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練：發掘新型全球治理體系中的經濟增量
【本文為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青年學會舉辦的，“全球治理格局的變化與中國道路的未來”研討會發言稿，感謝主辦方和作者賜稿。****】
謝謝主持人，因為剛才前面幾位老師主要是從理論上，我這個發言可能會範圍廣一些，會涉及主要是現實中的一些問題，用現實中的案例來説明我們面臨的新型全球治理體系這個態勢。主要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國際政治經濟背景。這個應該我屬於班門弄斧，我不是學國際關係，這是根據這幾年感受到的變化做了一個總結。中間一個部分主要講的是經濟增量，以及支持它所需要的金融體系，屬於現實中的一些案例思考。第三部分我認為是在中國引領的全球治理體系下不可避免的一個東西，是和現有西方主導議程銜接的問題，在當前西方塑造的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中是“話題之王”，就是氣候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
第一個我根據個人的一些總結，勾勒了一下二戰後的幾個國際體系。我認為有三個國際體系，第一個是冷戰體系，我們教科書上都説過的。第二個我們教科書沒怎麼寫，但是我認為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而且現在已經結束了，就是華盛頓共識體系，從1991年蘇聯解體開始，一直延續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第三個就是我們現在在不知不覺中進入的一個新的體系，有人稱之為中美兩極體系（金燦榮）。前兩個體系實際上我認為在技術、經濟上有相互銜接、因果的關係。在雅爾塔體系下，也就是美蘇冷戰的背景下，這個時代出現很大的特點，那就是積累了大量基礎的科研技術，這是國家支持的，比如美國的DARPA。這些積累事實上為第二個時代，也就是經濟放任自由主義主導的時代的提供了技術基礎，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上。但到第三個時代就出現了問題，這便是因為第二個時代由於傾向於大規模的自由放任，出現了信息技術大規模普及和金融虛擬的經濟大規模爆炸式發展，但同一時期又沒有進行雅爾塔時代那種戰爭威脅下促發的技術基礎積累。所以今天這第三個體系，中美體系下的困局便出現了：我們找不到生產力下一步發展的支點。
當前這個新體系體現為兩極多強，其中一極（美國）傾向於收縮，另一極（中國）在嘗試性的進行擴張。原來主導的西方世界在技術進步上後繼乏力，貨幣和意識形態方面，全世界都處於迷茫的狀態，處於混亂狀態。那麼這個新時代，除了中國以外，兩類國家的特點，我概括為：發達國家統治能力弱化，發展中國家從2014年開始出現分化。發達國家的國家能力弱化體現是它們在國內缺乏創造經濟新增量的話題，在國際上表現為從一些熱點地區比如中東地區開始退出，我認為這和之前説的20年放任自由，沒有新的基礎科研積累有關係（DARPA21世紀以來的積累，代表成果是軍用無人機，民用不多），精英能力蜕化了，主流文藝化了，新一代保守派領導人還在萌芽，而且和西方社會鼓吹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確要求不符合。西方國家這種危機自發催生新現象，比如前沿的基礎設施、基礎科技的創新，正在轉移給一些自由派的企業，比如説谷歌、facebook等，和當年的貝爾實驗室、DARPA不同，它們是超國家的，意識形態上傾向於西方左派（Liberalism）。
