辰等）。
“納吉”是指將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等卜於祖廟以定兇吉納吉，卜得吉兆後即與女方訂婚，迷信色彩濃重，現在的家長除了對於特定屬性相剋比較介意，恐怕更在乎對方的身體是否健康，是否有遺傳疾病，“納吉”自然也就無從談起。至於“納徵”、“請期”、“親迎”，無非就是送聘禮、訂婚和迎親，早已融入現代婚禮之中，禮儀的名稱又何必在乎？
至於楊先生在“拜金之風日盛”和“鄉村教育凋敝”兩部分中對於年輕人熱衷外出打工和學校應試教育的批評，就只能用“何不食肉糜”來形容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全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892元，平均下來每月不過824元，連支付一線城市大學生的月生活費都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年輕人外出打工幾乎是必然的選擇，結果到了楊先生筆下就成了“彷彿金錢成了維繫個體存在價值的唯一原動力”，感慨“原來農耕時代財富相對均勻的穩定感和滿足感就徹底消失了”。
楊先生還指責家鄉學校“應試教育越走越極端，為了片面追求升學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學之勢，不惜將學生的應試潛能壓榨乾淨”，逼得他“另尋能夠實踐教育理念的舞台”。然而根據福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偉宜的論文《不同社會階層子女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差異的研究》，企業主子女考上大學的可能性是農民子女的十倍，再不追求升學率，難道讓農村學生到三本乃至大專裏感受“素質教育”嗎？
在筆者有限的見識裏，凡是搞素質教育搞的出色的學校，往往也是升學率高、一本率高甚至“清北率”高的學校。這些學校敢於推行素質教育的原因，不是不在乎升學率，而是生源好師資好，學生大都學有餘力，再配合地域優勢，使得素質教育影響不了本來就高企的升學率。而“學有餘力”的背後，又凝結了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良好的家庭氛圍、義務教務階段嚴格的考試訓練等多重因素。楊先生在人大附中推廣語文素質教育多年，也算是名師，然而若是沒有人大附中對優質生源的“掐尖”和人大附中學生的高升學率，他又如何能獲得施展自己教育理念的舞台呢？
儘管楊先生也承認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是必然趨勢，“時代大潮不可逆轉”，他本人也早已定居北京，但他又十分懷念農村宗族秩序和農耕生活的穩定感。考慮到楊先生生在紅旗下長在春風裏，他是否真的體驗過他所懷念的東西恐怕是要打個大問號的。或許楊先生只是希望在城市忙碌的工作之餘能有一片停滯的“淨土”供他休養生息？我們不得而知。
至於他針對農村惡霸橫行開出的“政治民主化”藥方，我只能請他到我們的鄰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農村去看一看，惡霸、宗族勢力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勾結在一起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政治學家亨廷頓就把國家能力（也就是現在常説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強弱和“民主”與否做了切割，而消滅農村惡霸所需要的恰恰就是國家對基層的治理能力。如果楊先生願意對中國近代史、農業現代化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進行深入瞭解並傳授給他的學生的話，自然是善莫大焉，也算對得起網絡媒體為他起的“北大才子”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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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頁可參閲楊仁旺《北大才子：真實的中國農村是這樣的》）
北大才子：真實的中國農村是這樣的
(注：原題《故鄉農村的裂變，讓人不寒而慄》，作者授權的推送方將標題定為《北大才子：真實的中國農村是這樣的》)
楊仁旺
北京大學校友，教師
我的老家在江西廬陵，這裏曾是歐陽修故里，山清水秀，人傑地靈；這裏也曾是革命老區，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於斯，長於斯，出於對這片故土的熱愛，從北大畢業後，我曾滿懷着一腔熱血，頂着巨大的壓力返鄉從教，算是對這片熱土的一點點反哺。後來回京工作，故鄉依舊縈繞心頭，幾乎每年春節我都儘量返鄉探親訪友。
由於工作的緣故，我最近兩年的春節都是在國外度過的，未能回老家和親人團聚。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趕回老家，帶着孩子走親訪友，共話鄉誼，再逛一逛昔日勞作的田野和兒時嬉戲的河流。其間的所見所聞，讓我驚訝於故鄉的面貌變化之大，遠超我的想象，有些變化，甚至令我感到不寒而慄。雖然之前我看到過不少“返鄉日記”之類的文章，描繪鄉村凋敝的淒涼景象，也讀過作家梁鴻的《中國在梁莊》這類紀實文學作品，對中國鄉村的劇變有一些感性的認知，然而當自己回到故鄉，直面家鄉的面目全非時，心頭依然湧起巨大的悲涼。
一、禮俗秩序崩塌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他的《鄉土中國》一書指出中國鄉土社會以宗法羣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以親屬關係為主軸的網絡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而圍繞這一人際關係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禮節和習俗，建構出了農耕時代的鄉村社會圖景。而隨着時代的變遷，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對農耕文明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原有的禮俗秩序幾近崩塌。
