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全國兩會 媒體：山西呂梁副市長張中生為何敢貪6.4個億？

每逢兩會，總有幾個地方代表團受到媒體記者的格外關注，比如以“爆猛料、揭家醜”聞名的由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帶領的山西代表團。今年兩會上，王儒林又講了三個有關反腐的重磅故事。

順着呂梁副市長張中生貪腐6.44億的線索，微信公眾號海外網-俠客島（ID：xiake_island）發現，呂梁市貪腐為全省的一個典型，由此引發的尋租現象雖然曾經提振過經濟，但其造成的深層破壞力就不容小覷。

習總書記以“親”和“清”為主軸的“新型官商關係”或許為山西未來發展道路指明瞭方向。

以下為文章原文：

這兩年的兩會，山西代表團總是很熱鬧的一個。

原因之一，是因為每年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都喜歡在媒體開放日“講故事”。比如去年，形容腐敗問題時，王儒林説，山西的腐敗不是個案的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一幫、一動就塌方”，從省部級到村幹部都有大量案件；今年，他則一口氣講了三個故事——

第一個，是説有老闆找廳長辦事，在紙條上寫了“給你三千萬幹不幹”之後把紙條吞進肚裏；第二個，是説有某名幹部生活奢靡，組織老闆們買了架飛機，每天從國外給自己空運牛奶；第三個，則是某位副市長貪腐已經查實6.44億，比山西倒數9個貧困縣一年的財政收入總和還要多。

聽這些故事，就彷彿在聽一出活靈活現的山西官場現形記，不熟悉官場的人真覺腦洞大開。

今天，腐界小王子想跟大家聊聊第三個故事。

答完腐敗問題，王儒林説終於不那麼沉重，可以笑笑了。

故事

雖然王儒林在講故事時隱去了名字，但是媒體依然不遺餘力。比如第三個故事，貪腐6.44億的官員，按照可信的新源，基本已經可以確定就是江湖人稱“呂梁教父”、當年分管呂梁煤炭產業的副市長張中生。

張中生是土生土長的呂梁人，出生在呂梁下轄的中陽縣。2014年，時年62歲的張中生被調查；今年1月，被逮捕。看上去，審判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

關於他，已有的報道里已經有太多故事。比如，澎湃稱，中陽縣大大小小的煤礦中，張中生通過各種手段控制的可能近8成；擔任副市長期間，甚至能以自己的能量架空和排擠時任的呂梁市委書記聶春玉，雖然後者若干年後在省委秘書長的任上落馬；比如他睚眥必報、狂妄霸道；又比如，他和呂梁著名的煤老闆邢利斌之間的密切關係——噢，後者就是當年那個“7000萬嫁女”引發轟動的土豪，跟張中生落馬前後腳的時間被調查；甚至，一些企業家在給張中生行賄時，用的都是銀行的大額承兑匯票。

張中生（資料圖）

也許是反腐風暴中落馬的官員報道已經層出不窮，大家對這種新聞已經不再新鮮，因此其吸引眼球的邊際效應正在下降。但俠客島早就説過，反腐從來不是一場集體狂歡的圍觀大戲，痛打沒有話語權的落水狗也並非題中之義。因此，在這個當口，我們可以思考一些別的問題。

呂梁

調任山西省委書記之後，王儒林省內調研的第一站就是呂梁。

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來説，通過看某位新領導上任後的調研路線，都可以對其思路窺知一二。

王儒林這樣解釋行程的選擇：“我到山西工作後，把調查研究的第一站選在呂梁。實事求是地説，有的同志建議，呂梁情況複雜，第一站最好不去呂梁。我經過認真考慮，第一站還是要到呂梁來。我覺得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呂梁是革命老區；第二，呂梁是腐敗問題重災區；第三，呂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故鄉；第四，呂梁是當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矛盾突出的地區。我們不迴避矛盾和問題。”

呂梁的情況確實足夠複雜：兩任市委書記，聶春玉、杜善學均日後在副部級職位上落馬；前山西常委統戰部長白雲也在這裏幹過3年副書記；副市長張中生、人大副主任鄭明珠被查；十八大以來山西落馬的7名省部級幹部多數與呂梁有關係；當地有影響力的10多名企業主被帶走；一段時間內，山西省紀委查處的幹部中，落馬時在呂梁任職的數量也居全省地級市之首。