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分化，這和我們很有關係。因為這正好發生在我們剛剛提出“一帶一路”的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分化表現為幾大地區往不同方向走，其中大部分趨勢不好。中東地區出現了碎片化的趨勢，多家競爭會把油價拉在低位。拉美左翼時代，即“資源紅利-福利發放”時代已經結束，這兩天阿根廷、委內瑞拉都已經發生問題，未來巴西大變也是大概率事件。獨聯體國家，包括俄羅斯和哈薩克，將更加深度的依賴於境外——也就是中國的需求。俄羅斯成為和舊秩序西方主導國家衝突的先鋒。那我認為最具有影響力、潛力作為全球經濟增量，作為工業化擴大化的增量的，主要是一些人口眾多，工業化起飛的國家，集中在南亞東南亞和非洲東部，代表是四個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四個國家現在人口是17.5億，到2030年，人口可能到23億。此類國家特點是埋頭經濟發展，以個人發財致富為社會的崇尚方向，另外大部分國家政治上出現強人或強階層，比如印度莫迪、人民黨，埃塞埃革陣等，非常類似於我們九十年代初。但這些國家是被西方忽視的，或者混淆於出現麻煩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印尼的貨幣貶值，其實和俄羅斯、巴西的貨幣貶值性質不同，是有利於本國的（促進出口），差別就在於兩印是工業化起飛的，越來越多東西本地產，而俄巴則浪費了十多年機遇期，很多製成品要進口，西方分析師沒有分析這一點。我們“一帶一路”要在審慎思考保證中國引領地位的前提下，順勢而行。這就是當前的國際秩序變化背景。
在這個新的背景下，我們談一談經濟增量。因為現在中國經濟不景氣，我們需要尋求一個新的經濟轉型模式，這就涉及到經濟增量，沒有增量的話是找不到投資方向和社會發展方向的。預測未來是有很大風險的，今天只舉一些觀察到可能意味着中國國內、國外新一輪經濟增量的產業案例，另外説説要實現它們需要什麼樣的。
先説國內。
第一個例子是天然氣產業上下游基礎設施。大家都知道歐俄之間今天在天然氣上形成了一個政治經濟上下游格局，這其實是前蘇聯時代，蘇聯用西德提供的貸款和技術造了幾條管道（主要是1984年的北極光管道），而後奠定了今天的歐俄天然氣經濟格局基礎。那麼，在今天中國中亞天然氣ABCD管道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西伯利亞-力量”管道等多條通路建成之後，也會形成類似的格局。在下游，比如管道末端，中國可能會複製歐美髮展的路徑，可能會出現一批投資，像儲氣站、調峯電站等等。城市燃氣會大應用。現在天然氣板塊正在靜悄悄的發生很多大事情。這是一塊市場樂意參與的經濟增量。
第二個例子信息基礎設施。我不是説信息消費本身，而是説移動互聯網迅速擴展的時候，所有人們終端在進行簡單操作的時候，背後都是一個巨量的存儲和通信的需求，它是要消耗能源的。而現在人們出於用户習慣及互聯網界的慫恿，信息形態對應數據是越來越大的，從文字到圖片到語音到視頻。華為就是看到這個趨勢，在通信、存儲上發力，“太平洋那麼寬的鐵桶”就是説傳輸能力。舉個例子，存儲方面，從大城市的郊區到北方偏遠地區，建設數據中心的需求將迅速提高。數據中心能耗，2009年364億度，2012年660億度，佔當年全國工業用電量1.8%。這幾年估計絕對量又在提高，佔全社會能源消耗比例估計提高的更快，以後還會升，到5%乃至10%不是沒有可能性。
上述兩個説的是社會資本可能願意參與的增量，還有一些社會資本不願意參與的經濟增量。比如説主要是一些沒有能力和無利可圖的增量，我這邊提出一些事關根本經濟學理論的看法：有些東西是不可能按照商業模式來進行的。國內這兩年非常熱的一個模式叫PPP模式，但事實上在社會上反饋不是很積極的。我覺得原因是在於我們國家對於這個新型的模式還沒有很充分的理解。第一，如果是可行的項目，搞PPP，只有財政部等政府主推者自己承擔劣後級LP，社會資本承擔優先級LP，至少這麼保證一段時間，PPP才可能推得動，否則社會資本是逐利的，對於這種大型項目（PPP通常比普通商業項目設計金額要大），風險未知，企業家又不是傻子誰會參與，只有做好了一些，看到劣後級PPP也有的賺，還不錯，政府親身示範了，這時候企業家來參與，機制才轉的動。第二，可以適用於PPP的項目也是有限的，不是像想象的那麼美好，目前來看，城市出租車、城市燃氣、核心地塊的道路基礎設施（一定要有商住地塊補償）比如市政府搬過去的新城市中心，這是可以PPP的。