幾天前，父親領着我和在家務農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給已逝的祖輩掃墓。按照習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輩都要到先人墳前祭拜，供上各種祭品，給墳頭鋪上新土，再燒些紙錢，以寄託哀思。整個過程還是很有講究的，點幾根蠟燭、燒幾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擺放、鋪土時的説辭、紙錢燒多少、燒完後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於吾鄉地處山區，先人逝後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堅持每年祭掃，先人的墳墓過不了幾年就會被灌木和雜草淹沒。由於父親的堅持，祖輩的墳塋依舊完好，每年的祭祖儀式，維繫着血緣紐帶連接的這份脈脈温情。然而不遠處的一些墳頭，卻因後人外出打工，疏於祭掃而幾近淹沒於草木之中。血脈親情的疏離將隨着城鎮化進程而日益加劇，越來越多的村民在縣城或鎮上購置房產，幾代之後，晚輩們可能連先人託骨何處都不得而知了。
不僅是祭禮日漸式微，婚禮同樣大受衝擊，傳統的“婚聘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基本難以為繼。雖然包辦婚姻大為減少，這應該算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然而“奉子成婚”的現象卻日漸增多。年輕一輩在城裏打工，談了對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補辦婚禮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聽聞的幾場婚禮竟大多是這種情況。雖然“奉子成婚”也無可厚非，甚至辦不辦婚禮都應該成為自由選擇，但是年輕一輩回老家辦完婚禮後將孩子交給老人照料，他們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兒童親情缺失、監管缺位等一系列問題。
除了婚禮之外，像新生嬰兒滿月、滿週歲、各個整十的生日等等作為人生歷程的重要節點，原本在鄉村都要隆重慶祝的，現在一切從簡，原本親友之間禮尚往來的各種講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簡化成了“一個紅包一頓飯”的交情。而且由於年輕一輩大多外出打工，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親友返鄉後再辦，有的甚至乾脆就不辦了。我小兒子的滿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辦的，原本打算在家裏辦，更加熱鬧一些，然而因為天氣寒冷，幫廚不好找等原因，最後只好改在鎮上的飯店辦了，沒有了想象中的熱鬧，一頓飯過後，親友們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於節慶，由於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很多節日都已經名存實亡了，也就春節還保留了一些喜慶的氣氛，親友們還能盡力回家團聚。“有錢沒錢，回家過年。”王寶強的這句歌詞唱到了樸實農民的心坎裏，農耕文明安土重遷的習性，使得我們不管離家多遠，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親人的團聚。雖然在短暫的團聚之時，可能連共同語言也越來越少了，但是親戚不走動，親情便散了，春節還是為日益原子化的社會提供了有限的一點點黏合劑，讓昔日人情往來密切，充滿温情的鄉土社會不至於徹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風日盛
回到老家，和親友見面被問起最多的問題就是“你的工資是多少？”金錢成為衡量個人成就的重要標尺，當然如果你是公務員，還會格外受到青睞，官本位觀念在鄉村依舊根深蒂固。如果説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而非法治社會，這一特點在鄉村表現得尤為明顯，擁有金錢或者權力就能讓你成為口口相傳的典範，在酒桌上成為座上賓，掌握核心話語權。至於獲取金錢或權力的路徑是否合法，往往不被過多在意，因此權錢交易、傳銷、高利貸、非法集資等成功的“捷徑”便不斷侵蝕着鄉村社會，撩撥着村民們日益膨脹的金錢慾望。
離村子不遠的馬路邊上有一片良田，由於鄉政府規劃將這片地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示範基地，這片良田被鄉政府以一畝地3萬元（平均45元/平米）的低價從村民手中徵收，再以4000元/平米的地價對外出售。從徵地到開發，工程被層層轉包，其中的權錢交易不知有多少。
説起傳銷，我早就聽説過村裏有人在外打工時陷入傳銷組織，最後家人拿錢去贖，才把人救出來。我萬萬沒想到傳銷居然會禍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給我打電話，哭着説她被人騙了，要向我借錢，而且開口就要上萬，我在問她被騙的詳情時，她説得漏洞百出，於是我起了疑心，問她是不是陷入傳銷了，她就不再與我聯繫了。後來從家人處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學騙到安徽合肥搞傳銷，我姑父親自去合肥把她撈出來，她卻執迷不悟，拒絕跟我姑父回家，最後姑父只好強行將她帶回。我認為一個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除非是掉進錢眼裏了，否則是不會陷入傳銷陷阱的，然而當下傳銷之所以大有市場，可能就是因為掉進錢眼裏的人太多了。
