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慕尼黑安全會議觀察：歐洲反思為何不徹底？

【春節期間，第5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在德國召開，“無限的衝突，有限的能力”——現有全球戰略環境和秩序的種種弱點，成為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作者王義桅應邀參會，為讀者呈現會場內的點點滴滴。】

大年初五，第5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在慕尼黑最著名的莊園飯店（Hotel Bayerischer Hof.）召開。一個傳統飯店會議廳擠滿了兩百多名正式代表，其中30多位元首、政府首腦，70多位各國外長、防長，一大批隨從及三十名青年領袖、眾多記者等只能在二、三樓入觀察席，恰似劇院看戲。入場擁擠不堪，像春運火車站。

筆者參加過數百場各種國際論壇，如此情景尚不多見。慕安會多是各國現政要、外長、防長參會，外國智庫領袖也是一票難求，中國學者參會更是罕見。

觀察之一| 西方的宣傳秘訣：不經意中的經意

不同於香格里拉對話會（香會），慕安會的層次更高，歐洲元素更濃，民事色彩也更重，其風格正如海航的廣告詞——不期而遇，提倡自由交流。

其實，這只是表象，不經意中的經意，才是慕安會的本質，也是西方宣傳的精髓，體現於“三講”：

——講政治：不同於在新加坡舉辦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美國國防部長一定是第一個發言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是德國國防部長開篇演講，反映出跨大西洋、跨太平洋聯盟中，歐洲有相當自主性、平等性，不像亞洲盟友成為美國附庸，也因此不像香會那樣成為圍攻中國的鴻門宴。但是，西方性絲毫不減。

開幕式上邀請約旦國王、阿富汗總統、伊拉克總理發言，講的都是如何感謝北約、西方，以及表態為解決歐美關切的反恐、難民問題做貢獻之類西方人愛聽的話，主持人——慕安會主席旋即表態，下次還請你來啊！當伊拉克總理後來話鋒一轉，聲明任何外國軍隊沒有伊拉克政府同意今後再也不能駐紮伊拉克時，會場騷動起來，稀稀拉拉，走人的走人，交頭接耳的交頭接耳，表示不滿，演講者不得不調整腔調。

——講規矩：儘管挑選西方愛聽的外國領導人上台演講，但慕安會還是講民主程序的，發言時間都一樣，並無主場、客場之分。這一點也不同於香會。歐洲人重程序，講規矩，但尊重美國，畢竟對美國倚重，這才是最大的規矩。筆者想問歐洲人對難民危機根源反思到什麼程度時，工作人員讓筆者寫下問題，但主持的美國人沒有念。

在歐美情報頭子談反恐的專場，對此感受更深：1928年美國總統指令PBD，已經開始跨大西洋情報分享。1941年為共同打擊德國法西斯，美英情報分享秘密協定簽署。迄今，歐洲人反恐、打擊伊斯蘭國多依賴美國情報，避免了恐襲。終於明白為什麼歐洲人對斯諾登事件的反應如此奇怪。中國輿論往往一廂情願地看待歐美矛盾，缺乏對跨大西洋關係中價值、工業、信息紐帶的歷史、系統瞭解。指望在歐洲人面前揭罵美國，只能是不懂規矩了。

——講意識形態：開幕式上法國防長第二個發言，大談恐怖主義是民主自由的公敵，捍衞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約旦國王演講，聲稱第三次世界大戰——為價值觀而戰，已經打響。到了沙特外長髮言，則強調區分社會與宗教的必要性：3K黨殺的人比IS還多，為什麼沒有人把3K黨與宗教聯繫起來，而要將IS冠以“伊斯蘭國”名稱呢？！伊斯蘭教教義説，與一個人的戰爭就是與整個人類的戰爭；愛一個人就是愛整個人類。可見，暴力、恐怖不僅與伊斯蘭教無關，更違反伊斯蘭教義。當美國人問沙特的婦女人權時，沙特外長答覆：美國的婦女權在美國建國後經歷了多少年才獲得的啊！對沙特要有耐心。伊朗外長更慷慨激昂，稱伊核問題達成協議表明拋棄零和思維多麼重要。

筆者感受此氣氛，深深領悟到，慕安會提供這種場合，不正是借人之口，表明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嗎——要區分伊斯蘭教與暴力恐怖，不能陷入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還借人之口反思過去的外交失誤。會上，人權觀察組織主席每場必問，也是想宣泄民意，尋求理解。不方便自己説，請人家現身説法，是更好的宣傳！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會議期間的閉門雙邊會見，更是經意之舉。當然，這都是給德國送上門的情報，美歐分享大餐，不亦樂乎。

觀察之二| 歐洲反思為何不徹底？

“動盪”（turbulence）、“混亂”（turmoil）、“不確定”（uncertainty），這是歐洲人第5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上描述當今歐洲安全所普遍使用的詞彙。慕安會主席開幕式上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有一個好消息也有一個壞消息與大家分享，好消息是這個會議廳更擁擠了，歷經52年慕安會的影響力不降反升；壞消息是我們處在一個“害怕的年代”（an age of fear）。