其他項目是難以PPP的，有一類典型項目我稱為巨型基建項目，比如説港珠澳大橋，它在物理上和技術上具有必要性，因為它能夠拉動中國技術能力的提升——全人類也需要這種“練手項目”，但在經濟上它是不太可能有盈利。前幾年知名的杭州灣大橋，這麼核心的地區，浙江一些民營企業被忽悠進去，投入幾個億，能分紅的時候每年50萬，還有大量不能分紅的年份。所以這一類東西不宜搞PPP，不能陷入PPP模式的迷信。目前國內這種巨型基建，比如在建的幾座跨海大橋，主要是地方政府擔保的特殊平台公司+商業貸款，其實是不可能還本付息的，連付息都難——結果都是新債還舊債，債務存量越增加越大，中間形成的一些貨幣就通過信託等過橋窗口漏出去，又去玩純金融虛轉了。應當預見到這種結局，把巨型工程改成“貨幣注入窗口”，定期銷賬轉化成中央銀行持有的國債。德國三十年代是有這個經驗的，他們搞過Mefo Bills。搞出來的經驗，因為當時依靠這種經驗造了120億馬克的貨幣，修建了世界第一個全國的高速公路網。
如果説新巨型工程及金融方法是增量。現有存量債務也是一個問題，這就是當前國內重型工業過剩產能的消化和相關金融債務的處理問題。在實業層面，過剩行業一定會發生行業重組，水泥快一些，鋼鐵慢一些，會有四五年時間。金融層面則是金融債務的消化問題。需要意識到，現代貨幣體系跟債務是緊密結合在一塊，如果簡單的消除債務，有可能導致貨幣連環的消失，這會導致一個經濟上的“黑洞”，日本90年代後就深陷這個麻煩。如果“黑洞”產生——經濟自發傾向於收縮，表現為掙扎着“還債”，越還債社會貨幣越緊縮，越不景氣，這對我們中國摸索新的國際秩序，搞“一帶一路”都是非常危險的。
我認為我們國家在九十年代末到21世紀初金融體系的改革可能對下一階段處理債務問題會有借鑑作用。這個經驗需要總結，而且要再次使用。現在低估了當時金融（銀行）改革的意義，其實這次改革對人類的啓發意義應該要記入世界金融史書的，是很經典的高明操作。從90年代末四大行“技術性破產”到2005年完成改革，2005-2007年陸續上市造就世界前幾大銀行，本質就是兩步：第一步，充分抓住現代貨幣的特點，空手造出來一批貨幣形成新的銀行股本；第二步，所謂剝離不良貸款，事實上沒有剝離，是通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隔離”，然後通過經濟的擴大，一邊擴大分母，一邊有些資產比如煤礦、裝備機械廠就變活了，債務就輕鬆還了（或可週轉了），不良貸款就迅速下降了。有個美國人，在90年代末在中金公司乾的，參與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寫了一本我們業內稱之為“奇書”的《紅色資本》，這本書忠實記載了每一個操作細節，但他的每個解讀都是錯的，因為他是按照美國今天的標準去理解我們中國模式的操作，所以他的理解都是錯的。
再説國際上的經濟增量。
可能可以從技術進步、經驗平移兩方面來説。技術進步可以從近期一個案例看出未來端倪，2015年10月公告，中國聯通和喀麥隆電信開始參與西非-巴西的跨大西洋海底光纜的建設，華為海洋蔘與，這個案例代表着國內運營型企業開始成為全球企業，帶動國內醖釀多時的裝備製造業在新的挑戰性環境下去建設、運營。
經驗平移，主要是順應時代潮流，在上面提到的那種工業化起飛地區有所作為。但要成功，一些基礎性的制度問題我們是必須要弄明白、解決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貨幣創造問題。我們今天提出“一帶一路”，其實這種跨國設想有很多歷史上的先例，主要集中在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他們的經驗總結，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不可能是通過貴金屬貨幣完成的，都要依靠在當時看來非常大膽的金融創新來實現。以前説列強在全世界擴張，帶來兩個東西，一個是鐵路，一個是銀行/債券。美國南北戰爭後兩洋鐵路，俄國搞西伯利亞大鐵路，前者有債券、股票、銀行，後者搞了俄亞銀行。鐵路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銀行是金融創新的代表。放到今天，我們不可能靠所謂“3-4萬億的美元的外匯儲備”去建設“一帶一路”的，這如果對標19世紀末，那就是拿着貴金屬貨幣去建跨國鐵路（當然現代外匯儲備沒有近代貴金屬貨幣檔次那麼高）。而且今年以來的動向，證明外匯儲備是非常脆弱的，一年就減少5000億美元以上，海淘、出國旅遊、一些有錢人恐慌轉移資產、中國企業拿着外匯去境外投資，都是形成趨勢的，快速消耗外儲的。真的要走一帶一路，只能是我們用自己創造的貨幣——各種層面的人民幣去操作的，我歸納了四個層次貨幣金融方面要實現的突破。