高利貸這顆毒瘤在鄉土社會本就長期存在，因為通過正當途經貸款對於普通村民而言貌似顯得有些距離，對於銀行借貸規則的陌生讓他們本能地選擇相信借錢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高利貸在鄉村不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過高利貸發家的人同樣受人豔羨。我的一個表親通過放高利貸一年掙了近百萬，買了一輛不錯的小轎車走親訪友，他很享受這種體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豔羨。村裏買小汽車的家庭越來越多了，也許要等到小汽車在鄉村也逐漸普及了，不擇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會被豔羨吧。
最近e租寶的龐氏騙局被揭露，讓人們對所謂的互聯網金融開始心存警惕，然而在鄉村，依靠熟人圈子進行非法集資的行為卻有愈演愈烈之勢。我的一位遠親早年做服裝生意，賺了不少錢，於是投身房地產，最開始也掙了大錢，然而這兩年趕上縣城房地產開發過度，庫存積壓，大量資金難以回籠，於是他動員周邊的親友給他投資，許以高額的利息，只要房子能賣出去，他就有錢還本付息，一旦房子滯銷，他的事業將難以為繼。我身邊的不少親戚都給他投資了，有的確實得到了較高的收益，因此口口相傳，他在親友中變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個人出於善意，提醒親友儘快抽身，見好就收，然而嚐到甜頭之後，貌似沒有幾人願意收手，只有我親弟弟為了蓋新房才把投資的錢拿出來了，確實獲利不少，然而誰知道這個泡泡能吹多久，也許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誠然，村裏的物質面貌確實大變樣了，村間土路變成了水泥路，村民們通過外出打工或搞副業賺了錢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嶄新的樓房拔地而起，村莊的舊貌換了新顏。從物質的角度來説，村裏近十年的變化可能大於過去幾個世紀，不能不説這是國家經濟發展在鄉村創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質日漸豐盈的背後，卻掩蓋不住村民們精神世界的集體迷失，當追求金錢與物質成為社會核心驅動力之時，鄉村社會的攀比之風、鋪張浪費現象日益嚴重，價值觀的扭曲程度讓我感到觸目驚心。
也許鄉村物質條件的迅速改善並未給村民們帶來太多的幸福感和滿足感。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參照羣體”理論，羣體的幸福感取決於自己所處的參照系，因此美國空軍晉升的速度雖然遠比憲兵要快，但因為身邊的參照羣體中總有比你晉升更快的，因此空軍對晉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滿，整體晉升緩慢的憲兵反而認為晉升制度更加公平。同理，鄉村的物質條件迅速改善的過程中，總有村民賺的錢比你家多，樓房蓋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車比你家的高檔。當這些物質攀比愈演愈烈之時，原來農耕時代財富相對均勻的穩定感和滿足感就徹底消失了，年復一年的打工賺錢成了無奈的選擇，彷彿金錢成了維繫個體存在價值的唯一原動力。
三、暴戾之氣橫行
俗話説“人多好種田，肉多好過年”，宗族聚居的形態是農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結果。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傳統的鄉土社會是“皇權止於縣政”，地方事務基本是由鄉紳治理，而鄉紳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倫理秩序來規範族人行為，調解內部紛爭，團結族人力量，捍衞宗族利益。然而當宗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中土崩瓦解之後，鄉村秩序逐漸由基層黨組織掌控。目前，鄉鎮的黨委書記及其任命的村支書往往成為鄉村最有話語權的羣體，一旦得罪了這個羣體，原本在宗族內部可以得到調解的矛盾，可能將演變成解不開的死結。
今年回老家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聽説我親弟弟差點被隔壁的族親活活打死，事發之後家人一直瞞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實情。事情的起因其實不過是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兒，由於“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裏，而我家的房子距離新修的水泥路還有幾十米遠，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別爛，因此我家想自費從家門口修一條水泥小路連接上主路。而路邊上有隔壁族親的一小塊地，他們家打算用來蓋新房，但是由於這塊地面積較小，因此他們謀劃着佔用一些路面來蓋房，如果我家提前修了水泥路，他們就佔不了路面了，於是千方百計阻撓我家修路，口角越來越多，矛盾越積越深，最後發展到他家幾兄弟在路上攔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甚至舉起大石要砸我弟的頭，如果不是被路過的村民及時攔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嗚呼了，最後仍被打成了全身多處骨折。
