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翻開歷史，我看到一本技術手冊
序 好老闆談工資，壞老闆談理想
又到了高中生填志願、大學生找工作的季節。作為一個混過三四種互不搭界行業的中年人，幾乎每年春夏之交我都會被一茬茬的弟弟妹妹問：“大哥（叔），什麼工作幹起來有意思？”。
這時我總會擺出長者的姿態，進行一場殘酷的對話：
“也許有這樣的工作，但肯定非常少。你們最好不要抱期望，因為如果不用付錢你就願意為興趣去做事兒，誰還會為此付工資呢？”
“有趣的事情都去哪了？”
“一般圈在遊樂場和旅遊區裏收錢。運氣好的話，還有不少免費的樂趣可以用業餘時間去發掘”
“那……工作還有什麼意義？”
“咱們不是富二代，工作當然是為了在不破壞健康的前提下賺錢，讓你有足夠的財富和閒暇去享受那些美好而有趣的事情。”
給出如此“可怕”的結論，我不是想毀掉弟弟妹妹對生活的憧憬。相反，看清了“好老闆談加薪、壞老闆談理想”的事實，他們就更容易避開傳銷的誘惑，丟掉一夜暴富的幻想，踢開“人人可創業”的鬼話，踏踏實實地去找工作——年輕人越是敢於正視這個並不浪漫的社會，未來的生活離自己那些浪漫的夢想就越近。
同樣的邏輯可以從個人的職業感悟推廣到整個社會——所有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都是強迫人類做“不情願”的事情，絕不會有哪條法律要求人類進餐喝水，因為人人都自覺完成的任務無需再通過制度來確認。人類建立的制度要麼對抗人的本能，要麼違反人的直覺，總之必然會讓一部分人甚至所有人覺得不“舒適”或“不自然”。
但正因為這些“不自然”的存在，人類超越了所有靠本能和“天性”生活的生物，用成千上萬“不舒適”的“制度”搭建了45億年來地球上最大的奇蹟——文明社會。所以，不分專業，無論學校，幾乎所有畢業生就業的時候都會因為工作的枯燥無趣而失望。這正是因為他們離開了主流社會節奏之外的校園，以正式成員身份加入人類社會的緣故。
那麼，問題來了，人類為什麼能建立一系列讓自己覺得“不舒適”的制度？我們為什麼要走進“枯燥”的文明社會？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也很枯燥，枯燥到讓人不舒服。我儘量把它講的簡單一點。
一 為了文明，讓我們造一個神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於塵土。
——《聖經 創世紀》
我們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過150人的門檻之後才開始顯現……智人是怎麼跨過這個門檻值，最後創造出了有數萬居民的城市、有上億人口的帝國？這裏的秘密很可能就在於虛構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只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人類簡史 從動物到上帝》
定居農業是文明社會的基礎，但依照人類學領域的主流看法，史前人類並沒有“主動”走向農業文明。相反，他們倒是很有動力拋棄文明。因為和遊獵生活相比，農民的食物更單一，營養更匱乏，健康水平更差，閒暇更少，社會更不平等，而且容易因為新出現的不動產而爆發激烈的衝突，更何況還要接受諸多新制度的約束。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大多數早期的農民都寧願做一個曠野裏打獵採果的自由人。
古人的選擇不難理解，收集自然的出產顯然要比揮汗種植單一作物要輕鬆愉快。古代神話中，上帝對亞當夏娃子孫的懲罰是世代耕作謀生，幾乎所有農業民族的貴族都以狩獵為娛樂，這正是幾百萬年的草原遊獵生活塑造人類本性，淘汰不熱愛遊獵生活的基因的證據。直到21世紀的網絡時代，“偷菜”還是中國人的樂趣。
然而，農業社會擁有人力優勢。在最富庶的地區，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很難養活一個獵人，但至少能給幾十個農業家庭提供足夠的耕地。如果農業社會和採集社會發生正面衝突，勝利的必然是農業社會。更重要的是，農業社會已經是一個文明社會，可以強迫農民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比如説拿出口糧供養士兵和官吏，再派遣這些專職人員去消滅競爭對手。遊獵部落無法儲備食品，即便沒有打敗仗，但只要被士兵們打斷了正常的生活，就只剩下遷徙和死亡兩個選項。所以，農業文明緩慢而不可阻擋的前進，最終佔據了大多數適合耕作的地區。
不過，農業文明能贏的前提是農業文明已經存在，是已經有足夠的人選擇辛苦耕作的生活方式，並在餬口之餘向統治集團交出剩餘產品。所以，我們無法繞過最初的問題：怎樣讓人忍受文明社會的制度束縛？怎樣讓曾經自由的人類種地並繳納餘糧？
暴力當然是必需的手段，但有組織有訓練的暴力應該是農業文明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農業剛出現的時代，人類只能用木材、石頭和毛皮製造工具，最強的武器不過是鑲嵌燧石的長矛，或是皮索製作的弓箭，和眾多普通農民的武器甚至農具相比都沒有壓倒性優勢。如果只依靠暴力來迫使農民勞動、交出剩餘產品，恐怕監工和税吏就會耗光所有收集的糧食。
