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蔡昉、林毅夫、周文：中國經濟學如何走向世界-周文、林毅夫、蔡昉
●對話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蔡 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周 文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主持人：光明日報****記者 張 雁
緣起：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論”為主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説，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得益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偉大實踐和不斷創造的歷史輝煌，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績斐然，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閃爍着中國智慧、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但毋庸諱言，對西方學術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中國經濟學界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能力。主流經濟學歷來是大國經濟學，未來的中國經濟學應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構建一個立足中國國情與當代中國實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國的經濟學者該如何承擔歷史賦予的責任？這是值得學界深入思考的話題。為此，經濟學專刊特邀請林毅夫、蔡昉、周文三位學者就此展開對話。
**主持人：**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成功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經濟發展之路，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蹟”，其中藴含着豐富的實踐創造和鮮活的寶貴經驗。有一種説法，誰解釋清楚了中國經濟現象，誰就能夠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方面説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説明，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足以解釋中國經濟現象。能否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
**林：**理論的創新總是來自於一些新的不能被現有理論解釋的現象，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恰恰充滿難以用現有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國際上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許多現象屢屢做出不正確的判斷，其原因應該出在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上。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在分析轉型和發展問題方面存在根本缺陷，比如，對我國雙軌制改革的前景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充滿悲觀，認為中國經濟隨時會出大問題。
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開出的藥方，中國改革就應該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休克療法，其理由是：一個經濟體要有效運行，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保證，包括價格由市場決定、產權私有、自由化、政府平衡預算。但是，我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遵從華盛頓共識，而是推行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開放，對沒有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立即私有化，而是繼續給予轉型期的必要保護。由此，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底子薄的國家維持了30多年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創造出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
**蔡：**最主要表現在對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的理論解釋上。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不在於數學模型，而在於解釋力和經世濟民的實效。過去30多年，中國實現了世界經濟史上罕見的高速增長，創造了減貧奇蹟，經濟學在其中無疑發揮了積極而顯著的作用。
理論成果看上去是滯後於鮮活的實踐的，但許多學術成果和對實踐的總結，有助於在頂層設計中幫助決策，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是為什麼經濟學能夠成為“顯學”的原因。西方經濟學也講發展理論，也講制度變遷，但中國的經濟改革並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歸納的那些教條——如“華盛頓共識”，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着眼於“三個有利於”，選擇了頂層設計、“摸着石頭過河”和地方政府與羣眾實踐相結合的漸進式改革方式。中國經濟學者如果能夠對此進行很好的總結和理論提煉，就是打破了西方經濟學“神話”和“圭臬”的經濟學理論創新。
**周：**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但在實踐上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蹟，在理論上也有很多豐碩成果。比如，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認識過程，就體現了中國經濟學者的理論創新。在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政府與市場是此消彼長、相互替代的“零和關係”，而中國的改革和經濟增長實踐則證明了兩者可以是互補的“正和關係”，林毅夫教授把它精煉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再比如所有制結構理論、價格雙軌制理論、收入分配理論，這些都是對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貢獻。
從科學性和成熟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學理論或許在西方經濟學者看來是難以理解和認同的，但經濟學作為一種入世的學科，經世致用才是其目的和本質。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一直以中國人能理解的語言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以西方經濟學界對科學完美性的標準，是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水平和成就的。但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巨大變遷，本身就證明了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成功。
**主持人：**三位都認為應該總結中國經濟實踐當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並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做出系統性的經濟學理論總結。能否這樣理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從中國發展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經濟理論，可能更側重於發展與轉型，因而也更能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借鑑作用？
**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非拉各個發展中經濟體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追求國家現代化。當時國內知識界普遍有一種認識，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積極到西方國家學習，希望把西方理論拿回來運用，幫助我國實現現代化。但仔細研究過去70年的歷史，至今還沒有發現有哪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理論去制定政策並讓國家成功的。極少數的幾個成功的國家或經濟體，他們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時，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發達國家的理論是總結發達國家的經驗而形成的，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不一樣，因此這個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其實，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也不一定適用，所以才會有舊的理論不斷被新的理論替代的情形。
現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跟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條件是比較相似的。中國經濟學家根據中國的成敗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借鑑意義會比發達國家的理論要高很多。