古人能夠留下“六尺巷”的典故傳為美談，今人卻為一點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還是兒時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們幼時還經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長大後卻能因為這點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殺手，實在令我感到不寒而慄。而且遭到他們家暴力毆打的並不止我家，另有幾户村民也和他們家結下了樑子。然而為何他們家能夠橫行村裏呢？除了他們家男丁較多，打架較橫之外，與鄉黨委書記的包庇縱容可能不無關係。
現任的鄉黨委書記與我家也是同宗，與隔壁家血緣關係更近一些，關鍵還在於我父親曾與作風頑劣的鄉黨委書記鬧過矛盾，因此主政鄉里的黨委書記可能樂於看到我家被欺負。當我家將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鄉派出所，要求立案調查時，隔壁四處花錢打點，一番託請之後，派出所居然要求我們私了，不予立案，最後只是由他家賠了兩萬塊錢的醫藥費和誤工費了事。聽到此事我倍感震驚和憤怒，我問父母為何不及時告知我事情原委，我一定堅持要為弟弟討個公道，然而父母説兩家離得這麼近，低頭不見抬頭見，如果把他們逼得狗急跳牆，我家裏的老小可能還會有生命危險。他們家甚至放話説還要在我家水井裏投毒，要害死我一家，嚇得我家不得不安裝上監控設備，防止隔壁再施惡行。
令人心寒的是不僅我們村裏有這樣的惡霸人家，我還聽聞其它村子的幾起暴力事件，而一旦發生暴力衝突後，雙方往往會比拼誰的後台更硬，更有話語權，就能主導事件的善後處理。這種以權力為後盾的暴力正在使鄉村社會的面貌變得扭曲畸形。如果這種暴力愈演愈烈，鄉村社會將出現嚴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邏輯將主導鄉村格局，惡人當道，弱者被欺，建設法治社會可能就真的只是個“夢”了。
四、鄉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學時，鄉里有中心小學，大一點的村子都有村小，鄉里的中學每年也有不錯的升學成績，發奮讀書成了農家子弟跳出農門的唯一路徑。我們上學時的條件艱難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現在的學生難以想見的，晚上點着蠟燭在教室自習，在路燈下温習功課等等都成了學生時代的珍貴記憶。我參加高考那一年，我們村裏破天荒的考出了三個大學生，我本人還有幸成為當年全縣的文科最高分，成為村裏乃至鄉里迄今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學生。然而自那以後，村裏的大學生日漸稀少，考上一本的都尚未再出現過。
我也曾思考鄉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點並校”政策將各個村小取締殆盡，極大地破壞了鄉村的教育生態，村裏的朗朗書聲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脈中斷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給鄉村教育帶來了巨大沖擊，不少村民外出務工賺了錢，返鄉後讓子女輟學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家庭不得不讓子女輟學出去打工。鄉里的中學只有初中，往往讀到初三時，每個班裏都有不少學生輟學出去打工了。原本讀書上大學才是跳出農門的唯一路徑，後來發現考上大學未必能夠賺大錢，並不比外出打工多掙多少，在這種唯金錢論的價值觀推動下，學生無心戀學，教育日漸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兒童羣體日漸龐大，教育難度也超乎想象，由於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們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學，由爺爺奶奶照看，離開了父母的陪伴與監管，加上游戲廳、網吧等外在誘惑越來越多，加之應試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觀，青少年厭學、逃學、輟學現象比較嚴重。其四可能是優秀師資和優質生源的大量流失，由於條件比較艱苦，待遇又較差，鄉里的學校很難吸引和留住優秀教師。不少優秀鄉村教師都被城裏的學校高薪聘走，優秀生源也被城裏的學校挖走，加之鄉村教育投入不足，這種惡性循環正有愈演愈烈之勢。
從北大畢業後，我曾主動找到鄉里的中學校長，提出希望到鄉里中學任教一段時間，被該校長一通劈頭蓋臉的質疑之後不得不轉身離開，選擇回到縣城我的中學母校從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間，我看到了應試教育越走越極端，為了片面追求升學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學之勢，不惜將學生的應試潛能壓榨乾淨。最終我也不得不選擇離開，另尋能夠實踐教育理念的舞台。
沒有了春風化雨的教育，鄉村的文脈幾近中斷，前文提到的禮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風日盛、暴戾之氣橫行等等亂象，可能都與以人為本的教育極度缺失有一定關聯。如何拯救價值畸形的鄉村，可能從長遠來看，還要依靠教育，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之功，不在當下，而在未來。然而如何拯救日漸凋敝的鄉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國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下鄉從教之外，尊師重教的傳統需要慢慢復歸，尊重知識、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尋真理、尊重多元價值等等應當逐步成為鄉村社會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尊重金錢與權力，而這種共識的形成，還有極為漫長的路要走，需要時間來慢慢改變。