圖1 曾經的最強兵器——燧石矛頭
所以答案顯而易見——第一代農業文明的凝聚力來自宗教。在地中海東岸，一萬年前的城市耶利哥（Jericho）除了城牆和防禦塔之外，唯一的公共建築就是神廟；同樣建於一萬年前的恰塔爾休於（Catal Huyuk）連城牆都沒有，但也有專門的神祠；一萬一千年前的哥貝克力（Gobekli tepe）遺址，沒有民居，只有數千噸巨石構築的一個個祭壇。再晚一些中國的牛河梁遺址有一座直徑100米、高40米的土石山，完全靠人力夯成，只為向女神致敬。
圖2 恰塔爾休於城復原圖
圖3 歷史比金字塔長兩倍的哥貝克力神廟遺址及復原圖
在一個沒有金屬工具，沒有車輛，沒有紡織品，全靠石器、木棍和皮索來工作的時代，這些和物質生產無關的偉大工程證明了早期農民對神靈的虔誠、對祭司階層的敬畏。而且，同期的遺址中完全沒有宮殿和兵營的位置，神廟是唯一可以確認的權力中心。構築神廟的工作看似“無用”，但如果沒有宗教活動來凝聚社會，那些所有文明都不可缺的世俗事務，如修築渠道、收取餘糧、組織軍隊都無從談起。
這樣，文明誕生的原因似乎延伸到了更具體的問題：為何文明社會的早期成員都會虔誠地相信超自然神靈？為何祭司集團能制定一系列規則約束所有人？為何他們能利用非常簡陋的物質條件佈置足夠懾服人心的宗教儀式，甚至讓農民心甘情願地充當人殉？
但實際上，這些問題根本不必回答——如果你在招聘啓示中提出了本科學歷的要求，就不該奇怪為什麼絕大多數應聘者都經歷過高考。既然在石器時代，能動員大多數人口採取違反人類“天性”的生活方式、並長期保持為制度的唯一力量是宗教，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會存在宗教主導階段。至於那些沒有選擇宗教化的石器時代族羣，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夠的部落，要麼被文明化農業社會趕走，要麼被早期宗教文明吞併，根本就沒有資格被文明人記錄為歷史。
這個階段從史前一萬年左右開始，持續了四、五千年。和後世的文明社會不同，那時的社會沒有什麼“世俗”和“宗教”的區別。在祭司和普通人看來，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本是一回事，僧侶也不是所謂的“出家”和“出世”之人。相反，負責祈禱的是祭司（僧侶）、負責管理生產的是祭司、負責儲存物資的是祭司、負責商業的是祭司，負責開辦學校傳授知識的是祭司，負責治安的還是祭司，甚至負責組織演出，娛樂神靈（也允許平民圍觀）的也是祭司。兩河流域古神話稱，恩奇神（Enki）之所以造人，就是為了替神靈耕種土地，免除神靈的辛苦。祭司們有義務也有權利替神管理人類，讓農民按照神的意志去勞作。
所以，與其説神廟是早期文明的政治、文化、司法和軍事中心，不如説此時的文明城邦就是神的莊園，類似後世的寺廟地產。直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兩河文明，祭司團體還直接擁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神廟依然是古代城市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築。典型的神廟會在壯觀的高台之上設置祭祀大廳，周圍被祭司的房間環繞，這些房間就是最早的的辦公室。神廟外圍則排列着倉房，儲存整個文明的剩餘產品。文明居民要辦幾乎任何事情都必須去找祭司，就像我們去政府辦事大廳，去社保中心，去學校和劇場一樣自然。
圖4 蘇美爾神廟-城市復原圖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遵守祭司轉述的神諭，而不是來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蘇美爾人如果遇到糾紛，神廟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諭則是終審判決。按中國古神話，司法源於堯舜禹時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這描述的顯然也是文明肇始，由祭司（巫師）主持的占卜“神判”。對於此時的“文明人”來説，恐怕根本就想象不出一個沒有祭司和神靈的社會。
公元前1300年，遊牧蠻族以色列人到達巴勒斯坦，開始創建定居文明社會。和其他文明的早期階段一樣，以色列最早的文明領袖是先知祭司，稱“士師”，舊約聖經專門有一章《士師記》描述這個神權時代。而士師的英文譯名正是Judge，即法官、裁決者，兼有管理世俗社會之權。最後一任士師是撒母耳。《聖經 撒母耳記》記載了士師神權制度的末日：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母耳，對他説：
“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
撒母耳將耶和華的話都傳給求他立王的百姓：
“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你們生產的糧食和蔬菜水果，他們必取十分之一……”
百姓竟不肯聽撒母耳的話：