（- 人民幣成為跨境（實體）經濟建設中的重要週轉流通貨幣，成為永不枯竭的貨幣創造源泉
- 開發性金融引領的跨境人民幣貸款大規模出現（目前主要是跨境美元貸款）
- 部分國家（主要是人口眾多且進入工業化起飛階段的國家而非資源型國家）的貨幣與人民幣形成穩定匯率關係，帶着有潛力的國家飛而不是被註定要沉淪的國家拖下水
- 中國的銀行在東道國參股、控股一些本地銀行從而形成本地貨幣創造實體，複製中國本地銀行的商業模式）
這四點突破概括起來是實現人民幣主導金融體系。舉個現實例子解釋上面的四點，比如第四點，現在提出國際產能合作，國際產能合作中國有豐富的經驗，但缺乏總結。協會的青年會員董筱丹寫了一本書，《蘇州工業園區二十年總結》，這本書我概括起來一句話，那就是建園之初，1995年，新加坡認為的吸引加工型企業投資，然後進行工業生產，靠工業地產地租進行滾動開發是不可能運轉起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是隻有由國開行進行系統支持之後，用商住和工業地產雙重驅動，才可能把它做起來。國內的典型公司如華夏幸福，就是這個模式。這放到海外，就意味着只憑非銀行的實體經濟企業比如開發區公司，去海外——即便地理位置很好——開發，是獨臂難支的，只有工行在當地有一個落腳點比如兼併了一個銀行，然後搞開發貸款，在合適的時候當地城鎮化又起來，銀行有個貸產品，這樣就能滾動了，這時候工業園區也能搞好，配套商住地產也自然起來，人口匯聚，市場活力就起來了，中國製造型企業也樂意進去了，羣聚效應的良性循環就啓動了。
需要強調國家選擇問題。如前面所説，未來世界經濟在工業化橫向平移上的主要增量是在人口密度高、政治穩定、全民追求財富的國家。這些國家會呈現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三化”同時爆發的趨勢。當然會有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包括潘維老師提到的青年人崇尚抽象民主的概念彌散化，帶來社會動盪的情況，這會給在工業化過程造成一定的不穩定，但是我認為這些國家總體還是以發展為主導的，要不穩定也是先在沉悶的發達國家和有問題的發展中國家先爆發。“三化”起飛型國家還是機遇大於風險，舉個典型的案例，從2014年年中開始，印度互聯網行業開始爆炸式的發展，未來很可能成為互聯網領域全球第三極。未來很可能發展中國家會充斥印度式英語互聯網文化和中文互聯網文化，前者是文化呼應，後者是好找工作。印度現在趨勢、氣勢非常好，估計要擋是擋不住了。不能帶着意識形態化的老眼光（包括公知無知的崇拜印度民主和網友反彈的一味認為印度落後）看印度。中國未來最大的問題是印度，30年後，可能中印關係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迫切需要“知印派”。
最後一個話題，我想説一箇中國今天政策上比較重要性的一個命題，就是“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命題。我們提出“命運共同體”，提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共同體其實正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典型話題，必然會涉及一些國際公共命題。這裏面明辨真假命題是很重要的，你不知道，瞎做，風險很大。你提出要建設新型全球治理體系，那現有西方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的命題是什麼關係？