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霖：從農民視角來看，鄉村空心化一定不好嗎？

一個種糧大户的故事

我有一個遠房阿姨叫小蘭，她和我母親屬於姨老表關係，聽母親説小蘭阿姨承包了近百畝土地，成了一個種糧大户。大年初三去姥姥家拜年，吃完午飯後，閒來無事就和小蘭阿姨拉拉家常，問下她種糧的情況。小蘭阿姨今年35歲，嫁到我家的隔壁村——程寨自然村，現在有一個兒子11歲，一個女兒10歲。小蘭阿姨的老公沒有上過學，不識字，到城市裏打工就是個睜眼瞎，沒有能力也掙不到錢。兩個孩子都在亳州市一所封閉式私立小學讀書，需要10天一接送。而婆婆年邁，腦子也有點不正常，無法獨自在家帶孫子種田，也就難以形成父代在家種田帶孩子和子代外出務工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此外，小蘭阿姨的孃家父親也年事已高，且身體有病，需要有人照顧，但孃家哥哥在縣醫院上班，工資不高，也有兩個小孩，尚未在縣城買房，全家只靠他一個人的收入，壓力大，也無力照顧老父親。

上有老，下有小，又沒有文化。城市進不去，村裏又走不開。小蘭阿姨自家有10畝地，扣除農資生產成本，一畝地的純收入一年在1000到1500元，僅僅靠種地根本養不活這個家，無法實現家庭的再生產。而隨着村莊全家外出務工的增多，小蘭阿姨夫妻倆這兩年有機會撿田種，即流轉土地擴大種植規模，向土地要財富。這兩年夫妻倆以450元/畝的土地租金流轉了70多畝地，加上自家的10畝地，總共種植了80多畝地。一畝地扣除土地租金和農資成本，一年兩季合起來淨收入為七八百元。那麼，80多畝地一年就能收入五六萬元。

由於種植的土地較多，小蘭阿姨家也陸續添置了旋耕機、播種機、收割機等全套農業機械設備，除了自家使用外，還能為周邊村的農民提供機械服務，一年也能有萬把元的機械服務費。同時在農閒時間，小蘭阿姨的老公也在當地建築市場上做小工，一年也有萬把元的收入。這樣算下來，小蘭阿姨家裏一年也有七八萬元的收入，和普通家庭夫妻兩人外出務工的收入相差不大。

小蘭阿姨的老公由於是文盲，在被市場經濟競爭淘汰後，尚可退守到祖祖輩輩賴以為生的土地上挖財富。正是因為有了80多畝土地的農業剩餘，小蘭阿姨能夠順利地實現家庭的再生產，不僅能夠在家照顧孩子，還能夠贍養兩頭的父母。兒子在上小學四年級，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經常考取班裏第一名。女兒在上小學三年級，從小就比較愛美，之前成績比較差，小蘭阿姨知道她愛美，就常常以買好看的衣服作為獎勵來激勵她好好學習，學習成績也在不斷進步。由於我和弟弟都上了大學，也算是鯉魚跳龍門，走出了農村，每次春節回家都常常能聽到親友鄰里説我父母好福氣，一雙兒女都有出息，就等着將來享福吧。小蘭阿姨也如是教育自己的兒女：“以後你要像這個哥哥姐姐學習，以後也要考上大學。”這一雙聰慧的兒女就是全家的奔頭和希望，所以他們爭取要把孩子送進市裏上小學，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知識分子眼中，鄉村空心化是亟需解決的問題，但不是所有農民都這樣認為

為什麼只種植80畝的規模？

既然一畝地扣除成本後還能剩餘七八百元，那不是種的越多收的越多嘛，為什麼不繼續擴大種植規模呢？是夫妻兩個勞動力種不過來，還是種了不划算，抑或其他？小蘭阿姨則回答説：“包不到地了，無地可種。”按照小蘭阿姨的設想，要是夫妻兩人能流轉200畝土地，做個職業農民，一年收入就能有十幾萬元，家庭收入就相當可觀了。由於我的家鄉地處華北平原，主要種植小麥和玉米，耕、播、收等農業生產環節早已實現全程機械化，因而現在的農業耕種就不再是一件重體力活，投入的勞動時間也不多。夫妻兩個人種植200畝土地不成問題，只需要在小麥和玉米收割環節僱幾個工就能搞定，其餘環節不需要僱工。因為收割環節，老公開收割機，同時還需要僱一個人開農用三輪車把收割後的小麥或玉米拉回家，而小蘭阿姨不會開車。

