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玉：習近平改革時代的“以民為本”
【本文是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教授為《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韓文版所作的譯者序。李熙玉教授研究中國長達30年，是韓國有名的“中國通”。本文翻譯：葛小輝。】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再次處於改革浪潮之中。但這並非單純的政策調整，而是事關社會主義的存在方式。反腐運動也以攸關體制命運之勢在強力推進之中，使整個中國政治社會的熱度不斷上升。有評價認為習近平時代的改革至少不是胡錦濤時代的原封承繼，其根據大概也在於此。關於今日改革的方向和可持續性，中國內外正反雙方之間的爭論熱火朝天。但可以確定的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改革其成敗並非政權的成敗，而是與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內部改革有着直接的關係。
一、中國社會主義的3個版本[注]
實際上，在建國之後毛澤東時代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國民生存問題，因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資源來發展核心產業、推進社會政策，選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在落後的生產力環境下，公平分配堪稱最核心的福利政策，也是確保體制正當性的核心環節。這個時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1.0時代。
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隨着温飽問題的解決，改革一代的肩上便擔負起了通過發展生產力來提高社會福祉的重任。於是，中國引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先富論，並強調體制的靈活性和效率性以解放思想、發展生產力。其結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以世界史上創紀錄的速度解決了貧困問題，文盲率亦急劇下降。改革開放的這一時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2.0版本。
但隨着改革開放疲態的蔓延和社會差距的擴大，中國在有效回答中國社會主義究竟是為了誰、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上開始遭遇困難。從單位走出來、來到市場上的中國大眾也開始感受到福利危機。在這些根本問題懸而未決之際，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危機逐漸擴散。其實在當今中國，“資本”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正凌駕於社會主義之上，認為錢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拜金主義籠罩着整個社會。在這個節點上，如果不重新追求共同富裕，中國社會主義便有可能陷入難以自拔的巨大漩渦：不創造就業崗位的經濟增長就會日益普遍，並以環境的破壞為代價；中國共產黨亦可能與民眾漸行漸遠。於是，社會上開始蔓延對未能改善大眾生活質量的體制和理念以及對國家存在理由的懷疑。而僅依靠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是無法解決這些根本危機的。承擔起這些歷史重任的時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3.0時代。
習近平時代改革更重注民本
二、中國需要把人民的真實要求切實反映到國家的具體政策中
《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作者們（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並非無條件地宣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或以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的戰鬥士自居。雖然是在社會主義2.0時代、受着改革開放的洗禮而出生成長起來的75後青年學者，但他們所期望的學術思想和政策方向超越了單純的官方意識形態。這些青年學者擁有深厚的社會科學理論功底，並有暢遊古今貫通東西的寬博學養。他們超越了單純“以中國邏輯解釋中國事物”的層面，時而借鑑西方學者的認識框架來反觀自身邏輯的不足，時而試圖推進被中國研究者視為終身課題的“中國性（Chineseness）”的科學化。他們擁有中國崛起帶來的體制自信，善於對中國問題的西方式解讀進行批判性重構，並積極開發有關中國發展方向的宏觀話語。他們既是新一代學者，又是中國改革的方向舵。
其實，這些青年學者的主張很單純，那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是走進羣眾，中國共產黨作為這一核心課題的擔綱者，需要忠實於社會主義的原初價值。他們警告説，如果脱離人民羣眾，中國共產黨將成為泥足巨人。他們強調僅僅依靠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兩分法思維是難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的，中國需要把人民羣眾的真實要求切實地反映到國家的具體政策當中去，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了推進這一實踐的相關方法論。
這些學術主張與作者們的出身環境並非完全沒有關係，他們是在平凡的中國家庭裏出生成長、通過自身努力進入北京大學等名校學習、隨後又在國家的資助下到世界馳名的海外高校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重新回到中國學界的青年學者。他們同時擁有從國內和國外兩個視角來客觀觀察中國社會的機會，因而得以一方面嘗試從理論上糾正西方對中國的“有意的偏見”，一方面着力針砭中國共產黨因疏於內部建設而出現的日益官僚化傾向。他們支持習近平時代的政治路線和強力的改革政策，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角色和使命做出了深刻省察，並對中國式話語的創新抱有深沉的關懷。
《大道之行》，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中國社會主義應該通過自我革新摸索出一條新道路