簡單接受可能會很危險。現在西方塑造成型的“國際治理體系”，命題之王就是“人類活動會導致全球變暖、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這是一個大殺器，因為這是一個“末日模型”，封殺掉你人類希望的。全球變暖、氣候變化説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這和因為我們今天説國內環保關注焦點——霧霾還不一樣，霧霾治理和碳減排是兩回事，如果只是治霧霾，那還是加一些環保裝置把顆粒物降下來，還可以發展，成本高一些。要是説二氧化碳是壞東西的話，那就不要工業化了，中國要退化，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都不要搞了。所以這裏面隱含的政策含義是非常危險的。但今天這是西方主導的，在全球搞政治正確，壓制任何反對聲音的超大型社會運動。這裏我想快速的勾勒一下它是怎麼演變到今天的，核心要害在哪裏？
首先是這個命題、這個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在八十年代之前，是沒有全球變暖這個公共命題的，七十年代的時候人們主要談論的是全球變冷。自西方有系統性温度記錄以外，世界的温度大概有25-50年的單邊變化，先暖50年，大概從1890年到1940年，再冷30年，從1945年到1975年，再從1978年開始變暖直到1998年，21世紀後是顛簸，2009-2014年冬天很冷。那麼這個命題怎麼冒出來的呢，原來是70年代討論“全球變冷”的幾個主導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時候開始轉向全球變暖。因為這些人都是有末世論色彩的，只不過70年代説天氣變冷，認為是西方工業化的煙塵擋住了陽光，會“擾動自然界”帶來小冰期。同樣的方法論在80年代就成了人類的二氧化碳會有温室效應帶來變暖。到1988年的時候，這個運動正式成形，成立了IPCC組織，通過1992年召開聯合國里約大會，形成了一股全球性運動，主要核心是美國和英國，美國是以戈爾為核心，主要是民主黨。PPT上這個人叫漢森（James Hansen），這個人是戈爾的最核心的骨幹。這是戈爾，戈爾並不是2000年總統失敗才改行幹這個的，他年輕的時候就是主力，是整個民主黨9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塑造的主力。這個人叫霍頓（John Houghton）,是英國的核心，是英國80年代末氣象局的局長，他的骨幹是英國的東英吉利亞大學的氣候研究中心（CRU）。然後他們搞了很多的宣傳工作，但這個宣傳工作再浩大不能證明人類歷史上近代以來温度在系統性升高。左下角這個是第一次IPCC報告所還原出來的過去一千年的氣温的變化，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很高的中世紀暖期和很低的明清時期的冷期，這個我們國家竺可楨説的物候學是一致的。所以這個運動它科學基礎是缺失的，80-90年代古氣候學就那麼些科學家，大部分是不贊同他們這種草率的運動的。也因為它沒有科學基礎，所以美國就敢不籤，美國共和黨這一派説你這個東西是有爭議的科學，我不承認。
那麼事情是怎麼解決的呢，1998年的時候冒出來一個博士，美國賓州的新任教師，叫曼恩（Michael Mann）。我們中國人要認識氣候變化，一定要知道誰是誰（Who is Who），這個曼恩就是氣候變化運動裏的核心人物。他怎麼成了整個運動科學的核心的，關鍵在於他“科學擬合”出來的一條曲線，這條曲線叫曲棍球曲線。説全世界千年以來，到1900年都沒有波動，上下起伏不大，自一到20世紀就往上走，然後在和記錄的實際的温度結合在一塊，看起來好像挺貼合的，所以得出結論：世界温度從20世紀快速上升，人類的工業活動會導致氣温的系統性上升。這個東西一弄出來，所有核心人物都在用，這個是霍頓2001年在上海公佈曲線成果，然後這個東西就作為IPCC第三次評估（2001年）報告最核心的部分放在最開篇，説這個是全球變暖的系統性論據，主將戈爾在2006年搞了一個《不可忽視的真相》紀錄片，他在裏面也用這個作為核心道具，搞碳運動，姿態是很重要的，宣傳是核心。