**蔡：**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是從特有的國情出發的，避免了生搬硬套，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值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成為一般性規律，並以此豐富經濟學知識寶庫。
與此同時，中國的實踐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有諸多共同之處，有大量成功經驗和走彎路的教訓，值得用科學的方法提煉、概括和抽象，創建更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的發展經濟學。例如，中國減貧扶貧的成功經驗為世界矚目，也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羨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而著稱。雖然“華盛頓共識”在國際經濟學界廣受詬病，但只有中國經驗能夠提供另一種成功的選擇，中國學者有責任把這些經驗從工作層面上升到理論高度。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理論化，否則傳播的範圍就不夠。
**周：**中國奇蹟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在這個人類經濟發展史的奇蹟背後，一定潛藏着當代主流經濟學沒有完全涵蓋的經濟邏輯。對“中國經濟學”的呼喚，不僅是對更具解釋力的經濟學理論的一種訴求，更是對經濟學整體普適性提升的一種渴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學必須順應經濟學發展趨勢，既能對特定的中國問題做出現實性的解釋，又能推動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進而推動經濟學理論的整體進步。
**主持人：**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為經濟學理論的成長與創新創造了肥沃的土壤，但中國經濟在實踐上的探索遠快於經濟理論本身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和學術創新還明顯落後於實踐和時代的要求，經濟學者們依然任重而道遠。展望未來，應如何發展新的經濟學理論，引領中國經濟實踐朝着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林：**20年前，我曾發表了《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這篇短文，倡言以規範化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本土經濟問題，並斷言若能如此，不僅可對我國的改革發展做出貢獻，也可以對世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
經濟學理論是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套邏輯體系，要推動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首先必須把要解釋的現象理解透徹，弄清楚哪些是產生我們所觀察到的重要、錯綜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背後的主要經濟、政治、社會變量，然後才能構建一套簡單的邏輯體系，説明這些重要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此來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因此，吃透所要解釋的經濟現象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第一步。
在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學習掌握現有西方經濟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必要的，但在運用外來的現成經濟理論來分析、理解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時，切忌生搬硬套。只有經過“創造性重構”的思維過程，弄清這個理論所舍象掉的社會變量在我國同樣是無關緊要、這個理論所抽象出來的幾個變量在我國同樣是重要的變量時，這個理論對我們的經濟實踐才會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近年來，國內每年發表的經濟學論著可謂不少，但到現在為止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在國際上沒有得到多少承認，少數做得較好的也被認為是在為外國學者整理資料。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當然不只一端，其中之一是：改革開放前，經濟學界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在現有理論上有多大的創新。改革開放後，思想上的禁錮一旦消除，理論界便出現了一片空白，經濟學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學習、引進西方現有的理論成果上，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雖然近年開始有經濟學者對我國的經驗、現象進行總結，但還止於描述的階段，因此只能得到國外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的重視。
**蔡：**中國經濟實踐與經濟學理論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實踐經驗乃至教訓是理論創新的土壤和養料，所以理論看上去有一定的滯後性；另一方面，理論討論往往是在實踐決策過程中發生的，既是受實踐檢驗和審視的過程，同時也是指導實踐的過程。固然，理論抽象有賴於方法論的規範化和創新進步，這需要學習借鑑當代經濟學的一些成果，尤其是一些具體的技術和方法，但中國特色的偉大實踐需要中國特色的理論出發點和方法論。
對於中國經濟學者來説，應該克服兩種傾向：一是避免過度數學化和計量化。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也是人文科學，既要見森林（統計數據），更要見樹木（現實生活中的人）。因應最廣大人民羣眾的需要，才能創新經濟理論。二是避免把工作中的觀察等同於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終究是一門科學，是社會科學中最接近經驗科學的學科，因此要按照學科規範來分析問題、抽象出理論，用正確的方法進行檢驗，最終用於解釋和指導實踐。
**周：**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進行闡釋和論證的過程。因此，中國經濟學理論取得的豐碩成果，更重要的來源是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偉大實踐。中國的發展奇蹟使中國學者具有運用自己的經驗檢驗已有理論、創造新理論的底氣和發言權，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已進入了全面自主創新的新時代。可以預見，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經驗基礎上對經濟學基本理論和規律的新發現，必將匯聚成經濟學理論範疇和體系的新革命，為世界經濟學寶庫增添中國財富。
應當承認，與時代和實踐的要求相比，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和創新尚顯滯後。一方面，基礎理論的研究相對薄弱，比如，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缺乏基本規範，存在不少片面、模糊甚至混亂的觀點；再比如，研究方法創新不足，缺乏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運用。另一方面，在引領經濟學發展方向上缺乏厚重的理論支撐，引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常常對外國理論生搬硬抄、拔高甚至神化，並以此標榜甚至“自以為”站在了世界學術前沿。一些學者慣於用西方的概念來裁剪中國的社會現實，將中國豐富的實踐和創新變成解釋西方理論正確性的註解，習慣於在西方理論的“籠子”裏跳舞。
**主持人：**中央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經濟學如何在理論上全面系統解讀新常態？進一步地，新常態的提法是否可以看成是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蔡：**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從經濟學理論創新的角度看有兩層重要含義。第一，它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工作系列重要論述中，體現全新認識論的一個範例。新常態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階段的判斷，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現階段中國國情，還是更積極、奮發向上的集結號，通過強調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幫助我們科學理性地認識過去、把握今天、決定未來。第二，新常態這個概念內涵十分豐富，從科學判斷經濟形勢出發，提出了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要依靠改革、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增長動力從生產要素投入驅動型，轉向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由於這個理念既具有經濟學的抽象力，有助於我們預測未來，又具有經濟政策的實踐力，所以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大創新。同時也是一個將會通過實踐不斷得到檢驗、豐富、完善從而與時俱進的理論。