五、一點思考與展望
返鄉這些天的所見所聞，令我不禁思考鄉村劇變的根源何在，未來鄉村的發展將往何處去？
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巨大鴻溝，中國的農村一直是被動地接受工業文明的影響甚至是掠奪，不論是統購統銷，還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還是農民工進城務工潮，中國走了一條“以農補工”的工業化道路，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建構出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而延續了上千年的農耕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在工業文明的衝擊之下變得支離破碎，不僅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劇變，植根於農業文明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也面臨重構，這一切來得太快，變得太劇烈，因此出現價值紊亂和社會失序也許是必然的。
西方發達國家用幾百年走完了工業化之路，各種矛盾逐漸釋放，逐步摸索出解決之道，而中國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獨特格局之下，僅僅用數十年就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之路，我們遇到的問題、矛盾和衝突，社會遭受的巨大沖擊，自然是集中湧現的。這些難題，西方國家可以藉助時間的力量來慢慢化解，而我們卻不得不集中面對，也許這就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在借鑑前人經驗以獲得迅速發展時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吧。
如果我們不僅在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上借鑑西方經驗，也在政治體制上進行民主化改革的話，也許我們會犧牲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但中國社會面貌的惡化可能不至於如此嚴峻。“老虎們”可能不會肆無忌憚地禍國殃民，“蒼蠅們”可能不會明目張膽地橫行鄉里，然而這一切在極權體制下，可能只是個假設而已。上世紀80年代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不僅民主化進程夭折，還加劇了極權體制走向更加極端的方向。
未來鄉村社會的發展將走向何方？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預料的，不過從目前已經在進行的試點，也許可以看出些許端倪。有的地方正在搞土地確權的試點，下一步可能就是放開農村的土地市場，讓農民可以自由轉讓土地。中國的土地所有制非常奇葩，也是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政府代表國家，大搞土地財政），農村的土地歸村集體所有，農户承包土地後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如果村集體要出售土地，必須賣給政府，不能賣給私人或集體，連村集體出資開發的房地產都被冠之以“小產權房”，無法獲得合法身份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因為政府沒有從中賺取土地出讓金，這是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
然而與民爭利的結局就是地方税收過於依賴土地財政以及城投債出現鉅額虧空，為了緩解這一矛盾，中央祭出的大旗是“城鎮化”，鼓動農民進城，拉動地產消費和其它消費行業。而農民要進城，鄉村的土地就勢必閒置，因此先搞土地確權，再放開農村土地市場，讓農民能夠帶着賣地的錢到城裏去安家置業。
我無法想見如果這一政策在全國全面推行之後，鄉村的面貌會發生怎樣的劇變，資本大鱷們會如何鯨吞農村的土地，之後又會如何使用這些土地，能平整的土地可能會進行完全的機械化耕作，山溝裏的梯田則可能要麼拋荒（村裏已有一個山溝的梯田整體拋荒了），要麼進行特色開發。村裏這幾年建起的一棟棟新房可能將隨着村民進城而人去樓空，越來越多的人向城鎮聚集，“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可能難以尋覓了。
不管鄉村往何處去，兒時記憶中的鄉村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有些説不出的眷念，但是時代大潮不可逆轉，工業文明乃至信息文明替代農業文明可能是大勢所趨，雖然按照王東嶽先生在《物演通論》中提出的“遞弱代償”理論，文明的演進可能導致的結果是個體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強，也有一些人選擇逆潮而上，離開喧囂的城市，在偏遠山村覓得棲息之所，但是更多的個體可能不得不被時代大潮所裹挾，走上這條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過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無法回老家過年了。當上房奴後，面對家鄉的劇變和親人的處境，我也倍感無奈與無力，除了給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記錄下這一時代劇變之下的種種鄉村圖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鄉，吾鄉之面貌會變成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