結果這個事情就引發了專業人士的興趣，這個曼恩做擬合，核心是統計學。於是2002年冒出來一個加拿大的工程師麥金泰爾（Stephen McIntyre），要到原始數據，他發現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曼恩是用一些原材料數據（時間序列）是把1000年來的温度給“擬合”出來的，他把所有的擬合樣本標準化量綱後一加總，發現它基本是一個噪音，不是下面迴歸出來這個曲線。統計學的嘗試：原始樣本大部分是什麼樣，擬合出來結果也大概什麼樣。你曼恩怎麼就把一堆沒規律的東西擬合出一個曲棍球出來呢？所以這個事情，概括起來可謂“巨大的社會運動需要一個能夠説服人的科學基礎，而這個科學基礎的細節是一個魔鬼細節，而這個魔鬼細節是讓人發笑的錯誤”。我們通俗的説清楚這個魔鬼細節，擬合的“歷史温度曲線”是拿一些叫做“相關變量”，比如説古樹的樹輪的寬度的時間序列來作為原始材料的，此外還有些泥層、冰層層次寬度序列等。這些作為原始材料的時間序列因為單位、量綱不一樣，就需要標準化，也就是要減掉平均值，再除以標準差。所謂擬合，就是讓標準化後的各個樣本，各個樣本給一個對應權重，比如1%（不同樣本權重不同，有一個確定它權重（重要性）的統計方法，英文叫PCA，專業名詞叫主成分分析法），然後加起來，得到一個權重加權結果，就是擬合出的温度曲線。
在標準化的過程中，按道理應該當然是減掉整個序列的平均值，曼恩這裏就是1000年的平均值，結果曼恩只減了最近近一百年（1902-1980年）的平均值，這麼一個技術性的序列值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呢。曼恩這個原始樣本池子裏面，大部分是噪聲或“幾”字型的（就是八九百年前有一個大突起的，如果認為和温度有正相關那就是中世紀有個大暖期），有極少部分是翹起來的曲棍球曲線。結果這麼一剪就使得這極少一部分的曲棍球曲線賦予的權重特別高（編者注：為什麼會這樣見註釋），比如説90%，剩下的幾百條樣本，總共只有很少的權重，比如説10%，這麼一加，那肯定是曲棍球型樣本的形狀支配了最後擬合結果了，自然就得到一個最後曲棍球曲線。
這裏舉一個調查中發現的例子，説明上述“魔鬼細節”的影響嚴重到什麼程度，上面這個樣本屬於曲棍球曲線，下面是噪聲形狀，按照曼恩的加工方法，上面樣本的權重是下面的的390倍。支配出這樣曲棍球形狀的樣本，有15個，這15個樣本全部採樣自於美國西北部俄勒岡州一座山的山坡上。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你這個氣候變化的核心科學證據是嚴重錯誤的科學笑話。所以這個東西就在美國引發了學術戰爭，美國眾議院在2006年做了一場學術辯論，然後做了一些調研，發現這個氣候圈的核心是高度緊密互相連接的幾個小集團組成的，中間有很多系統性打壓的事情，尤其是打壓這個曲棍球問題的真相披露。國內基本沒有報道，除了2010年，在潘維老師的雜誌上，刊登了搞地質科學的黃為鵬博士的文章，叫《曲棍球杆曲線、氣候泡沫與氣候政治的未來》。右邊這個圖是仍然按照曼恩的原始樣本，也按照他的加工步驟（這些加工步驟也是有問題的），但在標準化上按照正確方法進行處理後的結果，實際上你可以看到，人類工業化時代開始來，世界上並不存在系統性變暖的現象。喜歡搞社會運動的人，科學一定是不嚴謹的。統計學家評價這個事情就是個偽科學，和19世紀顱相學、優生學差不多。所以我們説中國人要接觸全球治理體系，不瞭解對方在説什麼，爭什麼是不行的。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爆出一個“氣候門”，説的就是曲棍球杆曲線為核心，曼恩和東英吉利亞大學這美國-英國的運動內學術中心如何打壓另一邊的學者的郵件。如果你不知道曲棍球杆曲線來龍去脈，那氣候門你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你自然而然就被氣候運動的主導者牽着鼻子走了。因為這個事情在西方是政治正確的，曼恩是要保護的，尤其是英國。
