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九州：同桌談判，埃及和沙特卻各有心思

【敍利亞問題由來已久，美國、俄羅斯等多國均從各自利益出發進行殊死較量。而作為中東地區的大國，埃及和沙特圍繞敍利亞問題的博弈也從未停歇。2月14日，沙特阿拉伯召集了阿拉伯國家反恐聯盟20國的35萬大軍，準備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一時間有關沙特即將出兵敍利亞的消息甚囂塵上。然而，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共同驅使下，埃及一直希望敍利亞政權能夠和平過渡，但由於和沙特立場不同，對沙特的支持也顯得有些口是心非。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中東研究通訊（MenaStudies），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自從2013年埃及總統塞西上台以來，沙特前後兩任國王對埃及的政治和經濟支持從未改變，雙方在中東地區建立起了準盟友的關係。從沙特的角度來説，埃及的穩定發展是阿拉伯國家整體力量的基石，並且沙特的地區軍事戰略佈局也不可缺少埃及的支持。的確，出於對沙特支持的回饋，也出於抵制伊朗勢力滲透的共同需求，埃及在也門戰爭中堅定地與沙特站在一起，共同打擊胡塞武裝。

然而，在複雜的地區形勢中，埃及和沙特並不總是立場一致的，他們的分歧尤其體現在敍利亞問題上。在2015年召開的阿拉伯聯盟峯會上，沙特國王薩勒曼形容阿薩德政府“沾滿鮮血”，強調阿薩德的下台是解決敍利亞問題的前提；埃及總統塞西則堅持政治解決方案，認為當務之急是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敍利亞國家機器崩潰。雖然塞西沒有明確提及阿薩德的去留問題，但他將反對恐怖主義置於推翻阿薩德之上的立場已經不言自明。儘管阿薩德不能出席阿盟峯會，但他在會前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也表示：埃及理解敍利亞危機的現狀，雙方在某些安全事務上存在合作，希望敍埃兩國的關係更進一步發展。那麼為什麼埃及在敍利亞問題上與沙特意見相悖呢？

新一輪敍利亞和談在日內瓦啓動

首先，埃及軍方和敍利亞軍隊在歷史上存在緊密的聯繫。埃及軍隊的高級軍官曾經承認，他們在戰鬥序列中不使用“第一野戰軍”（First Field Army）編號，因為他們仍視敍利亞阿拉伯軍為第一野戰軍，這是兩國在1958年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時期留下的遺產。儘管在合併期間，埃敍兩國軍官多有分歧，但是1973年兩國協同分別從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進攻以色列，增強了兩軍在戰爭中的相互信任。

但這並不是説他們喜歡阿薩德政權。在2011-2012年，埃及最高武裝委員會對待抗議示威的方式和敍利亞軍方截然不同。自從2011年11月阿拉伯聯盟終止阿薩德政府代表敍利亞的資格後，埃敍兩國一直沒有恢復到穆巴拉克時期的良好關係。然而同為以“軍官革命”起家的現代阿拉伯國家，埃及軍方可能對敍利亞復興黨與敍利亞國體密切的聯繫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自從塞西執政後，埃及政府一直認同阿薩德政府是解決敍利亞問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通過各種渠道與其保持接觸。

2014年12月17日，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侄子伊瑪德·阿薩德率領小規模敍利亞代表團訪問開羅。伊瑪德是拉塔基亞阿拉伯科技和海運學院的官員，大部分埃及媒體都報道稱他是受埃及海軍的邀請，並且有少數媒體將他此次出訪與埃及在敍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聯繫起來。即使伊瑪德的開羅之行是一次技術性訪問，不涉及官方會談，但它依然是敍利亞危機以來敍利亞政府人員對埃及的第一次公開訪問。因此，這被看作是對恢復兩國外交關係的試水和鋪墊。

其次，遏制穆兄會和政治伊斯蘭勢力在中東地區崛起也是埃及對敍利亞問題的重要關切之一。2012年6月埃及穆兄會“正義與自由黨”候選人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後，埃及和敍利亞關係降至谷底。當時敍利亞的主要反對派都是1982年哈馬起義失敗後流亡海外的穆兄會成員及其後代，穆爾西政府出於對穆兄會組織關係的考慮和同情遜尼派的態度，大力支持他們反對阿拉維派主導的阿薩德政權。穆爾西還試圖使開羅成為主流敍利亞反對派的集中地，曾一度歡迎敍難民到埃及居住。在擔任總統期間，穆爾西發起了敍利亞和談的倡議，包括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四方參與談判。此舉的真實目的則是為了重塑埃及在地區動盪後作為地方大國中心和外交協調者的角色。不過由於沙特拒絕和伊朗合作，加之對穆爾西的意圖也心懷疑問，和談倡議無疾而終。

在2013年7月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之後，臨時政府的一大政策變化就是降低對敍利亞反對派的支持並限制敍利亞人在埃及的政治活動。當時埃及的主流看法是敍利亞反對派和穆爾西聯繫密切，穆兄會因素使得埃及新政府與敍反對派疏遠，甚至開始與阿薩德政府進行低調的接觸。同時，埃及外交部的官方立場也有所轉變，即以不預設阿薩德未來角色為前提進行敍利亞問題外交談判。