現在土地流轉的租金是450元/畝，以這個價格無法再流轉到更多的土地，也就是説沒有更多的農民放棄耕種土地。而小蘭阿姨家如果現在想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就需要提高土地租金，土地租金提高到600元/畝的話，又會有一部分農户願意放棄耕種土地。但是作為耕者，利潤空間就會被壓縮，加上農業生產受到自然天氣的影響較大，具有較高的風險和不穩定性，賠了一季有可能把幾年賺的都賠光。而且，一旦土地租金提高到600元/畝，當地的土地流轉市場就都會跟着上漲，不會分為一部分土地450元/畝，另一部分600元/畝。小蘭阿姨所在的程寨自然村有3個種糧大户，小蘭阿姨家種植的規模是最大，另外兩個大户種植規模都是四五十畝。目前450元/畝的土地租金是在土地流出方和土地流入方之間形成的一種市場均衡價格，背後隱藏的是城鄉勞動力對機會成本的權衡。

前幾年春節回家村莊尚沒有種糧大户，不是不想種更多的地，而是預期土地租金過高，只有土地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願意放棄耕種土地。對於小農家庭而言，由於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比較稀薄，家庭的生計策略唯有優化配置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對於傳統農業社會，勞動力沒有別的賺錢機會，只有投入土地上，即使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益為負，而土地產出率在增加，也依然會“非理性”的投入，產生了黃宗智所説的農業生產的內卷化。而邁入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可以進城務工，勞動力就存在了機會成本。每個小農家庭就會根據家庭勞動力結構和土地資源在務工和務農之間優化配置，以實現家庭收入的最大化。那麼多農户不願意放棄土地而自己耕種，是因為土地上微薄的農業剩餘對於小農家庭而言依然很重要，絕大部分的農户對土地的依存度還是很高。

鄉村的空心化和農村分利羣體的減少

那些放棄耕種土地而選擇暫時將土地流轉出去的家庭，往往都是農民中的“強者”。他們因為擁有特殊的資源稟賦而在市場經濟分工體系中佔據優越的位置，在城市擁有更好的獲利機會，家庭勞動力務農的機會成本過高，所以就會放棄耕種土地。因而，可以説這部分強者農民羣體對土地的依存度相對較低。由於改革開放後，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均分以及統分相結合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所以小農家庭基於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對均質的。

但是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之間開始產生經濟分化，熟人社會中農民之間的貧富分化有的甚至超過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農民之間的分化主要源於市場中的工資性收入，且工資性收入超過農業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導。農民不再是同一副面孔，產生了“強者”和“弱者”之分，記住這點很重要。本文的強弱主要依據對土地的依存度而劃分，對土地的依存度越高，越是農民中的弱者；相反，對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農民中的強者。

農村中強者和弱者的數量是根據國家宏觀經濟發展形勢而動態變化的，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夠提供的獲利機會越多，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越強，那麼對土地依存度越低的強者農民就會越多。越來越多的強者進城，居住在鄉村的人口不斷減少，自然的結果就是鄉村的空心化和衰敗，但另外一方面在農村分利的羣體也就隨之減少，這為對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農民提供了獲利機會。正如小蘭阿姨的家庭一樣，由於丈夫不識字和無能力，而被市場經濟所淘汰，如果不是城市經濟的發展對強者的吸納，她家就不可能通過租種80多畝地而達到和務工相差不大的家庭收入，從而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和順利實現家庭的再生產。

每年的春節是在外漂泊的遊子返鄉與家人團聚的時刻，也是城鄉互動最集中的爆發。以城市生活為主位的視角來反觀鄉村，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鄉村空心化帶來的衰敗和蕭條景象，以及直觀上城鄉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在哀怨的情緒背後所表達的意志就是鄉村空心化之惡，貧窮而衰敗的農村是需要被拯救的。國家似乎被社會情緒所綁架，要償還對農民欠下的債，那就是要讓農村建設得更美，讓農民變得更富，讓農業變得更強。似乎讓農村建設的比城市還要美，還要有活力，才能體現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的鄉愁，但這恐怕是一種違背經濟規律的浪漫主義想象。對農民及其代表的底層社會的關懷是知識分子的擔當，是國家的道義所在，但是不切實際的宏願卻有可能事與願違，農民反受其害。