“不然、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領我們、為我們爭戰。”
耶和華對撒母耳説：
“你只管依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王！”
二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
——《尚書》
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使人神不擾 各得其序 是謂絕地天通
——《尚書孔氏傳》
聖經竭力宣揚神權至高無上。但很明顯，撒母耳立王是一個神權向王權讓步的故事。長老們逼迫祭司交權，理由是以色列需要軍事統帥；祭司則告訴他們王權意味着繳納永無休止的税賦，供養官僚機構。與虛無縹緲的上帝相比，這兩個理由才真正無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島”式的農業城邦，生存和擴張的主要障礙是自然環境，以及周圍保持遊獵生活方式的“蠻族”。宗教文明發展了幾千年後，在一些肥沃的沖積平原上，農業城邦開始變成“羣島”，進而邊界相接，開始競爭土地、水源、礦產等稀缺資源。人類遇到了從未有過的的局面——現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是另外的人類。軍事活動第一次成為文明社會的必需品。
軍隊需要紀律，需要統一的指揮，必須有穩定的領導，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團體。另外，軍隊不僅可以對外征伐，還可以用於對內鎮壓。所以新興的軍官團體有能力發動政變，把自己變成國王和貴族，強迫祭司和民眾都服從自己。這個邏輯似乎很順暢。
但石器時代還沒有後世意義上的軍事階層，因為缺乏合適的武器。受材料限制，軍隊只能用木棒石塊來製造兵器，比如骨制箭頭的弓，或是精心磨製的石斧。這些裝備殺傷力並不明顯勝過農具、獵具，而且難以持續作戰——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擊碎裂，變成普通的鈍器。
這意味着無論是對外戰爭還是對內鎮壓，少量職業軍隊都沒法壓倒臨時組織的民眾。宗教的動員能力明顯勝於剛剛出現的軍官團，而全民動員往往能打敗少量兇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軍閥奪權的企圖。所以，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祭司都是軍事行動的主導者，神權的地位依然穩固。
漸漸地，祭司們努力搭建的貿易網帶來了壓制神權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邊的山區提供了銅、鉛、錫的礦石，幾種柔軟的金屬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結成堅固且有韌性的合金——青銅。原本主要用於裝飾的金屬從此可以用來製造工具。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各個早期文明相繼進入青銅時代。
在隨後的五千年中，銅在大多數地區都是貨幣的重要材質，雖然比不上金銀，但這也足以證明銅是一種準貴金屬。早期文明大多處於大河沖積平原，遠離礦區且缺乏冶煉的燃料，青銅的價格更是昂貴到平民難以承受。所以，青銅時代的到來並不意味着農民和工匠換上了青銅工具，他們一般只在工具的關鍵部位使用一點點青銅，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鋸子的齒部。大多數工作依然使用純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沒有明顯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屬完全可以改變戰爭的形態。青銅兵器，哪怕只裝在矛頭上，也足以把軍隊的殺傷力提高一個數量級。幾百名精兵持劍、披銅甲，射出青銅箭簇，可以輕鬆打敗上萬名石器時代的民眾，而且武器並不會因此出現明顯損耗。
金屬刀具的出現還給人類帶來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類雖然已經使用陶輪來製作陶坯，但直到青銅工具出現，人類才能造出廉價的車輪和車軸，並在關鍵的受力點用金屬部件來加固，交通因此進入了車輛時代。青銅時代的馬還沒有被馴化成後世的強壯馬種，體型比驢大不了多少，沒法揹負一個騎兵作戰，但體力恰好足以拉車。多匹馬合力，雙輪馬車就能帶着射手或糧食飛馳，賦予軍隊前所未有的機動性、衝擊力和後勤能力。
圖5 山西曲沃縣晉侯墓地的陪葬戰車
對於大河流域的文明來説，青銅武器和馬車（包括馬）的價格都非常“合適”。既沒有昂貴到無法批量生產，也沒有廉價到人人擁有。這意味着職業軍隊可以不依賴祭司集團的支持，自行解決對外戰爭和對內鎮壓問題。神權社會因此遇到了兩難境地——不組織新型軍隊，就會被外部壓力消滅；組織了新型軍隊，就會被反噬。總之，祭司和他們控制的民眾不是向其他城邦的軍隊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軍隊低頭，無論哪一種選擇都意味着世俗政權的出現。