此外，埃及軍方還對敍利亞危機的地區擴散性表示擔憂。他們仍時常提醒美國外交官和軍官，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敍利亞國家的崩潰並阻止聖戰分子的勝利。塞西在2015年9月接受美國CNN採訪時説，“我擔心如果敍利亞阿拉伯軍隊被摧毀，它的武器裝備會落入極端分子之手。這個問題應該由敍利亞政府和反對派共同處理。”塞西所提到的場景已經在利比亞上演，卡扎菲垮台後，大量原政府軍武器流出。這不僅造成利比亞國內極端組織氾濫，還使得與利比亞鄰近的非洲中部薩赫勒地區的國家安全形勢嚴重惡化。

當前局面混亂的敍利亞正在成為埃及伊斯蘭武裝分子進行戰鬥訓練的絕佳場所。根據國際極端主義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目前至少有358名埃及人前往敍利亞參加反政府武裝。2014年9月，在開羅近郊的納賽爾城曾發生了一起針對內政部長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的汽車爆炸襲擊，西奈半島的“聖城追隨者”組織（後成為“伊斯蘭國”西奈分支）宣佈對此負責。在事件發生兩個月後，安全機構通過聖戰分子公佈的視頻判斷出此次襲擊者名為瓦利德·白德爾，正是剛從敍利亞參戰後返國的一位前埃及軍官。埃及曾遭受過本國公民參加國外聖戰所帶來的的負面影響。

對阿薩德政權的不同態度成為埃及和沙特的重要分歧

20世紀70年末，埃及薩達特政府從蘇聯陣營轉投西方陣營，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鐵桿盟友。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薩達特政府曾配合美國，刻意將國內的伊斯蘭主義者放行，使其前往阿富汗參加聖戰游擊隊抗擊蘇聯。在蘇聯人撤退後，大批“聖戰士”從阿富汗返回埃及，成為各伊斯蘭武裝組織的骨幹，使得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了埃及國內最為緊張的恐怖主義氾濫時期。因此，即使只是在敍利亞戰場的數百埃及聖戰分子返歸國內，也便足以對埃及的安全穩定造成嚴重威脅。

埃及所支持的敍利亞問題解決方案接近2012年日內瓦談判的內容，這與俄羅斯和伊朗立場一致，但不同於沙特。該方案為敍利亞規劃了有清楚的時間進程的過渡階段，要求在全民公投後產生新憲法和自由公平的議會選舉。這與埃俄伊三國堅持阿薩德至少要留任到敍利亞局勢穩定為止的想法並不衝突。然而由於沙特是埃及當前經濟的主要投資者和支持者，埃及並沒有公開表示對阿薩德的支持，而是低調地充當着其國際盟友俄羅斯和地區盟友沙特之間的協調者。

對於敍利亞問題，埃及與沙特並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們的分歧在於何如完成向後阿薩德時代過渡的方式。沙特和土耳其、卡塔爾認為應該通過支持敍利亞境內的穆兄會和聖戰組織來推翻阿薩德政權，而埃及認為應在保留敍利亞國家機器完整的情況下用和平方式使阿薩德逐步下台。因此，埃及一直沒有放棄勸説沙特接受自己的方案，甚至想通過沙特説服土耳其和卡塔爾。2015年6月，在埃及的主導下，敍利亞反對派在開羅召開大會，刻意排除了土耳其支持的“敍利亞革命和反對派武裝全國聯盟”。通過這次大會，埃及試圖組建新的敍反對派聯盟，避免批評地區大國，而設計出由聯合國主導的和平過渡路線圖。而沙特則在2015年12月於利雅得主導召開了更大規模的敍利亞反對派大會，名義上是為了為協調談判立場，但其“阿薩德下台”的要求併為改變，可見埃及此前的努力並沒有打動沙特。

儘管沙特和埃及的官方聲明中均否認兩國關於敍利亞問題存在分歧，但事實表明兩國在這一問題上已經漸行漸遠。2015年9月，俄羅斯軍隊入駐敍利亞，開始空襲伊斯蘭極端組織和敍利亞反對派，埃及毫不猶豫地對其表示支持。2015年12月，沙特宣佈聯合34個國家成立“伊斯蘭聯軍”共同打擊地區恐怖主義，值得關注的是土耳其第一次成為沙特主導的聯軍成員，而埃及則對土耳其和卡塔爾的反恐姿態表示質疑，並稱不會參與聯軍行動。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沙特組建的伊斯蘭聯軍可能正是為敍利亞問題量身定做的。2016年年初，新一輪敍利亞問題日內瓦談判再次因故中止，而俄羅斯則稱沙特和土耳其正在準備派遣地面部隊進入敍利亞。同時，在和談期間，敍利亞政府也絲毫沒有減少對反對派武裝的進攻。也許埃及的協商解決方案只是一廂情願，中東地區的權力更迭沒有“和平牌”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