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個人所得税應當避免不公平的工薪税傾向

2011年我國將個人所得税免徵額自2000元調至3500元后，個税起徵點連續5年“巋然不動” ，而過去這幾年來，物價繼續不斷上漲，是否修訂個人所得税法，提高個税起徵點？

其實，只要大多數較低收入者的適用税率低到1%或2%，哪怕起徵點很低，也不會對納税人造成過重的負擔。低税率完全可以滿足既有一定規模的税基也有較低的税負。但我們目前的工薪收入適用税率高達10%-45%，大大高於資產性收入税率。

個人所得税税率表

個人所得税，究竟想取得什麼效果

根本問題在於，個人所得税的税種制度建設嚴重落後，未能實現原本設想的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累進税的徵收主要還是針對工薪勞動；而對資產性所得，特別是鉅額收入大開方便之門，兩相比較，甚至可以説調節起了反效果。這遠非提高起徵點可以解決。

個税目前對工薪勞動所得實施累進税制。其中最低一檔，由於只包括0-1500元區間，從5%調低到3%的上一次修訂，完全是象徵性意義的。

資產性收入，無論幾萬元、幾百萬元，還是上億元，全都只按20%納税，甚至有些收入可以通過税務規劃合法避税，獲得低至5%-10%的低税率；

而工薪勞動者的所得，名義工資在高於3500元至4500元的分段區間內都有10%税率；名義工資兩萬元，實際税負的税率，就已經超過20%這個資產性收入税率了；名義工資幾萬元，一般來説仍然是憑知識、技能吃飯的工薪勞動者，也不能説高，但是已經要受到30%直至45%的懲罰性累進税。

普通老百姓，拿工資的勞動者，因為收入充分透明，所以只能老老實實地在繳納如此高的名義税率。獲得的收入相同，但誠實勞動的反而交税多，這並沒有體現税收的橫向公平原則。

橫向的不公平，不僅打擊了以工薪收入為主階層的工作積極性，也在某種程度上激勵他們逃税漏税，而且還加大了税收徵管成本，這給經濟效率和行政效率帶來了雙重損失。即使提高免徵額至5000元，也不會顯著改變這種橫向不公平的格局。

筆者認為，個人所得税，應當避免工薪税為主的傾向，對工薪勞動者的所得大幅減税，而把精力主要用在增加資產性收入税基，徵管那些有鉅額資產性收入的人。

這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調整累進税的調節傾向：降低和減少對工薪勞動所得的累進税税率，而設立和增加資產性收入的累進税税率，並且應該高於工薪勞動所得的税率。

工薪勞動所得的累進税税率，建議4500元以下都由10%改為2%，每一檔的税率都相應調低，而最高一檔的累進税應當從45%降低到20%。勞務報酬所得的加徵（2-5萬元税率加徵為30%，5萬元以上税率翻倍為40%）也應撤銷，歸併進工薪勞動所得的累進税税率。

全年資產性收入及其他“一次性”收入，應當由一口價20%税率，轉變為20%、30%、45%這樣的累進税税率。較少的“一次性”收入仍為20%不變，而對超過500萬元或1000萬元的鉅額淨得利，應當設定為適用45%而不只是20%的税率。

據悉，2014年個人所得税7377億元，同比增長12.9%；2015年個人所得税8618億元，同比增長16.8%。財政部稱，這主要是居民收入增長，以及財產轉讓所得税大幅增加帶來的影響。連續多年來，因為財產轉讓所得税賦增速高，使個人所得税總額的增長速度高於居民工薪所得增長速度。但有關專家均指出在淨增長額中仍然主要是工薪所得增長帶來的。

財產轉讓所得，特別是炒房獲利這樣的財產轉讓所得，目前只能適用税率20%，使得税基很大但是徵收税款卻少。鑑於實際財政問題，建議先將資產性收入修訂為20%-45%的累進税税率，在保證個人所得税徵收額總量略增的情況下，相應分3-5年按比例步驟調低工薪所得的税率。

鑑於2014年、2015年個人所得税增長都高達十幾個百分點，不妨預先將個人所得税總量增長控制在“每年同比增長5%”以內，超過則多減税。而資產性收入特別是近來增長極快的財產轉讓所得多徵收的税額，則每年可產生1500-2000億元對工薪階層減税的空間（資產性收入加累進税之初增加得會更多）。

連續3到5年，即可將工薪所得的税率降低到筆者建議的程度，工薪階層的負擔降低到合理的範圍。個人所得税也將由工薪所得徵税佔大部分，轉變為工薪所得徵税佔小部分，資產性所得徵税佔大部分。如此才能真正的體現個人所得税的公平税屬性，發揮個人所得税的調節功能。