聖經裏的以色列人要求：“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領我們、為我們爭戰。”與之對應，中國上古史中也有禪讓制被廢除，大禹子孫世代稱王的記錄。這顯然都是軍事貴族集團確立自己地位的過程。實際上，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本身就是斧鉞之形，意思是控制武裝的人。軍事首腦稱王，軍官和骨幹士兵就成了軍事貴族。
不過，除了軍事動員之外，宗教集團還在文明中承擔着重要的社會管理職能。早期的農業社區沒有文字，所有的信息都要靠記憶來保存。這意味着無法對社會進行精確控制，也不能對一個人的長期工作給出準確評價，甚至很難在記憶出現衝突的時候做出評判。後世最好的管理手段在這種條件下也束手無策。
管理有偏差，最好的結果是是讓員工能容忍偏差；賞罰不準確，最好的消息是大家依然保有底限的積極性，依然相信判決的權威性。一般來説，我們只能在親朋好友的圈子裏看到這種容忍和信任，一旦範圍擴大到陌生人，不精確的管理必然會導致利益衝突，進而導致分裂。在文字出現之前，要解決這個矛盾只能靠宗教，用神的權威“抹平”粗糙管理中出現的混亂，用氏族共同利益的傳説來化解不可避免的內部矛盾，這才能維繫一個超出“熟人”圈子的文明社區。所以，在王權形成的最初階段，依然以神廟作為重要的行政管理機關，早期的蘇美爾王宮面積一般只有神廟的一半左右，直到文字的出現。
公元前3500年左右，文明社會控制的人口和資源都越來越多，即便以神的名義也很難彌合管理的錯誤。負責具體事務的祭司們絞盡腦汁解決這個問題，先是用圖畫來記錄賬目，然後逐步簡化圖形，公元前3000年，與人類進入青銅時代幾乎同時，楔形文字出現了。
文字的出現結束了“空口無憑”的時代，檔案記錄了物資和歷史，讓命令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間精確傳遞，讓已經達成的承諾有據可查。這讓分層管理和精確的計劃成為可能，也讓管理者能夠考察不熟悉的下屬，官僚機構因此第一次成為可選的組織方式。發明文字的神廟隨即培養僱傭了第一代純粹處理行政事務的技術官僚——書吏。
圖6 楔形文字泥板文件
書吏不需要兼任祭司，不需要有堅定的信仰，也能像過去的祭司一樣管理生產，也能徵税並組織公共工程，甚至還做的更好一些。中國古代傳説稱“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似乎講述的就是書寫對生產的促進，以及對神權的打擊。
軍事貴族很快發現了技術官僚不依賴於神權的特徵，迅速地把官僚機構納入自己的麾下，僱傭純粹的世俗官吏來管理社會。到了公元前2300年左右，蘇美爾王宮的規模已經壓倒了神廟，開始接手社會日常管理工作。類似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商朝擁有文字和青銅，自立國起就有強大的王權。
所以，青銅-文字時代的典型特徵是王權壓倒神權，軍事集團依靠暴力專政。由於青銅的稀缺和製造不易（需要多種金屬融合），貴族軍官很容易壟斷金屬的供應，進而壟斷了從政（管理經濟）和從軍（掌握暴力）的資格。普通農民如果想在青銅時代餬口，就必須緊密依附於軍事貴族，甚至充當奴隸，才可能獲得軍事保護和有限的金屬工具。這就是史書上常説的奴隸制時代，但似乎用“屬民制時代”描述更合適一些。
農民只有石器和木器，所以少量青銅貴族可以輕鬆地鎮壓底層的反抗，比此前用神話來維護秩序更有效，這意味着階級秩序嚴格而穩定。但在統治集團內部，必須有暴力之外的力量來維護秩序。因為統治階級內部不存在金屬-石器的技術鴻溝，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暴力來奪取權力。一羣軍官如果只靠暴力的平衡來劃分利益，勢必戰亂不止，互不信任，既不會產生穩定的王權，也不可能和其他文明的軍隊相對抗。
所以，雖然消滅了舊的神權政府，但成功的軍事貴族集團還會在世俗統治機構內部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神話和氏族體制。《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軍事貴族和宗教的結合足以穩定政權。只是這一次神的世界有所後退，普通人再也不能直接和神打交道。國王和大貴族成為神靈代理人，以半神的身份進行統治。在青銅貴族統治的周朝，王獲得了“天子”的身份，“受天命”身份管理國家，壟斷了和神交往的權利。兩河流域有巴別塔的傳説，中國有“絕地天通”的神話，都是在描述這個神靈撤回天上的故事。
除了軍事統帥和首席大祭司，周王還是所有貴族的族長，利用古代氏族的權威來佔領道德高地。至於其他貴族之間，可以用源於上古聖賢的“禮”制來約束行為，避免軍事貴族動輒使用暴力來解決矛盾。只是“禮”的適用範圍到最底層的貴族“士”為止，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因為再下層的屬民和奴隸沒有青銅，可以用暴力迫使他們服從秩序，就不必多客氣了。在這個半神的時代，神保佑的文明只會覆蓋裝備青銅、懂得書寫的社會階層。
