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為了遮羞貧民窟，印度人想了個好辦法

“歡迎光臨全球首座貧民窟博物館——“達拉維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 Dharavi）。”

這可不是什麼噱頭，而是印度孟買政府正在實施的一項計劃，過不了多久如果去印度旅遊，不僅可以看到滿大街的牛、各種令人驚奇的開掛錶演，還能一睹以往總要被政府掖着藏着的貧民是如何生活的。

看官可能會問，為什麼印度要建博物館對讓城市管理者避之不及、欲除之而後快的貧民窟加以保護和紀念呢？這種“印度驚奇”式的費解讓人聯想起英國王儲查爾斯2009年訪問孟買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Dharavi）時的驚人之語，他宣稱“印度的貧民窟是世界的版樣，比西方建築更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爆炸問題。”查爾斯當然沒有住過貧民窟，只是走馬觀花的看了看，但貧民窟的居民卻每天都生活在髒亂差中，並不引以為豪。2008年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上映之後，為數眾多的印度貧民窟居民曾舉行過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抗議電影“抹黑”貧民窟的生活。

在印度，貧民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存在。雖然對外人來説這是污水橫流、臭氣熏天、貧困遍地、政治混亂、黑幫橫行的“城市之癌”，但是這卻並不妨礙人們發現貧民窟的可貴之處。這種可貴來自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看似漫不經心的貧民窟其實“來之不易”，這也許是印度現行體制之下所能做出的最優選項。雖然在外人看來貧民窟面目可憎，但是如若印度沒有這樣一個包容性極強的緩衝墊和社會安全閥，可能問題就不是市容市貌問題那麼簡單了，其內生的經濟和政治動盪就可能撕裂社會，產生足以動搖這個國家根基的劇痛。

印度貧民窟

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説貧民窟是一個令印度頭疼難題，不如説是印度面對諸多社會、經濟難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因此，只有把貧民窟放在更為宏大的經濟、政治、社會圖景中，才能體會貧民窟背後之於印度的意義，使我們這些旁觀者獲得獵奇之外的更深思考。

產生貧民窟的直接原因是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無法被城市正常吸納，也無法回到農村重新安置。比起凋敝的農村，城市能夠為遷居者提供就業機會，但這卻不足以使他們享受正常的城市生活。因此，為了滿足最低程度的需求，這些遷居者只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和幾根竹竿搭成的簡陋窩棚作為安身之所。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窩棚犬牙交錯，開始蔓延向城市的空隙，逐漸形成規模驚人的貧民窟。形成貧民窟需要兩個最重要的觸發條件：其一，農村人口吸附能力下降，且無法重新安置流出人口；其二，城市發展滯後於人口流入，無法將新增居民納入常規城市生活。

從60年代開始，印度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綠色革命”，從菲律賓引進高產雜交水稻，從墨西哥引進高產雜交玉米和小麥，這使得印度農業糧食增產高達2倍左右。然而，“綠色革命”雖然增加了糧食產量，卻沒有明顯改善農民的生活。原因很簡單：農業新增的產出被用來養育更多的人口。雖然農業產出的總量有所提高，但是由於人口同步（或者更快）增加，大部分新增的產出被用於維持性的糧食消費，且人均耕地佔有量快速下降，因此最後大部分人依然處於赤貧狀態。由於耕地面積、肥力、水熱等硬性約束，更多的農民參與生產並不能帶來相應增加的勞動成果，勞動力的農業產出呈邊際遞減的狀態。然而，因為缺乏出路，這些農村新增人口往往只能受僱於勞動生產率極其低下的農業部門，反過來又加劇了印度農業的“內卷化”趨勢。在這種情形下，長年臨界於温飽和饑荒的農民就會想方設法逃離之間“餬口經濟”，轉向城市尋找哪怕是多一丁點的經濟回報。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印度的人口爆炸和農業的高度內卷化解釋了大量移民的來源問題。

伴隨海量移民來到城市，城市卻沒有發展出相應的經濟、社會能力吸納他們，這是貧民窟形成的直接原因。一般來説，製造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吸納就業、消減貧困方面有突出作用，但是印度製造業發展卻長期落後。印度在改革以前，受到行政體制僵化、投資不足等因素的影響，製造業發展長期緩慢，效益低下；而在1991年實施改革之後，發展環境雖然有所改觀，但是仍受基礎設施、土地政策、勞動法規等因素掣肘，製造業依然困難重重。但是，服務業卻由於製造業發展滯後而相對繁榮。服務業極少像製造業一樣通過增加投資來提高生產效率，推高工資。由於勞動力供應充足，酒店、餐飲、家政一類的服務行業往往傾向於壓低工資進行過度僱傭，能用人力的就絕不用機器，畢竟在印度語境中，資本相對稀缺而勞動相對過剩。因此，貧民窟附件就常常出現萬人規模的純人力露天洗衣場。這種密集僱傭的結果就是人均工資被壓到極低，低到只能令工人維持基本生存，而無法進行改善生活的積累，長年無法逃離貧民窟。

