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連奎：供給側的核心是財税改革

中央現在主推供給側改革，但筆者認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不是供給機制、供給體制的改革，也不是“去產能”、“去槓桿”等短期經濟政策，從長期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財税改革，上世紀美國搞供給改革的核心放在了財税改革上，現在中國搞新供給改革的核心也應該是財税改革，因此筆者認為2016年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也應該放在財税改革上。

供給側税收改革方案等待破局

中國急需要財税側改革化解政府債務

在中國進行財税改革也有非常重大的必要性，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國務院關於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透露的信息，目前全國“100多個市本級、400多個縣級的債務率超過100%”，根據國際慣例，政府債務佔GDP比例如果超過60%就超過了警戒線，因為一旦超越了警戒線，政府也就失去了還本付息的能力。中國現在急需要通過財税側改革將政府擺脱危機。

而正在中國政府正在推進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以及擴大赤字，只是推遲了存量債務兑付的時間，並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大量地方政府債務的質量問題，要想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進行“財政與税收的重整”。

綜觀世界經濟史，當人類遇到經濟危機時如果不進行財税改革就很難走出經濟危機， 一個國家走入經濟危機或是經濟陷入停滯很多都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財税增長，無法跟隨上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一個國家經濟在增長，其財政税收也必須在增長，無論是拉美經濟危機，還是東南亞經濟危機，抑或是日本經濟危機，都是危機後沒有進行財税改革，所以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後變得一蹶不振，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之後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就必須進行財税改革。

當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夠走出大蕭條，一方面靠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政策，但最核心的還是因為羅斯福重構了美國的財税體系，在大蕭條之前，個人所得税在美國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税種，只是少數人才交個人所得税，新政之後，個人所得税成為美國的第一大税種，在大蕭條之前，美國沒有社會保障税，大蕭條後社會保障税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税種，羅斯福的財税改革奠定了戰後資本主義長達三十年的黃金時代，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減税政策又將美國重新拖入了危機。

一個國家的財政税收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才可以，一般純農業國家的財政税收會佔佔到這個國家GDP的10%左右是合適的，中國和歐洲的古代都是這種狀況，處於工業化初期的國家財政税收佔地GDP的20%左右是合適的，在非洲和南亞的一些貧窮國家仍然處於這樣的税收水平，一個全面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財税税收佔到GDP的30%左右是合適的，而一個國家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財政税收一般要佔到這個國家GDP的40%左右，這也是中國目前的税收目標，而在發達國家的税收一般佔到GDP的50%左右，北歐高福利國家甚至更高。

一個國家發展階段越高，税收就會越高，這是因為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社會分工越細緻，人民對政府服務需求就會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更高等的學校教育和更好的醫療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税收體系不能支撐一個國家的發展，那必然會發生經濟危機。

回顧人類歷史，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在頻繁經濟危機和工人運動的逼迫下，人類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建立了社會福利體系，財政税收都相應的進行了大幅提高，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人類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財税調整，所以誕生了經濟危機，特別是政府債務危機。人類走出經濟危機靠的還是財税體系的調整，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公有制之前，人類還必要靠財税體系來維持政府運轉。人類又到了財税體系革命必要時刻。

減税不適合中國與世界

本輪世界經濟危機的核心是債務危機，其根源就在於上世紀美國里根開啓的減税風潮，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不可能再成為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如果再繼續減税，增加赤字，那將面臨巨大的利息支出，這些赤字利息將極大的擠壓政府投資的空間，最終政府財政會走入“以債還債”的惡性循環。

政府一般收入佔GDP比例，數字來自IMF。點擊看大圖

中國正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全面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政府在城市建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增加，很難減少。中國本來就是低税收國家，2013年4月，IMF世界經濟展望發佈了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佔GDP的比例數據，中國在188個IMF成員國排名第146位，屬於低税國家，（見上圖）但由於中國以前有土地出讓金彌補政府財政不足，所以低税問題沒有暴露，但隨着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税收不足問題將暴露的越來越嚴重。

增税不是簡單調整税率，而是税收思想與徵税方式的革命

當前世界各國所採用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紀大蕭條時期建立的，後來所謂的“增税”與“減税”都是在框架不變的情況下調控税率，但如果現在僅僅調控税率已經完全無法解決問題，人類需要創立新的税收思想與税收框架。

因此筆者所主張的”增税”也不是主張盲目提高現有税種的税率，不是加重企業負擔，而是應該以全新的理念來支撐財政轉型，是一場新的財政革命，下面幾點是筆者的思考。

中國實行“結構性調税，增税”的四條建議：

增加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税收

中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標準，我建議將各種產品分為“生存必須品“，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三類，提高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劃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馳、奧迪、寶馬等豪華汽車，蘋果手機以及一些名牌服飾、珠寶，化妝品等，這樣劃分之後，就可以對這些產品進行奢侈品認定，增加徵税，並且增税的空間非常大。而那些生存必須品可以實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適度減税、免税。

增加成熟工業品税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產品税收

筆者建議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產品和新型科技產品，對於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税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產費用，而新型科技產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税收，鼓勵創新。

比如一個手機技術不成熟時可以賣一兩千，技術成熟後可以賣兩三百，這就是成熟產品與非成熟產品的差異，成熟產品，價格及其低廉，可以適當多徵收税收。

增加機器密集型產品税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税收

對於產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減税，對於機器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增税，因為對於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產的產品，勞動生產率變的非常高，價格也變的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徵税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電視機1000元，徵税50%，價格升高到1500元，人們照樣買的起。而對於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鞋則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雙女士皮靴的價格比一台彩色電視機的價格還要高，期背後原因就是因為電視機是機器化生產，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勞動，對於需要手工勞動比較多的行業就可以減徵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髮等行業。

將税收分為公共税收與專項税收

中國應該將税收分為公共税收和專項税收，增加專項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税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税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復旦，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税收負擔。

增加税收是中國的必然選擇，根據世界發展規律，發展中國家的税收一般佔GDP的30%左右是合適的，中等收入國家税收佔地GDP的比例為40%左右是合適的，發達國家税收一般要佔地GDP50%左右，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税收佔GDP比例應該達到40%左右，這樣政府才會有足夠的財力去解決社會問題，而老百姓一旦從高税收中享受到好處，老百姓也是不會發對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歐，幾乎沒人反對徵税。

以上是是關於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分析與思考，世界競爭從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競爭，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競爭，如果哪個國家能夠創新出一套新的適應時代發展，解決時代問題的制度，那這個國家就將領導這個世界，上個世紀是美國，這個世紀希望是我們中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財經微信:羽扇觀經（guanchacaijing），每日三分鐘，專享重磅財經新聞新鮮解讀，資本長袖善舞，事關你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