新興的青銅貴族集團很清楚自己權力的來源是對金屬資源的控制。以色列第一任國王所羅門為聖殿鑄造了銅柱和青銅水池，在遠東的中國，“（青銅）鼎之輕重”可以衡量國家的強弱。這些青銅“禮器”既是炫耀，也是戰略資源的儲備。按照半神統治者的設想，只要子孫保有這些銅器，就能應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但他們萬萬沒想到，“禮崩樂壞”的末日危機並非源於青銅儲備不足，而是因為新的金屬改變了遊戲規則。
三 鐵是怎樣煉成的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
——《漢書 傅常鄭甘陳段傳》
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
——《越絕書》
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封建論》柳宗元
人類使用鐵器其實比青銅要早。宇宙飛來的隕鐵是非常好的材料，不需要冶煉就可以打造工具，只是數量實在太少，不足以支持人類進入金屬時代。所以，第一種改變人類的金屬是熔點攝氏1000度的銅。青銅時代持續兩千年後，公元前1500年，今天土耳其境內的赫梯人首先發現瞭如何從鐵礦石中提取熔點1500度的鐵。但赫梯人小心翼翼地保守着這個秘密。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在海上蠻族的衝擊下滅亡，制鐵工匠流散四方，到了公元前800年，亞歐大陸東側的中國也出現了本土的鐵製工具，鐵器時代開始了。
和青銅相比，鐵並不是一種非常優越的材料。青銅百世不腐，鐵卻會在幾十年內出現明顯鏽蝕。但鐵礦比銅礦分佈廣泛的多，幾乎遍及所有文明地區；而且鐵不需要錫、鉛等金屬來製造合金，直接就能製造工具，任何掌握冶鐵技術的地區都可以自行打造鐵器，還可以通過控制碳含量的方式來鍛造堅韌的鋼材。就算早期的鐵製武器質量還不如青銅器，至少也可以明顯改善農具和其他工具，把有限的青銅集中給軍隊，大大緩解金屬稀缺的問題。所以，鍊鐵技術一出現，就迅速擴散，在兩三個世紀內傳遍整個歐亞非大陸。
圖7-1 中國銅礦分佈圖，可見黃河中下游非常稀少
圖7-2 中國鐵礦集中區分佈圖，幾乎遍佈所有適於農耕的地區
如果金屬工具足夠廉價，就不會只有貴族才用得起。一旦村裏也有了鐵匠，即便不依附於貴族，農民也可以自行用鐵犁翻開堅硬的土地，各行工匠也不必一定要留在貴族的私家作坊裏，可以帶着鋼鐵工具到處去施展自己的手藝。從此，家庭是最基層的獨立經濟單位，只要國家能直接向家庭徵税、徵兵，就能從平民中組建強大的軍隊，掃平各路諸侯。青銅貴族因此成了多餘的階層。在中國，這意味着統一的帝國取代分裂的貴族領地。試圖拯救青銅時代“禮樂”的孔丘去世還不到三個世紀，秦始皇就消滅了所有舊時代諸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設置太守。此後郡（州）縣制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就算是長城外的蠻族軍事集團奪取了政權，也會放棄原本的軍事貴族分權制，轉而用中央任命的官僚去管理地方。
然而，我們知道這並非世界歷史的通例。雖然整個歐亞大陸在公元前就完成了鐵器化，雖然青銅市場的城邦在此之前就被消滅光了，但在鐵器時代，中國以西的許多文明並沒有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制，依然保有強大的獨立軍事貴族階層。尤其是拜占庭帝國以西的歐洲，不僅整個文明地區分裂成許多國家，各個國家內部也是諸侯林立，層層分封，直到14世紀之後才逐漸出現集權制趨勢。
圖8 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諸侯割據圖
同是鐵器時代，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當然中、歐地理條件不同，青銅時代的歷史遺產也不同，不能用某個單一因素來解釋政體區別。但從技術角度來説，中國和西歐、中國和世界其他文明地區進入鐵器時代的“路徑”和“深度”很不一樣，的確是決定對集權程度的重要因素。
從地理角度説，歐亞大陸有歐洲、西亞、南亞、東亞四個主要農業文明區域。其中前三者之間交通比較便利，沒有明顯的地理阻隔，技術交流很方便。唯獨中國所處的東亞農業區，西北有戈壁、正西有青藏高原、西南有山脈雨林，和其他幾個文明區相對隔離，科技發展方向有一定的半獨立性，鍊鐵技術就是如此。
今天的鍊鐵是把燃料（一般是焦炭，即碳元素）和鐵礦石（氧化鐵）一起裝進高爐，點燃之後不鼓入熱空氣，讓焦炭燃燒發熱，同時奪走氧化鐵中的氧，形成鐵水（液態鐵，含有部分碳）。鐵水或是用於鍊鋼（降低碳含量），或是倒進模具鑄造，凝固了就是生鐵工具。中學化學對此有詳細的介紹，本文就不贅述了。
但在鍊鐵技術剛發明的時候，並沒有後世的高爐，也沒有用焦炭鍊鐵的概念，只是把高品位的鐵礦石和木炭塞進一個小爐子點燃焙燒，在供氧不足的情況下產生大量熾熱的一氧化碳，以奪走鐵礦石（氧化鐵）中的氧，最後留下的就是被還原的固態熟鐵。但這產品不是常見的堅固鐵錠，而是又軟又疏鬆的的海綿鐵，而且因為未曾融化，還包含有鐵礦石中的所有雜質，必須通過反覆的鍛打，除去孔隙和雜質，才能成為可用的金屬材料。由於最終的產品是固體，這種技術被稱為塊鍊鐵技術。固體的鐵塊不可能透過爐體拿出來，所以每次鍊鐵結束，都必須拆掉鍊鐵爐。