《大道之行》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不到一週就在三大網店全部售罄，成為中國社會的熱門話題，讀者的反響可謂排山倒海。儘管擔負着沉重的社會科學責任，卻能成為廣受關注的暢銷書，這足以説明這些青年學者對今日中國問題的思考和主張是引發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共鳴的。對於習慣了被動應對西方自由民主理論和普世價值的中國學界而言，這本書無疑是帶來學術衝擊的一股清風，它犀利地指出了中國的學術話語應該劍指何方、又該如何與變化了的世界攜手共進。他們強調社會主義的挫折並不代表資本主義的勝利、公有制的弊端也不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應該通過自我革新來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些青年學者的着眼點在於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性革新這一課題。他們從中國歷史的延續性而非斷裂中尋找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軌跡和源泉，並在此基礎上思考“當時當地”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毛澤東時代也並不是單純地需要超越和克服的對象，他們強調應該積極發掘毛澤東時代的核心精華。“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需要返本復源”，這些青年學者的問題意識從某些角度來看可謂極其簡單、純粹。他們懷着學人的責任感，追問為何中國在不斷發展而人民羣眾的抱怨卻越來越多、各個階層間反而日益不平等起來？他們主張中國並不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而是需要黨員幹部走到羣眾中去。在這些青年學者看來，今日中國政治有中日益脱離人民的傾向，因官僚化弊端而面臨“代表性危機”、因主體性迷失而面臨“正當性危機”，如此將難以應對大數據時代和信息通訊革命時代的各種挑戰。因此，他們明確提出中國前進的方向不應是基於個人主義的“以人為本”，而應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以民為本”。
他們超越西方普世性與中國特殊性的兩分思維窠臼，從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來審視社會主義。即既不盲從建基於政黨競爭和三權分立的熊彼特式民主政治觀，同時也超越了“中國與眾不同”的定式思維。他們追問的是，民主的原初價值是什麼？如何發展優質民主？如何解決民主化之後的各種課題？為何移植的西方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和社會里都命運不佳？以所謂“一黨獨裁”來貶低黨國體系是否恰當？強社會弱國家能否擔當起良政的重任？
這些青年學者既熟練掌握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又能夠充分動員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形成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資源。在精英產生方式上，他們嘗試對基於賢能政治（meritocracy）而非票選的選拔制度進行歷史追溯和解讀，這種嘗試也正是出於這樣一種融會古今中西的視野。同時，他們還以青年學者的氣質和氣概試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陳舊論調進行補充和完善。
實際上，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曾以“通治百病”和“海納百川”之勢試圖用社會主義理念來容納所有的新事物和新政策，這導致了社會主義概念的“外延的擴大和內涵的空虛”。看似能所向披靡解釋一切，實則是自我虛化和做空。這些青年學者試圖為自己的國家探索出一條道路來擺脱這樣的理論困境。比如，鄧小平時代曾提出中國在過渡期之後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但當時並未對中級和高級階段給出説明，僅僅説初級階段應該持續百年以上，並強調這個問題“不爭論”。對此，作者們提出，中級和高級階段是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要與資本共存，但國家可以有效統御資本的階段。
四、《大道之行》的核心觀點
這本書共由五章組成。第一章是從世界文明史的視野出發對中國社會主義進行重新評價，尤其是對解釋當代中國時經常被動員的文明、中國、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等關鍵詞和核心概念進行了重新構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文”和“明”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不同，它是超越了敵我、內外和自他的一種光明狀態；“中國”的構成要素包括具有文明認同的中華民族、革命和執政的先鋒政黨而非追求特定利益的遊戲參與者，以及在傳統和外來文化的互動中形成的文明，“中國”是由這三種要素組成的三位一體式的概念。同樣地，對於“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身處於資本主義世界，並因參與國際分工和利益分配而必不可免地受到資本主義邏輯的影響，但並不以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為目標；社會主義的核心在於駕馭資本，而這一歷史任務理應由中國共產黨來承擔，只是共產黨員需要把重點放在自我修煉、自我完善和提高黨性修養上，警惕脱離人民羣眾，同時還應解決退黨渠道不暢的問題，允許不認同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理念的黨員自由退黨。
第二章主要關注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過程中中國政治制度面臨的資本侵蝕國家、國家自主性受到損害的情況。中國需要確保國家的自主性以克服這一危機，中國共產黨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識分子和社會人士，動員一切可能的改革措施，提升政治體系的兼容性。作者們認為，在追求“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情況下，選舉不會促進共同體的治理改革，反而可能引發內部分裂。
第三章主張要走到羣眾當中去。隨着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中國基層社會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核心家庭日益普遍化，基層社會的凝聚力日益下降、其根基和地位也日益被削弱。而且，在基層社會里選舉的功能不斷弱化，勞動者的主體地位也顯著下降。這些青年學者呼籲，黨要像黨、黨員要像黨員、人民要像人民。他們警告如果不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基層社會進行重建，中國共產黨將很可能遭遇危機。這也是他們提出在基層一方面要實踐羣眾路線、一方面要強化直接民主這一大膽主張的原因。
