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作為高種姓，賈特人如今在印度也是蠻尷尬的

賈特（Jat）種姓在哈里亞納邦的抗議活動已經進行了10多天。雖然賈特人經濟上較為富裕，政治上影響力強，社會地位也較高，但是為了爭取低種姓享有的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工作配額與公立學校入學配額，他們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抗議活動。

截止目前，這場抗議活動已經引發嚴重騷亂，在哈里亞納邦和周邊的德里等地造成了嚴重影響，19人喪生，大約200多人不同程度受傷。更嚴重的是，抗議者還破壞了哈里亞納邦的一處水渠，導致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現供水困難，1600萬人面臨水資源危機難。

被印度國家首都區域（National Capital Region）包圍的哈里亞納邦是印度較為富裕、投資環境較好的地方，其新興城市古爾岡甚至被認為是印度1991年改革以來經濟增長的縮影，三星、IBM、通用、塔塔等公司都在此建立分支機構。近年來，萬達、中興、華夏幸福基業等中國企業也對哈里亞納的產業新城、智慧城市興趣濃厚，已經達成總計高達百億的諒解備忘錄。然而，與欣欣向榮的城市發展、旺盛的外國直接投資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古老的種姓之爭再度爆發，為印度期待已久的經濟崛起之路蒙上一層陰影。

1979年，人民黨（注意不是目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政府決定建立曼德爾委員會（The Mandal Commission），藉助11個社會、經濟、教育指標以“甄別在社會和教育領域落後的人羣”，並用在公立學校、政府部門、國有企業為“落後人羣”預設配額的方法“矯正”社會階層扭曲的問題。1980年，曼德爾委員會發布報告，建議將長期奉行的22.5%的“預設配額”上升為49.5%，使得“其他落後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es，OBC）”能夠與“列表種姓（Scheduled Castes，SC）”、“列表部落（Scheduled Tribes，ST）”一道，通過“預設配額”的通道進入政府、國企、學校。

1991年以來，曼德爾報告的建議逐漸在印度各邦得到採納。然而，在矯正了某些社會階層扭曲問題的同時，這種強制平權的行動同時也激發出新的矛盾。在印度教種姓體系中，賈特人屬性比較模糊，有人認為他們屬於武士和官僚的剎帝利種姓，但同時很多人認為他們屬於首陀羅，理應是婆羅門、剎帝利和吠舍的僕人。然而，在經濟上，很多賈特人通過辛勤勞動和精打細算成為北印灌溉區的成功農民，不僅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還能利用較為先進的種植、養殖技術發家致富。賈特人常常受挫於較低的社會地位，但是其較高的經濟地位使得他們很難滿足曼德爾委員會的“落後人羣”准入條件。因此，賈特人長期被排除在平權配額之外，不能享受優惠。

真正的婆羅門和剎帝利種姓原本就在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上處於優勢，而“賤民”、部落民等人羣又可以通過預設配額獲得上升通道，因此賈特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羣就被置於極其尷尬的地位，同時受到兩面擠壓。全印度賈特人口總數多達8200萬，分佈在哈里亞納的賈特人佔邦總人口的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賈特人也彼此抱團形成很強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受到經濟、社會壓力的擠壓，但是又有一定政治影響力的賈特人自此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要求政府將他們納入“其他落後階層”以此獲得預設配額的特權。

賈特人的活動促成了多筆政治交易——各地政客往往會給出各種承諾以換取賈特人的選票。比如，2004年哈里亞納邦國大黨候選人胡達（Bhupinder Singh Hooda）就發誓將賈特人納入落後人羣列表；到了2014年邦大選之前，胡達果然將賈特人納入了新設計的“特定落後階層（Specially Backward Class，SBC）”列表，給予在現有49.5%基礎上額外10%的預設配額。然而，胡達的舉動在經過印度多級法院的審理之後，最終被聯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3月駁回。法院反對的理由很簡單，經濟富裕、政治活躍的賈特人無權獲得特殊照顧。此外，預設配額的比例已經高達49.5%，如果繼續奉行額外10%的配額，那麼總配額的比例就會高達59.5%，這將進一步擠壓其他人羣的空間，可能激起更嚴重的矛盾。眼前這次空前嚴重的暴力抗議，就是賈特人針對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示威，希望通過羣眾運動的方法逆轉這起已經塵埃落定的判決。

其實賈特人在哈里亞納的案例並不孤立，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古吉拉特邦、馬哈拉斯特拉邦也曾出現帕特爾人（Patel）、古吉爾人(Gujjars)和馬拉塔人（Marathas）的抗議活動。和賈特人一樣，這些人羣同屬人口眾多，經濟地位較高，以農業為主的“主流種姓”。

雖然這些地方經濟增長的數據耀眼，但滯後的製造業發展導致就業崗位數難以隨着經濟增長而相應提高，外地流入的人口又對本地人施加了巨大的就業競爭壓力。印度政府、國企和公立教育機構提供的崗位成了僅有的就業機會，成為人人爭奪的對象。對於這種激烈的競爭，“落後人羣”通過預設配額的特權，獲得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人數眾多的主流種姓卻反而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因此這些主流種姓對於現行平權配額制度就格外反感，導致社會矛盾不斷積累。

主流種姓往往通過政治影響力來改變預設配額政策，但是不管他們是否被納入預設配額體系，都會對印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產生巨大的壓力和挑戰。一方面，如果主流種姓被納入配額優惠，那麼剩下的種姓將被徹底的邊緣化，針對這種可能性，連處於種姓頂峯的婆羅門也蠢蠢欲動，也希望被加入優惠列表。在這種特權普遍化的情況下，用預設配額來糾正種姓歧視的初衷就難以達成。另一方面，如果拒絕主流種姓進入配額優惠，大量主流種姓內的貧民就會面臨更加絕望和無奈的生存危機，極有可能淪為新的弱勢底層人羣，造成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帶來嚴重的社會危機。

平權配額制度出於好意，但是它難以緩解根深蒂固的種姓問題，反而製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這説明，在印度現有的政治經濟基礎上，僅從制度入手解決種姓問題是死衚衕。比從表面上改造這種現象更重要的是從根源上清除滋生這種現象的土壤：發展印度落後的生產力，夯實印度的經濟基礎。顯而易見，現代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地區，種姓的對於人們的意義遠不如傳統經濟佔主導的農村地區顯著:在工業化的生產單位中，種姓逐漸成為了無關痛癢的身份，極易被更為顯著的階級屬性代替。從這個角度上説，只要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不斷推進，種姓作為“封建殘餘”也會失去漸漸滋生的土壤。

然而，印度的悖論在於，目前各個族羣圍繞平權配額的纏鬥帶來了頻發的社會動亂，這對產業發展極為不利，客觀上延遲了種姓制度的消亡。這次賈特人在哈里亞納的騷亂，加上前幾年帕特爾人、馬拉塔人在古吉拉特、馬哈拉斯特拉的示威都為這些原本營商環境較好的地方蒙上了政治風險的陰影，嚴重影響經濟信心，甚至嚇跑潛在投資者。

原本最有希望率先通過產業發展解決種姓問題的地方，卻因為配額之爭陷入混亂，耽誤了種姓問題本身的解決。更可怕的是，目前這種圍繞種姓預算配額的鬥爭，不僅難以磨平歧視的頑疾，還會時時刻刻提醒人們“種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影響你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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