不過2009年之後，由於世界出現了很多其他事情，比如歐債危機等，西方的氣候變化運動是進入低潮的。但是到2014年開始又出現高潮，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來了，中國人有要自己要搞碳減排的意思。氣候變化這個事情總體是壓制經濟的，只有一個利益點，就是碳交易。2005年-2009年，碳交易嘗試搞過一陣，但後來崩盤了，碳交易者作鳥獸散，最近一年多，原來的碳交易從業者又開始雲集北京，準備開始中國國內的碳交易。所以這個事情現在變得非常複雜，核心是中國的態度。前幾天結束的巴黎氣候大會，搞了個勝利大會的結尾，其實是自我安慰，因為協議是各國要努力完成自己承諾的減排。現在歐美下一步很可能是保守派（美國是共和黨）執政，會對這個事情有保留，印度莫迪已經公開説了，這對印度就是一張廢紙，現在印度成了世界發展中國家要爭奪發展權利的代表了。中國從大會代表表現來看，有點我發展就雙手贊成碳減排的意思，這是不好的，因為如果有機會主義的心態，那就意味着你遲早要陷進去——而你自己跳到坑裏去的時候歐美根本就不搞了，結果自己把自己給坑了。我預期，未來這個命題，焦點不會在中西之間，而是在中國內部出現，有人想推動碳交易，這對下行中的經濟當然是個大負擔。
另外一些優質企業，比如國家電網、比亞迪，現在被氣候變化運動NGO依附，也是很危險的，因為你特高壓傳輸的電、混動汽車用的電，也是火電為主，分分鐘NGO就會翻臉説你是“偽環保”。而在境外，你跳上這個規則，“一帶一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可行的就是火電和大型水電，你要接過西方這個命題，這些都搞不了了。我認為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尋求新的經濟增量，一定是要需要突破西方設定的天花板的。西方的全球治理體系理論是有問題的，這幾十年他們自己停滯，發展中國家也不讓發展就是證明。我們中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成為唯一亮麗的增量。我們的經濟轉型升級也不是去工業化，尤其不是按照西方命題來搞“去工業化”。最後，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真理，對西方形成全球治理體系話語進行去偽存真，復活一批被壓制領域的技術，解放生產力。我的講話就到這裏。好，謝謝大家！
（編者注：因為曼恩擬合的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這個分析的方法論很簡單，凡是波動大的樣本就被認為比較重要（計算波動大以標準化後整體方差大小來判斷），要賦予較高的權重，所有標準化後的樣本乘以權重然後再加總記得到擬合結果。現在假設幾百個樣本都是1000年長，如果標準化程序出錯，只減去最後100年平均值而不是減去1000年平均值，如果最後100年和整個1000年的平均值差不多，算出來的整體方差和正確的差別不大，那麼，但如果有樣本最後100年和整個1000年差距很大（比如最後100年系統性“翹起來”的曲棍球杆曲線型），那麼它在錯誤的標準化下計算得到的方差就比正確標準化下計算得到的方差大得多（因為前900年都成了高度偏離平均值的部分）。所以，曼恩的這個處理錯誤就會讓那些最後100年比整個1000年平均值有重大差別的樣本的方差一下子增大，重要性增加，被賦予的權重就很高。曼恩總共有三百多個樣本，其中有20多個樣本是這種類型的，其中15個還是同一個山上的狐尾松，就這些樣本獲得非常高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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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摹解讀：
視野開闊，點面精分，切中現實，觀點建設性充足。作者還是青年學人與親身實踐者。非常棒的文章，看了頗感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