既然城市生活如此不堪，為何這些人不回到農村呢？實際上，印度農村如果能夠重新吸納遷出的流動人口，保障農民在城鄉間自由遷徙，那麼城市貧民窟問題就會大為緩解。“土地私有制+農地租佃”長期以來一直是印度農業生產的主要的特點。意識到土地改革對於收入分配、社會公正、維護國民基本生活的重要性，“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國大黨的經濟理想之一。雖然國大黨從1955年起也推出了“限制土地最高限額制度”、“減租保佃”，“地主土地贖買”等多種旨在消除土地過度集中現象的政策，但是由於政黨動員能力低下、官僚體制執行力欠缺、政體效率過低、利益集團橫行等原因，印度版的土地改革始終沒有真正貫徹落實。雖然一些舊時代的弊政如柴明達爾包税制、多層轉租被廢除，但是印度土地依舊集中於地主手中。根據《印度國情與綜合國力》所載，直到1990年無地少地農民佔比仍然高達75%，而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中多達40%是無地農民。

“綠色革命”以後，無地農業勞動力供給暴增，因此市場話語權向握有土地的地主嚴重傾斜，原本就處於弱勢地位的佃農、僱農的權益更加無法保障。大部分印度農民一旦斷絕租佃關係離開農村，就意味着徹底打破與土地的聯繫。畢竟，他們對原本耕種的土地並無所有權和決定權，因此也不可能自由遷徙。可以説正是“土地私有制+農地租佃”的特點使得印度農村缺乏彈性，失去了調節城鄉人口流動的社會功能。

在農村無立錐之地，徘徊在饑荒邊緣的農民，流入城市後只能靠極低工資，在貧民窟的夾縫之中求得生存，因此貧民窟就成了承載他們生活重擔的唯一依靠。**這種“退無可退，背水一戰”的處境使得貧民窟不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上升為一個關係到印度國家價值觀問題的深刻命題。**因此，面對生活困苦、走投無路的貧民窟居民，印度從“憲法人權”的角度出發，採取了一系列法律和政治措施，旨在緩和貧民窟造成的社會對立和政治動盪。其中最著名的判例莫過於奧爾加·泰利斯訴孟買市政當局（Olga Tellis v.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一案。

根據《孟買市政法（the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貧民窟居民非法佔據了城市公園、人行道、行車道，嚴重影響城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應該予以驅逐和清除。1985年，成千上萬“非法佔地”的貧民窟居民集體向孟買地方高級法院提起公益訴訟（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要求保障他們的居住權，即貧民窟在沒有獲得賠償的前提下不能被驅趕、強拆。這些居民聲稱貧民窟不僅是棲身之所，也是他們維持生計的經濟來源，拆除貧民窟意味着徹底毀滅，他們無路可退。經過艱苦鬥爭和反覆審議，這個案件最終被提交到印度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援引印度憲法第二十一條“生存權（right to life）”來支持了貧民窟居民的立場：因為貧民窟維繫着居民們的生存，他們無路可退，所以為了保障他們的權利，他們理應被允許繼續生活在人行道、公園等地方，而如果驅逐他們，則必須提供相應的居所和生活便利。

印度貧民窟中的孩子

事實上，最高法院援引“生存權（right to life）”為原本合法的驅逐行動加上前提，事實上就把“居住權（right to shelter）”也納入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之列。這一點與印度憲法第十九條“保障公民在境內的自由遷徙、定居”結合在一起，為其他貧民窟居民的維權鬥爭提供了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解決貧民窟蔓延的問題，印度多個地方政府採取了特殊政策。在孟買，只要一塊城市土地被佔據的時間超過一定年限，那麼佔據者就有權利向政府提出免費置換宅地的申請，孟買地方政府希望以此逐漸消解貧民窟。這項孟買地方政府於1996年提出的貧民窟整修計劃，事實上確認了貧民窟居民對於佔據土地的權利。這些計劃最早提出的控制年限是1995年，既1995年之前形成的貧民窟可以獲得資格加入整修計劃，但是因為執行力極差，不僅大量老貧民窟沒有得到消除，反而出現了很多新貧民窟。因此，政府只能再一次把控制年限推後到2000年。然而，因為財政資源缺乏、組織建設不力、行政管理混亂，就算按照1995年的標準，也只有4%的合格居民獲得政府免費置換的宅地，大部分人還是處於惡劣的生活環境中。

貧民窟居民人口數量眾多、生活水平低下、且普遍對現狀不滿，因此極易淪為本地政客的廉價票倉。為了獲得選舉，這些本地政客常常做出各種承諾，換取貧民窟老百姓的政治支持。雖然本地政客諸如免費水電、贈送家電、清除垃圾的承諾卻遠不能解決貧民窟的根本問題和長遠處境，卻強化和陶冶了貧民窟居民的政治認同和訴求。

與爭取“居住權”憲法鬥爭、與市政當局對立、政府的免費置換“誘惑”結合在一起，**生活在髒亂差的貧民窟不再代表羞恥，而是一種無路可退、絕處逢生以後產生的英雄主義滄桑。**可能這也是為什麼，作為金融中心的孟買居然要建造世界第一座貧民窟博物館—達拉維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 Dharavi），畢竟貧民窟對於印度來説不像一個令人羞恥的問題，反倒更像針對問題的提出的“精妙”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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