即便是如此麻煩的鍊鐵流程，也比蒐集稀少的銅礦和錫要容易，鍊鐵技術很快向整個歐亞大陸擴散。發明鍊鐵的赫梯地處西亞，技術向東南傳入南亞，向西傳入歐洲都只需要克服3000公里左右的距離，唯獨中國遠在亞歐大陸東端，需要傳播5000公里、經新疆綠洲鏈才能進入中國文明核心區，所以中國進入鐵器時代較晚。公元前800年，中國才有本土冶煉的鐵器，此時距離歐洲蠻族多利安人用鐵器毀滅邁錫尼青銅文明已經好幾百年了。
中國人一開始也使用塊鍊鐵技術，但很快遇到了問題——高品位鐵礦石很難找。中國鐵礦的特徵是貧礦多富礦少。直到今天，中國鐵礦探明總量460億噸，澳大利亞400億噸，但中國鐵礦的含鐵量僅150億噸，澳洲倒有250億噸，所以中國鋼廠每年從澳大利亞和巴西進口海量的礦石。古人沒有海外的鐵礦可用，必須立足本土的貧鐵礦解決問題。
恰好中國進入鐵器時代較晚，在青銅時代多停留了幾百年，鑄造大型青銅器的能力比較強，冶煉金屬的温度比較高。很快，中國人就轉向了高温液態鍊鐵法，即砌築一個平地立起的耐火高爐，裝入礦石和煤（而不是木炭），用獸力乃至水力驅動鼓風機供氧，使爐內温度超出鐵和礦石的熔點，低品位鐵礦石被還原成鐵水。礦石中的雜質雖然很多，但在液態環境下，可以形成鐵渣，自然地和鐵水分離。鐵水可以從預設的開口流出，鐵渣也可以從專門的開口引出，然後只要連續投入燃料和礦石，高爐就能不斷地鍊鐵。這已經很接近於現代鍊鐵流程了。
顯然，高爐鍊鐵法比塊鍊鐵法先進很多。從效率來説，連續生產鐵水肯定遠勝於反覆拆爐子取鐵塊。從最終產品看，高爐生產含碳量高，耐磨但偏脆的生鐵，可以直接鑄造部分農具或容器，也可以通過鍛打、攪拌變成熟鐵和鋼。塊鍊鐵生產的是不含碳的海綿熟鐵，雜質較多，完全不能直接使用，必須通過鍛打滲碳才能成為鋼或者鐵錠。更重要的是高爐可以使用低品位鐵礦石，最充分地發揮了鐵器相對青銅器的最大優勢——原料分佈廣。直到今天，中國這個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大國還是使用高爐鍊鐵技術。
所以，在其他地區尤其是歐洲沿用塊鍊鐵技術直到近代的背景下，中國獨特的高爐鍊鐵法讓中國比其他地區更“深”地進入了鐵器時代。到了1100年左右的宋朝，中國人已經學會了把煤炭乾餾成焦炭作為高爐燃料，鐵產量躍升到15萬噸，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鋼鐵產量到達十萬噸數量級的國家。其中有數萬噸生鐵會通過炒鐵法、灌鋼法變成堅韌的鋼材。相比之下，整個歐洲1500年的鋼鐵產量也只有4-5萬噸。
不同的鐵產量導致了不同的社會組織模式。沒有足夠的鐵製工具，就沒法開墾堅硬的荒地，也沒法砍伐森林，更沒法生產足夠的財富，支持專業化的官僚體系。中世紀的歐洲，城市之間有廣闊的未開墾荒地，農具往往是木製包鐵，多數農民家裏沒有鐵鍋，一把好劍可以從領主手裏換到一個村子，幾百個頂盔帶甲的騎士就可以打下一個國家。這雖然比青銅時代用石刀木鏟工作要先進，但即便按照農業社會的標準，也依然是嚴重的金屬稀缺狀態，少數貴族對眾多農奴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和經濟控制力。所以，中世紀歐洲形成和青銅文明類似的貴族分封制也不足為奇。
中世紀後期，歐洲冶金業逐漸追趕上來。13世紀，歐洲終於發明了中國在公元前就使用的水力鼓風機和高爐，開始批量生產鑄鐵，中世紀也因此漸漸接近尾聲。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歐洲各國都出現了中央集權化趨勢，開始驅逐教會勢力，形成近代民族國家，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先進鍊鐵技術和郡縣制的相關性。又過了幾百年，富鐵礦更多、內部水路更方便的歐洲積攢了足夠的鋼鐵，開始鑄造壓倒所有文明的火炮，又試製蒸汽機和機牀，以替代手工業的簡陋工具。一個讓鐵器時代文明黯然失色的新時代到來了。
四 誰能適應指數增長
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生產的國家，因為我們有一些獨特的有利條件，我們有良好的政府，我們有豐富的煤炭，我們有精巧的機器和機械，尤其重要的是因為我們有雄厚的資本積累。
——1816年 英國議會演講
國家建設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於我們可能積累多少資金和如何分配資金。我們的資金積累較多，分配得當，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就會較快，國民經濟各部門就能夠按比例地發展。
——1956年《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從石器時代説到鐵器時代，我只用了短短几千字，彷彿這是一個高速發展的過程。從幾百萬年人類進化史的視角來看，這一萬年的確是“突變”時期。但如果我們換到每個時代的居民視角，這一萬年中的大多數年份都是“停滯”年代，每個人從出生到死，周圍的世界都沒有什麼變化，大多數人的祖父可以很容易地適應孫輩的生活。雖然歷史書上隔幾頁就有翻天覆地的變革，但從平民生活的角度來説，起碼以世紀為單位才能感受到明顯的進步，普通人一生怕是還蓋不滿歷史書的一頁。所以幾乎所有傳統的宗教、哲學和政治學説都在描述穩定的社會，並試圖描繪一個更穩定的理想社會藍圖。