第四章提出要激活人民社會。重點在於誰來主導社會治理、誰來參與其中、又是誰來受惠的問題。其核心在於尊重人民羣眾、以及如何發揮他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中國社會過去是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體——“單位”為中心運轉，但20世紀90年代以後單位制度逐漸解體，“社會”開始取代這一位置，於是社會流動日益活潑、市場也快速運轉起來。作者們強調中國式結社革命對於重新組織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認為人民社會必須能夠包攝公民社會。國家需要強化保護社會的義務，與此同時追求國家-市場-個人之間的新均衡。
第五章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是“騎在資本頭上”的。資本主義並未像古典馬克思主義預言的那樣走向沒落，至今仍未喪失其生命力，也正因此出現了希求通過資本來解決問題的傾向。但這些青年學者擔憂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在藉助資本之力實現富國強兵之夢的同時是否有喪失其本質靈魂的危險？他們積極響應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見解，呼籲重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卻是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沒有共同富裕就不是社會主義，因此作者們呼籲抵抗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資本進攻。作者們認為“不借助資本的力量，社會主義不會成功；而沒有社會主義的約束，資本就會成為洪水猛獸”，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實現“公益性”的市場經濟。
五、真誠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的存在方式
這本書對於理解習近平時代的課題和戰略方向大有裨益。它並未以隔絕於西方的所謂內在邏輯來閉門造車似地理解中國，而是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外部觀察者對中國的錯誤理解和看待中國社會時容易犯下的過度泛化（hasty generalization）的傾向。
我們在評價中國時容易掉進去的偏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陷入過度依賴西方理論來論證中國黨國體系的不可持續性，或在設定相當長的等待時期後斷言中國社會必定會發生變化的宏觀理論陷阱；另一種是沉溺於中國式邏輯，僅侷限於強調“中國與眾不同”，使對中國政治體制之不足的批判性理解變得困難，甚至中國式邏輯本身便汩沒於官方話語而無法有效反映中國所自豪的豐富的思想資源和文明遺產。正因為此，從某些層面而言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未能具備足夠的深度。
對於在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精神洗禮下成長起來，朝鮮戰爭時中國曾介入其中，因中國崛起而有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有多重歷史、政治和思想因素縱橫交錯在一起的韓國的中國研究界而言，這本書裏隨處都有難以理解和接受的邏輯結構和思想主張。但這些青年學者們並非老套地重複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也不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正確，而是真誠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的存在方式這一根本性問題，也正因如此，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是充分可能的。
而且，雖然這些青年學者是針對中國未來方向而展開的激情討論，但他們的主張超越了單純的意識形態，也為思考今天錯綜複雜的韓國政治提供了很多啓發和佐證。今天的韓國政治也正受到國民的冷眼相待，箇中原因雖有很多，但根本問題在於沉溺於制度決定論，在獲取民心方面卻敗得一塌糊塗。我們可以借用這些作者的觀點説，韓國政治的成敗並不在政治體制，而在於政策。不僅如此，我們一貫強調基於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把權力的有效整合視為有違民主的獨裁行徑，對於這樣的傾向我們也需要給予重新思考。正像本書作者們對執政60餘年後的中國共產黨是否會蜕變為國民黨化抱有深刻的警惕那樣，我們也需要追問今天的韓國民主是否被困在一種陳舊的制度框架下無法找到突破口而正與國民漸行漸遠？
《大道之行》韓文版
當聽到《大道之行》這本書在中國學界大為流行的消息後，成均中國研究所即刻獲取本書，研究所成員在閲讀之後進行了很多討論。首先一點是，此前尚未見過從中國背景出發如此深刻、犀利地對中國邏輯和敍事進行介紹的著作，作為將引領未來中國學術的新一代知識分子，這些青年學者的思考可以幫助韓國讀者瞭解今日中國。有鑑於此，在短暫的討論之後，成均中國研究所便即刻着手組織翻譯，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和研究員分工合作、齊心合力，致力於保質保量保速度地完成翻譯工作。也只有在着意成為中國研究新平台的成均中國研究所的現行運作體系下，這樣的翻譯工作才成其為可能。只是在未考慮研究所成員工作強度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大道之行》的翻譯計劃，作為研究所所長，內心的歉疚難以言表。為了儘快高質量地完成本書的翻譯工作，研究所的研究教授楊甲鏞、金度經、徐正京和高級研究員李珠煐、楊哲等不惜犧牲節假日等個人休息時間，加班加點，如果沒有他們的辛勤努力，這本書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與韓國讀者見面。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葛小輝研究員則出色地完成了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溝通協商韓文版權問題等諸多實務性工作，保障了翻譯出版的順利進行，她的幕後努力亦不可謂不大。
只不過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有一個極大的困難，那就是如何把作者們遊刃有餘的引經據典和駕馭自如的西方社會科學專業術語翻譯成通俗易懂的韓語，獻給韓國讀者。謹在此聲明，翻譯上的所有責任都由成均中國研究所承擔。另外，近年來多次一起共事的成均館大學出版社的同事們在校訂晦澀難懂的翻譯稿時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細緻的校訂工作讓韓文版得以順利面世，在此一併向他們致以謝意。我們相信本書可以幫助韓國讀者實事求是地瞭解今日中國，希望它能夠為韓國的中國研究者提供豐富的思考材料和線索。
[注]為了幫助韓國讀者更直觀地理解現代中國，此處借用了王紹光先生提出的“社會主義1.0版本”、“社會主義2.0版本”和“社會主義3.0版本”等系列表達法，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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