當然，筆者認為這需要分步驟實施，並晚於税收徵管法修訂。徵管法修訂草案主要內容均為從只管企業流轉税，轉向堵住個人資產收入漏洞。

“家庭綜合税負”遠水難解近渴

現實問題是，我們中國整個社會都還沒有做好綜合税賦體系的建設準備，就算立時三刻國家不顧各種困難開了“家庭綜合税負”的退税窗口，你能拿到可退税事由的對應證據材料，去申報退税嗎？別人或單位，為什麼要提供給你這些材料？當下，他們甚至沒有法律義務必須提供給國家税務局，何況提供給你呢！

解決這種問題的《税收徵管法》新版大修草案，能否在人大完成立法仍舊是未知數。因此現在退税無法可依，遠水難解近渴。

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税，是一種簡單税，同等工資同等税額，項目簡單，計算簡單，由企業財務人員代為處理，整齊的地納税扣税，多數老百姓是根本不和税單、税務局打交道的。

向西方學習“家庭綜合税負”， 以家庭為納税單位，按照勞動工薪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偶然所得進行分類徵税，對家庭贍養老人、子女教育、按揭貸款利息等支出進行税前抵扣或退税。聽起來很不錯。

但是這意味着個人所得税變成一種複雜税，項目眾多，計算複雜，由家庭自己承擔納税義務，而企業（僱主）不再替你代為處理完畢（僱主也不可能知道你全家的隱私），每個家庭都不一樣的税額。

轉變為西方那樣，企業只對自己的僱員按最大數目預扣税代繳給税務局（這當然是按最多的扣了），然後由每個家庭的納税人自己整理本家庭的情況，自己花時間花精力花代價，找尋可抵扣可退税的事由，收集整理對應的證據材料，最後和税務局大戰一番，才能拿回應得的税款多扣部分。

中產以下收入家庭，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代價，最後很可能只能退回幾百元，這種消費比合不合適呢，恐怕並不真的增加他們的福利。遠不如對工薪收入大幅減税降税率來的簡單。

而是否會和美國那樣，變得越來越自我複雜化，以至於最後大家都得花錢請會計師、税務師打理税單，這是應當考慮的。美國本次選舉期間多個候選人都提出了呼籲簡化税法、降低低收入者填單申報難度的主張，中國應當未雨綢繆的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徵税成本。前面説了，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税，是一種簡單税，由企業財務人員代為處理，同等工資同等税額，税務部門也不用很大精力去檢查大多數人的代扣税額。只要集中精力在少量人，年收入12萬元以上，需要自行申報納税的人身上即可。

同等工資同等税額，變為每個家庭都不一樣，每一份申報單最後可退的數額也都不一樣，這就需要大量的新增工作量了。

如果這額外的數千萬個家庭，都需要自行申報，然後税務局審核並批准各不相同的退税額。不提前面擔憂的這些中等以下收入家庭自身消耗的時間和精力，税務局自己也得付出極大的代價，去一一審核這些申報表和税單。一方面是實際徵收到的税額因為退税而大量減少，另一方面卻要大量人力物力去審核並批准。那麼徵税成本，或者説行政成本將會暴漲，税務局的人數得增加幾十萬人才處理的過來。如此大的增加，其中還會有額外的管理問題和腐敗問題。

美國依靠税務局擁有“有罪推定”權力，對內對外的“釣魚執法”權力，以及武裝税警執法，能克服。中國是無法克服的。

與其老百姓累，税務局也壓力山大，不如慷慨一點，如筆者所言，對工薪類收入大幅減税來作為替代，使工薪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税仍保持簡單税，更為合理可行。

而筆者建議的相應對資產性收入改為累進税以後，税務部門專心於少數高收入者，對高收入者實行家庭綜合税負，徵得多退的少，徵税成本上划得來，也更公平合理。

個人所得税要從一種不公平的工薪税，變回一種公平的綜合收入所得税，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如自然人納税識別號，如全社會綜合税賦體系的建設，特別是財產、信息持有人提供涉税信息和其他協助義務的建設，來堵住資產性收入的納税漏洞，不僅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但最重要的還是國家是否有意願去扭轉不公平的工薪税現狀，打破勞動工薪税率高、資產收入税率低的橫向不公平格局，把勞動工薪税率降下去、把資產性收入税率提上去。

虹雨隨心解讀：

我國的個人所得税對富人徵税很少，在税基設計方面有缺陷。對公民的個人收入，税務部門掌握不了，銀行信用卡隨便開，依法納税是句空話，也就是象徵性的交點意思意思。由於銀行卡的濫發，使好多經營者收入不入賬，不在本公司的銀行基本賬户，反映資金的收支情況，而在個人的銀行卡上反映。銀行以給儲户保密為名，不向税務部門提供，税務部門也獲取不了這些情況，導致國家税款大量流失，如增值税企業所得税及地方税種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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