為何文明史前9000多年的基調是停滯？其實本文前面的部分已經給出了原因——工具進步緩慢，9000年間只有寥寥幾次重大變革，而工具幾乎決定了人類的經濟水平和生活方式。鐵器取代青銅，少説也用了幾百年時間，人生不滿百，怎麼能親身體會到社會的進步呢？
問題因此轉移到下一個層次——為何工具進步這樣緩慢？
原因是工具的“力量”和精度無法累積。比如説無論人類在一條河流上安裝了多少水車，再安裝新的水車還是隻能靠人的肌肉力量；而無論人類打磨了多麼精密的金屬工具，想製造新的精密工具還是隻能靠工匠的經驗和耐心。所以，工具的力量和精度提高很慢，直到距今200多年的18世紀中期，除了少量的水力和獸力外，絕大多數工作還是靠人類的雙手拿着簡陋的工具去完成。
此時的英國出現了幾個貌不驚人的改良。
首先是燒煤的蒸汽機被用於煤礦。當時的蒸汽機還非常笨重，效率很低，只有自身產煤的煤礦用得起。不過，蒸汽機的應用降低了煤炭成本，低廉的煤炭成本又反過來增加了蒸汽機的適用範圍，往復循環，在局部領域實現了力量或者説能量的累積。
其次是機牀的出現。帶絲槓和刀架的機牀可以精密地按照圖紙加工標準化零件，在一定程度上脱離了工匠的個人經驗。更重要的是，機牀可以製造新機牀的部件，用於裝配更先進的機牀。只要配上熟練的操作工人，工具的精度也能夠在機械製造行業內部實現累積。
當然，這兩種累積都有很大的侷限。簡陋的蒸汽機沒法移動，甚至沒法給工廠提供穩定的動力，只能乾點採礦抽水之類的粗活；人力操作的機牀切削金屬效率很低，不能給所有行業提供廉價的機械。所以當時的人並沒有覺得這是劃時代的進步，直到兩者的優點相結合。
蒸汽機的力量傳給機牀，機牀的加工能力不再受人力的限制，用同樣的成本可以製造更大、更精密、更復雜的部件；另一方面，機牀加工的精密零件提供給蒸汽機，工程師們可以實現很多此前無法嘗試的構想，蒸汽機的效率因此更高、輸出動力更穩定，還能幫助煤礦採出更多、更廉價的煤。在這個動力——機械的循環中，每個行業的技術進步都能通過其他行業反饋回來，促進本行業的再次進步，進步因此永不停滯。從此，工具的力量累積和精度累積跨越了行業和地理的界限，能為所有領域提供更強、更精密的工具，讓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高效的勞動。這個循環進步的起點就是鍊鐵術發明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的最大特點不是製造了生產效率空前的工廠，而是讓工廠聯合起來可以製造更大、更先進的工廠，讓強大、精密的工具可以製造更強大、更精密的工具。實現了這一點，人類社會終於擺脱了9000年農業社會的準停滯狀態，進入了指數增長時代。只要持續地向核心工業部門投資，整個社會就能實現連續的進步，每一代人都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日常生活的明顯變化。到了今天，蒸汽機和機牀已經“進化”出了核電廠和電腦芯片這樣的“後代”，增長趨勢似乎還在繼續。
圖9 經濟增長的曲線，可見工業化是高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從經濟的“硬件”角度來説，工業革命為一個持續增長的社會準備好了“硬件”，但顯然傳統農業社會中缺乏與之相配合的“軟件”，即適應經濟指數增長的社會制度。無論是地主、王侯、軍官、還是僧侶，他們適應的都是一個靜態的世界，不喜歡變化，更不願意為可能的持續增長而持續投入資源，只有商業資本家除外。
在農業-手工業社會中，商人是少數懂得並喜歡指數增長的人。他們很清楚，錢不僅是用來消費的籌碼，更是用來賺更多錢的資本。只要還有盈利空間，就應該把利潤重新投入經營，獲取更多的利潤。然而，在傳統社會中，大多數產業很容易達到生產極限，沒有機會讓商人無限地投入，只有蒙古帝國開通內陸商路、哥倫布發現美洲這種“可遇不可求”的大事件，才會給商人帶來久違的指數化擴張。但一旦新的市場空間劃分完畢，暫時的指數增長機會就結束了，社會重新回到緩慢增長的狀態。
所以，商人或者説資本，比任何階層都歡迎工業革命。一旦意識到現代工業部門提供了無限的增長空間，商業資本就源源不斷地流入工業，用機器製造機器，用工廠製造工廠，再用工廠和機器生產海量的廉價商品。工業得到了投資，資本得到了與日俱增的利潤空間，兩方面各取所需，共同創造了指數增長的力量，為世界提供了百倍於農業時代的財富。
同時，工業的財富也可以用來控制政權，制定社會運行規則。一切擋在工業資本主義面前的國家和社會集團都遲早會被指數增長的力量打敗，甚至宣稱要阻擋資本主義工業化浪潮的各路勢力最終也會學習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積累方式。
但資本主義也不是一個為工業社會“量身定做”的制度。只是因為在工業革命爆發之時，其他社會集團還不適應經濟進入指數擴張時代的事實，這才出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隨着工業社會的複雜化，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矛盾、資本主義和普通人的矛盾也越來越深，爆發的越來越頻繁。比如説資本主義頻繁出現的經濟危機、階級對抗，經常在物質生產正常運行的情況下製造嚴重衰退；比如説資本主義並不會積極為基礎研究投入資金，而基礎科學研究正是工業經濟擴張、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原因。