我國農業產值佔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還有2億多小農家庭依賴土地完成勞動力和家庭的再生產，蛋糕就那麼大，參與分利的人越多，每個人分到的就會越少。從農民的立場上去看，鄉村的空心化就意味着越來越多對土地依存度較低的強勢農民轉移進城，參與分享農業剩餘和農村獲利機會的人羣減少，這是那些被城市市場競爭淘汰的弱者農民的福利，這實質也是以城促鄉，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良性互動。因為建國初期我國內向積累的發展戰略，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和城市剝削農村而建立起重工業經濟體系，這為中國改革開放後30年的騰飛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農民成了國家發展的犧牲者。但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新時期，城鄉二元結構已經由剝削走向保護，對農民的保護和弱者農民的福利。

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為弱勢農民帶來了新的希望

保護弱者的農地制度和農業經營體制

農民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分化，在統一的農民稱謂下已經產生了職業分殊，依據對土地依存度可以簡單區分為強者農民和弱者農民。強者農民因為擁有特殊的資源稟賦或能力在城市擁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因而對土地的依賴度就比較弱。而那些因為年齡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農民，因為無法在城市獲利而無法實現勞動力和家庭的再生產，只好退守到鄉村，對土地的依賴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謂是弱者農民的命根子。強者農民轉移出村，也為弱者農民在鄉村提供了發展機會。當下，強者農民和弱者農民並不是固化的，而是在變動和相互轉化的。當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發展越好，就會有更多的強者農民出現，反之，則相反。因而，對於廣大的中西部農村而言，土地對於農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屬性，而非投資的財產屬性。同時，小農由於家庭的生命週期變化，強者和弱者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在城市闖蕩失敗的強者農民，退守到村莊，就變成了弱者農民；相反，弱者農民由於家庭財富的積累或子女長大成人比較有出息，可能會轉化成強者農民。因而，由於城鄉二元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形塑的是一種具有彈性和流動性的社會結構，可稱之為發展型社會結構。

這種發展型社會結構得益於我國的制度紅利，即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小農家庭經營體制、户籍制度及其城鄉二元保護型結構。有學者認為城鄉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在於户籍制度，城市內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則為體制，體制內的市民能享受到較好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等，體制外的則沒有。

將所有的社會問題歸罪於制度和體制是危險的，因為其看不到這最終是由經濟基本面決定的。現在除了北京、上海等幾個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未有放開以外，絕大部分城市户籍都已經放開，只要在城市買房就可以轉為城鎮户籍，而現實是現在農民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户籍。重要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後的福利，農民轉為城市户籍並不自動就能享受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社會保障。而農民不願意放棄農村户籍，是因為農村户籍背後有土地、宅基地和村莊成員權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我國嚴禁城市户籍的居民進村購買農地、宅基地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才是對農民的保護，尤其是對土地依存度很高的弱者農民的保護。

正是因為農地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屬性，所以農地是不能用來市場交易的。正是因為農村的利益密度比較稀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定位就不應是美富強式的高線目標，而應是一種底線式發展目標。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城鄉之間的互動已經生成了一套自生自發的發展型秩序，而國家推動的以土地確權為基礎的產權交易、資本下鄉流轉土地、大學生返鄉創業、農業產業化、鄉村旅遊等一系列新型農業經營，旨在實現的是美富強式的高線發展。

這些美富強式的高線發展目標，配合着國家資源的輸入，實踐中在鄉村往往產生新的分利主體和鄉村精英的俘獲，以及驅逐弱者的意外後果。大學生返鄉創業或資本下鄉，與對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農民搶奪土地資源，成為參與分享農業剩餘的外生利益主體，土地租金的抬升，對土地依存度低的強者農民反而獲利，弱者農民的獲利空間進一步壓縮，最終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極化型社會結構。

農民眼中的鄉村空心化並非壞事

小蘭阿姨正在為無更多地可種而發愁，假如有外來的利益主體進村爭奪土地資源，她的命運可想而知。因為正如她説的：“如果你姨夫識字有本事，我倆在城市打工一年能掙錢，我也不在家種地。”種地是他們的最後退路，但正因為我的家鄉尚沒有出現外來的分利主體，她通過租種強者農民的土地而能獲致中等收入水平，擁有了家庭再生產和社會流動的希望。否則被城市競爭所淘汰，在村又只能種自家的10畝地，那家庭就可能會陷入到發展的絕望境地，永遠地沉入到社會底層，而無翻身的希望。

鄉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嗎？這需要釐清一個前提就是誰眼中的鄉村，像我這樣進城的知識分子春節回到家鄉，看到鄉村的空心化和蕭條景象，似乎找不到兒時的温暖記憶而不免唏噓感嘆一番。但是在農民眼中鄉村的空心化並非壞事，因為這裏隱藏着發展的希望，隱藏着流動的希望，隱藏着進步的希望。當然鄉村空心化後，留守在村的農民住房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則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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