害怕什麼呢？害怕難民湧入，害怕恐怖襲擊，害怕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極端思潮，害怕歐洲一體化的成果（如申根協定）得而復失。慕安會東道主德國代表，從防長到外長，從媒體到學者，只談難民危機；法國則只談恐怖主義與吉哈德伊斯蘭極端主義。慕安會第二天的總理辯論、外長辯論則把俄羅斯因素拉進來，又增加了歐洲的烏克蘭與敍利亞之痛：內戰。從近年的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到難民危機、恐怖威脅，歐洲可謂危機重重，歐洲人的反思為何停留在面上？

慕安會上的辯論揭示出歐洲人為何反思不徹底：

一、大眾與精英的矛盾。自從歐洲最後一位智者——施密特去年去世後，歐洲沒有政治家，政客充斥歐洲政壇，只能討好選民利益，由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引導社會而不是去引領時代，對問題的看法必然是短視而感性。慕安會全程直播，人權觀察組織表現活躍，嘴巴由媒體引導，腦子也不得不跟着轉。因此，歐洲精英越來越傾向於閉門談，公開只能演戲。其結果，受制於“民主赤字”，好的想法也往往難以實施。

大眾與精英的矛盾體現在一個人身上就是情感與理智的糾結。會上，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回顧冷戰史，語重心長地説，俄羅斯只是捲入而非製造敍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並無挑戰歐洲秩序之意；平等尊重才是國與國相處之道，才能改善西方與俄羅斯關係。但是現場看，西方人根本聽不進去。

二、價值與利益的矛盾。會上，烏克蘭總統激動地哭訴俄羅斯入侵導致國破人亡，與會者有些不耐煩，紛紛質問：為什麼蘇聯解體時烏克蘭與波蘭的經濟狀況類似，而危機爆發前烏人均GDP卻只有波的1/4？西方給烏克蘭那麼多援助都用到哪裏去了？如何消除腐敗？但是，當歐洲想與俄羅斯和解時，烏總統又大聲疾呼：普京在分裂歐洲，而我們要團結應對！那種原諒俄羅斯，想翻過入侵烏克蘭那一頁，讓烏克蘭吞下喪失克里米亞苦果，準備與俄交易的想法是危險的，公然違背歐洲價值觀。烏克蘭相信歐盟，相信歐洲團結。就這樣，歐洲被扼上了。

同樣的情形也體現在北約，波羅的海國家和東歐國家往往把美國和北約拖入與俄羅斯無休止的對抗中。

歐洲不能擺脱祥林嫂現象，超越情感與理智的糾纏，是無法反思到位，實施戰略的。傳統的力量、大眾傳媒的影響，讓精英反思只能停留在政治正確表層，在慕安會上講一些正確的廢話。

三、歷史與現實的矛盾。二戰後，歐洲人對美國感恩戴德，意識形態上向美國看齊，到了今天，形成依賴美國老大哥的思維定式。會上，美國國務卿克里發表最後一次以奧巴馬政府國務卿身份參加慕安會的告別演説，攢足了人氣。克里表示，美國支持一個強大的英國留在強大的歐盟。美國對歐洲的難民危機感同身受，絕不會坐視不管，加緊推進敍利亞、阿富汗問題和談，就是明證。對歐洲人關心的打擊伊斯蘭國、TTIP談判涉及的勞工、環保、監管高標準不能降低的問題，也信誓旦旦做出承諾，贏得掌聲一片。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想當然認為歐洲會反思跟着美國搞阿拉伯之春的外交政策，至少面上沒有發生。歷史上形成的對美依賴，是歐洲反思現實問題時無法深入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和像烏克蘭那樣拼命想加入北約的歐洲國家，讓歐洲無法走出歷史慣性，脱離美國戰略軌道。歐洲歷史資產豐厚，也讓歐洲人常常向後看。會上，德國外長闡述德國擔任歐安組織輪值主席國的想法：秉承1975年赫爾辛基文件精神，在主權與人權間尋找大歐洲共識，實現歐俄和解，可惜現場反應冷淡。

上述三重矛盾，讓歐洲人無法徹底反思，尤其是與俄羅斯無法和解，看待世界和處理問題無法做到實事求是，難以扔掉意識形態和歷史包袱。也因此，當筆者的《海殤？歐洲文明啓示錄》英文版在歐洲發行時，歐洲朋友講，此書從制度入手，反思歐洲文明，給歐洲人很大啓發，因為我們歐洲人是“當局者迷”！

歐洲人無法真正反思，美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會上，筆者問美國參議員考克斯，朝鮮曾對美國提出暫停核試驗的兩個條件：一是停止美韓軍演；二是談判和平條約。為什麼美國沒有回應，導致事態惡化？他十分尷尬，會後交談中得知，美國私下給朝保證過不會進攻朝鮮，不搞政權更迭，但當朝要求落字為證時，美國拒絕了，因為沒辦法向老百姓交代。

價值觀包袱、歷史包袱、美國包袱，讓歐洲無法正視自己，也無法正視世界。這使得我們不能對歐洲抱有過高期待。

實事求是以人為本解讀：

讓我們看看慕尼黑安全會議還能開幾屆？沒有共識的務虛會，沒有結果的清談會。。。

對歐洲安全的問題走過場而已！！

就如作者指出的：歐洲已經沒有政治家了，只有政客和政治投機分子了，這個歐洲還有得救嗎？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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