隨着工業產業鏈的增長和基礎研究所需資金的增長，後一個問題日益嚴重，往往會導致停滯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市場、資源而爭鬥，進而出現全面戰爭。然後戰爭刺激各工業國不惜代價地開發新技術，投資基礎研究，在戰後緩解矛盾，帶來暫時的繁榮。資本主義世界因此出現了和平和戰爭的反覆循環。上個世紀，人類為此打了兩場世界大戰，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了核武器。
世界大戰之後是冷戰，兩個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進行軍事-科技的全面對抗，卻竭力避免發生“熱戰”。基礎科技研究因此突飛猛進，為工業資本主義提供了最“舒適”的發展環境。人類在核戰爭的陰影下獲得了史上最長期的經濟繁榮，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享受這次繁榮的尾聲。
然而，總是靠戰爭或核戰爭的威脅來換取繁榮也不是個辦法。尤其是在今天這個社會高度分工、一半以上人類居住在城市的年代，任何戰爭都可能導致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而戰爭威脅帶來的金融風險則可能完全抵消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如果人類還希望工業社會的進步能穩定地持續下去，我們的確應該考慮資本主義之外的工業化模式。
這個想法並不新鮮，自從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結合的那天起，就有人發現了兩者之間的矛盾，200年來，利用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建設新社會的嘗試不計其數，但眾所周知，他們都沒有撼動資本主義的主流地位。這就是今天大多數人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原因。
五 當我們可以選擇
從文明肇始到今天，人類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制度，從神權社會到貴族專政，從專制王權到現代政府……每個時代都有人以為自己替其他人類選擇了生活方式，或是認為神替人類制定了社會制度。實際上，做出最終決定的是工具，或者説是時代的技術水平。一萬年來，人類只能通過發展技術的方式來間接影響社會制度。
不過，如果技術水平對社會制度的影響是超出任何個人意志的客觀規律，那我們探討這個規律還有什麼意義呢？這篇文章又有什麼意義？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嗎？
好奇當然是人類研究這個世界的重要理由，但一旦對規律有了正確認識，人類自由意志對未來並非毫無影響，因為客觀規律還是給人類留了很大的自由選擇餘地。比如説，規律並沒有限定：“工業化必須由資本家牟利的動機來推動”，而是説“適應工業化的指數發展規律、正確、及時地調動資源投入工業，是任何社會集團駕馭工業力量的前提”。如果你順應這個規律，還有可能去克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問題和風險，同時享用工業化的福利。但如果無視規律，堅持要跳出規律來設計烏托邦，那才是真正把自己交到了規律手中，必然重新走向最極端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
希臘經濟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瀕臨國家破產的希臘人在左翼政府領導下發起公投，既不選擇還錢，也拒絕進行財政緊縮，還不想退出歐元區，結果就是收到了德國和債權人最嚴厲的最後通牒——要麼乾脆利索地退出歐元區，要麼把財政交給債權人控制。最後希臘將500億美元全部優質資產交給國際債權人共管，淪落到要賣島嶼和文物換現金的地步，幾乎要把雅典衞城賣掉了，才換來了暫時留在歐元區延緩還債的資格。這怨誰？希臘人對未來的設想並非不美好，但沒有物質基礎的藍圖只能帶來重重的碰壁，最後還是不得不轉身去接受比此前更壞的事實。
回到本文的開頭，我建議弟弟妹妹們不要奢望“有趣”的工作，而應該現實地尋求：“在不破壞健康的前提下賺錢”，以實現“有足夠的財富和閒暇去享受那些美好而有趣的事情”的目標。類似地，自然規律對人類沒有惡意，但也沒有特別的善意。如果讓我談談對人類未來生活方式的看法，我也想説千萬不要憑空設定一個美好的未來，而是應該先研究支撐現代社會的工業經濟規律，這樣才可能設計出離幸福最近的社會制度。只有立場和良心的“設計”，向來是悲劇和鬧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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