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詩偉：自從烏干達引進了西方選舉那一套……

“女士們，先生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這裏是2016年總統選舉電視辯論的現場”。

這熟悉的畫面不是歐美某個國家的總統選舉電視辯論，而是在媒體常常忽略的非洲。今年1月15日和2月13日，電視直播辯論不僅成為烏干達史上劃時代的事件，還使其成為繼肯尼亞後，又一個在總統大選中引入電視辯論的非洲國家。

2016年1月，烏干達總統電視辯論第一場

2016年2月，烏干達總統辯論第二場，現任總統穆塞韋尼（右一）亦為候選人

非洲有五十多個國家，各國平均每四到五年便有一次大選。細算下來，平均每年都有十餘個國家舉行國家首腦或議會選舉，今年亦然。從開局的烏干達大選期間各方動向能看出當今非洲國家大選的共性，結合筆者親身經歷的一些非洲國家大選，西方世界在其中的角色與動向亦值得關注。

烏國大選——展現非洲大選的發展趨勢

2月20日，根據烏干達選舉委員會（The Electoral Commission）公佈的結果，現任總統約韋裏·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贏得60.75%的選票第五次連任，其主要競爭對手反對黨民主變革論壇（The Forum for Democratic Change）候選人基扎·貝西傑（Kizza Besigye）和獨立候選人、前總理阿馬馬·姆巴巴齊（Amama Mbabazi）分別贏得35.37%和1.43%的選票。

烏干達選舉委員會公佈的大選結果（官網截圖）

細看本次大選，折射出的是一些非洲國家近年大選最為明顯的趨勢，即執政多年且連任多屆的總統謀求再度連任。

然而，謀求連任有風險，抉擇需謹慎，不是所有總統都是穆塞韋尼。2014年，筆者首次走訪烏干達南部地區，對當地較為良好的治安印象深刻，而最為深刻的是執政黨的強勢領導與民眾對其的大力支持。

1986年1月，穆塞韋尼領導的“全國抵抗運動組織”（The 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 Organization-NRMO，簡稱“抵運”）上台後，不僅逐步結束了國內十餘年的戰亂，還通過實行近二十年的“全國抵抗運動體制”（下稱“運動制”），以“允許政黨存在但嚴格限制其活動，吸納各政黨、民族和宗教人士”等政策，弱化族羣、政黨和族羣紛爭對社會的破壞力，使黨爭越來越難得到民眾認可。

而最主要的是，“抵運”強化基層管理和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贏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在2005年11月通過“取消總統任期限制”憲法修正案後的次年，穆塞韋尼在首次多黨派總統大選以高票第三次連任（注：以1995年新憲法公佈後的1996年總統大選為第一屆）。

不過，這樣的強勢人物在如今的非洲並不多見，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算是一位。但有些總統便沒那麼幸運，比如執政27年的布基納法索總統因試圖修憲實現連選連任而被軍方趕下台流亡海外。布隆迪總統採用不同的憲法解釋為連任尋求法律依據的嘗試，不僅令其差點被軍事政變推翻，引發的國家動盪至今未能平息。而新生的南蘇丹則是因為總統與第一副總統等各派分權不均而大打出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這些國家缺少強勢領導力量，難以在國內形成較強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一些政治領導人長期在歐美生活，其政治主張在母國複雜的環境中水土不服，以至在爭權奪利中不僅大打出手，甚至還引入外國力量。比如南蘇丹的一些領導人和重要的駐外大使是在美國幫助下回國擔任要職，部分人士還擁有美南“雙重國籍”。由於他們長期生活在外國而非南蘇丹，曠日持久的南蘇丹內戰並不會影響到其生活。

社交媒體試水大選，非洲未來選舉新趨勢？

除了總統辯論電視直播這一最大亮點外，社交媒體的參與更是引起國內外關注。

年輕羣體通過社交媒體對候選人提意見，一些候選人亦通過社交媒體同民眾互動。比如總統候選人、前總理阿瑪瑪·姆巴巴齊（Amama Mbabzi）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競選廣告片。而早在其擔任總理期間，便通過個人twitter賬號回答民眾意見，幾乎達到逢@必回覆。

新任美國駐烏干達大使Malac在其使館Facebook主頁首次公開露面

不過正如硬幣都有兩面，首次試水烏國大選的社交媒體迅速成為各方博弈的新戰場。在社交媒體中，人人皆可成為新聞發佈者，幾何數量級爆增的資訊極易在短時間內引發輿論的大轉向，縱使其中的信息有些偏頗。

比如此次選舉中出現的小範圍騷亂，社交媒體對此的迅速轉發與擴散和一些歐美媒體的發酵式報道，對烏國國內外輿論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烏主流媒體新景報（The New Vision）大聲呼籲民眾，“不要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分裂和歪曲烏干達的言論，這對烏干達來説是危險的事。”實時更新烏國大選的美國駐烏使館公共號也“意外”“躺槍”，緊急出面對一些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美國下令將其在烏公民撤離”的流言闢謠。

美國駐烏使館20日就社交媒體上“美國下令將其在烏公民撤離”的流言緊急闢謠

社交媒體在烏國試水產生的各種影響特別是負面化的影響，令人想起2011年北非動盪期間，社交媒體對政局和社會帶來的顛覆影響。社交媒體早已不僅是人際交往的平台，更成為不同政治勢力角力的戰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紀錄片《臉書如何改變世界：阿拉伯之春》（How Facebook Change the World: The Arab Spring）中，便解讀了2011年西亞北非動盪期間，帶有不同背景的社交媒體如何左右社會輿論，以及在一些政權垮台過程中扮演的推波助瀾角色。

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臉書如何改變世界：阿拉伯之春》（BBC官網截圖）

非洲人口中，年輕羣體佔絕對多數。隨着非洲國家特別是一些區域大國手機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年輕一代會更多地通過社交媒體獲取信息，參與到包括選舉在內的政治活動。一些國家的政治變化透過社交媒體外溢，也會引起周邊國家一些民眾的效仿。正如2011年西亞北非動盪期間的民眾透過社交媒體效仿他國而引發連鎖反應。

未來，如何面對社交媒體的巨大能量，將其對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降到最低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國家需要重視的問題。

西方的思維理念在非洲仍需磨合

自地理大發現開啓殖民非洲至今，非洲的土地上就充滿了不同的宗主國如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這些國家對如民主和人權等政治理念以及治國方式的理解至今仍有差異，而這些差異在其非洲的原殖民地更加明顯。

此外，非洲各國國情差異大，在一些國家常常有七八十個民族甚至百餘個民族。根據筆者實地走訪，很多非洲國家不僅擁有現代化的城市，亦有仍處於傳統酋長治理下的部族。單純依靠西方民主價值很難解決非洲的問題。比如在審理盧旺達種族屠殺案件時，如採取西方的審判方式，盧旺達至今難以在族羣和解上取得較大成效，反而是盧旺達傳統的“加查查”（注：“加查查”一詞源於盧旺達語，“加查查法庭”的意思是“草地上的司法審判”，即民間團體充當“法官”，重建各個家庭因各種矛盾而受損的社會關係，進而最終達成整個羣體內部的和解）法庭方式，不僅較快地澄清了事實，快速地完結案件的審理，還極大促進盧旺達的民族團結和全國和解。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去年中非合作論壇比勒陀利亞峯會上指出的“中方一貫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那樣，一些非洲國家也在借鑑不同國家的治國方式，結合自身傳統和社會實際，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