**周：**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概念，當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正式宣佈了對中國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階段的判斷。並明確提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這是中央對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正式界定，對經濟新常態的特點、發展理念、增長動力、增長結構和未來態勢進行了初步論述，基本形成了“新常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並總結了進入新常態三年來的經濟實踐，奠定了未來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可以説，這是經濟學理論的又一次創新。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説明對一國經濟發展的研究不應只關注短期的熱點問題，應該更加註重研究長期發展的問題。新常態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是在各種要素稟賦、發展趨勢、外部條件和環境已經或正在發生諸多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經濟體內在機制發生自組織變化而進入到一種新的均衡狀態。我國提出經濟新常態的研判，就是強調經濟發展要關注經濟體內在因素與外部條件發生變化的過程、相互作用的機制與變化的方向。因此，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提法可以看成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創新。
**主持人：**如何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説”？
**蔡：**十八大以來黨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新舉措，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實踐，也形成了大量新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理論來源於實踐，正確的理論又反過來指導新的實踐。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面臨的任務、應該遵循的原則和應該努力做好的工作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真正立足於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實踐，把從國情出發作為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出發點。越是中國的才越是世界的，從國情出發上升的理論，不僅對我們自己的實踐具有切實針對性和指導意義，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更有借鑑意義。
第二，實踐經驗有時來自於個別事例，或者分別表現為個別事例，只有揭示每一個事例和每一項經驗背後的一般規律，才能昇華為理論，否則也只是經驗的堆砌，指導意義就被降低了。
第三，理論應該具有鮮明的時代感，我們所要創立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指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理論，它必然與以往理論的發展一脈相承，更要求達到指導我們今天和明天新實踐的時代高度。
**林：**我國經濟學研究的成果要國際化，不應捨近求遠，而應以本土問題為入手點。研究對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於我國經濟科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化外，還將使我國的經濟學家更有可能對我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貢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經常是在現有理論解釋不了某一特定社會的經濟現象時發生的，因此，即使是對國際思潮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理論，在本質上也是某一特定社會的本土化理論。對我國目前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許許多多現象的解釋和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有待於我國的經濟學家從本土現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論來，這樣才能較好地説明產生這些問題的背後原因，並找出最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周：**實踐是理論的源泉。改革開放30多年的艱辛探索，為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説”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目前至少已經形成了諸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論、“三個有利於”標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公有經濟主體論、按勞分配與要素分配結合論、經濟新常態、五大發展理念、對外開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不同於西方的、原創性的中國“術語”，是構成中國經濟學話語體系和學術範式的顯著標識。
**主持人：**未來的中國經濟學如何走向世界？能否構建一個全新的中國經濟學學派，進而能夠在世界學術界起到引領作用？
**林：**社會科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決定於被解釋現象的重要性。進入近代社會以後，各國的經濟關聯十分密切，發生在大國的經濟活動不僅影響大國本身，而且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發生重大影響。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強國家的經濟現象，並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就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英國當地人，就是旅居英國的外國人。20世紀30年代以後，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原因就在於，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體是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
我判斷，最慢到2025年，即使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25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是美國的1.5倍或者更高。隨着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會是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現象，解釋這個經濟現象的理論會是最重要的理論。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轉移到我國來，並迎來中國籍的世界級經濟學大師輩出的時代。並且，來自於我國的理論創新也會對其他面臨和我國相似的條件和挑戰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借鑑，幫助他們擺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蔡：**最富有史詩意義的經濟發展實踐，是經濟學發展的動力，把經濟學研究推向了一個又一個高峯。我們從未如此地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偉大的實踐呼喚偉大的理論，對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經濟學的需求必將越來越強烈，不僅將用來指導中國長期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實踐，而且會在世界範圍內成為經濟學的主流，成為我國的一種軟實力。
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求我國各級幹部深刻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其次要求我國經濟學家站在世界經濟學科發展的前沿，進行創新性的探索，否則中國奇蹟就只能停留在經驗層面而達不到理論的高度；最後要求中國的經濟學家及其成果要有更高的標準，胸懷更大的使命感，引領國際經濟學前沿。
**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不能侷限於簡單歸納和總結髮生在中國的、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須發現不同於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這種前提性的差異深藏於文化的差異之中。我國五千年曆史的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差異，中國經濟學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國經濟學的根和土壤，中國經濟學研究應把東方文化的精髓作為哲理性的範疇引入研究框架和範式，這樣才有助於推動中國經濟學跨上一個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領發展的高度。
此外，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要儘快扭轉只在“西方籠子裏跳舞”的傾向，立足中國現實，提煉中國問題，借鑑國外，融入國際，正確總結“中國理念”，科學概括“中國經驗”。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引領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