呂梁是一個典型，山西腐敗的典型。數字足夠驚心動魄：從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過2.8萬起，處分超過3.1萬人；查處的廳局級幹部129人，縣處級超過1500人。過去一年間，經過反腐，僅省管幹部就缺編300人——如果你足夠熟悉官場的規模，一個省能夠配備多少這種級別的幹部，那麼這個查處比例應該説是相當驚人的。

聶春玉（資料圖）

作為革命老區，張紀中給呂梁拍了《呂梁英雄傳》；出過王岐山都稱讚的廉吏、出過如此多英雄兒女的地方，卻因為煤炭而導致了“塌方式”腐敗，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

尋租

2014年，呂梁的GDP超過了1100億。全市總面積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範圍。煤海山西總儲量的15.26%都在這裏，存儲量高達404億。

在煤炭日子好過的歲月裏，大大小小的煤礦就如同開足了馬力的印鈔機。如今，在全國乃至全球煤炭市場不景氣的背景下，山西的經濟也深陷困境。

看看數字就可知道：2012年，山西的GDP增速還是10.1%；2011年，則是13%；3年時間，數字一路下台階，從8%、4.9%掉到了2.7%，排名全國倒數。

產能過剩、市場不景氣，固然是經濟困難的大背景。但貪腐對經濟的破壞性，則是更致命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貪腐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適當“潤滑劑”的論調，簡直不容一駁——哪怕當年的潛規則讓經濟得到了數字上的增長，其對經濟的深層破壞卻是更長久的。

王儒林是這樣概括這種破壞作用的：“煤炭資源配置特別是資源整合、企業兼併重組過程中，都是採取政府決定的方式。這種做法很容易為官商勾結、鉅額利益輸送、非法獲利等嚴重腐敗提供土壤和條件。”

比如，利用煤礦的尋租，張中生左手權力右手鈔票，既可以讓親信經營煤礦，也可以收錢後壓下黑煤礦的安全事故；既掌握着煤炭的安全生產關停，也可以通過壓低中間評估等手段，在煤礦整合中進行低價收購、利益輸送。

而在俠客島2014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山西的落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過能源從業經歷。

怎麼辦？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場主導型’轉變，致力於打造公開化、公平化的市場環境，計劃取消一級市場中對不同所有制礦業企業的差別化待遇”。正如今年兩會王儒林所言，在這些案件和潛規則沒有被打掉之前，永遠是劣幣驅逐良幣，不是最優秀的企業拿到資源，而是最能送錢的企業拿到資源。

打掉之後呢？“山西的加快發展將面臨巨大壓力，而且將經歷較長的艱難時期。”因為這不僅關係到煤炭一業，其後更有結構轉型的問題。

幹部

劣幣驅逐良幣不只在於經濟領域，也在於政治領域。

十年前，時任山西省長于幼軍曾經這樣感慨治理非法煤礦的難度：“阻力不僅是幾千個非法礦主，而是背後的幹部，每個非法的礦沒有十個八個基層黨政幹部和執法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作保護傘，它是幹不下去的”。

一個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去年兩會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災區市”，從2010年到2014年9月，5年內重處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機關1人，涉案5萬元。

據報道，這個市就是呂梁。在6.44億的張中生面前，5人、5萬元的數據看上去就像是黑色幽默。新來的紀委書記表示，因為過去很少辦案，所以紀委的很多人“根本不會辦案”。

反腐力度這麼大，幹部的心態也不免發生變化。曾經主政呂梁8年的聶春玉落馬後，當地的官員就曾人心惶惶。最近的一組調查數據，則明顯地説明了這種情況。

呂梁下轄的柳林縣，是煤炭主產地之一。調查顯示，當地“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幹部，只有31.4%；28.5%的幹部信心不足、預期不明，25.7%的幹部則迷茫恍惚、看不到光明前景。

另外一個縣的調研結果則是，32.9％的幹部不敢跟企業打交道了，11%選擇在經濟發展方面“放一放、等一等”，27%的幹部選擇在改革創新方面“放一放、等一等”。

簡直就是對今年兩會李克強發言的註腳：今年，中央政府將下大力氣解決幹部不作為的問題。

所以，聽完王儒林的三個故事，或許會對習近平今年談論的“新型官商關係”的話有更深刻的體會：

新型政商關係，概括起來説就是“親”、“清”兩個字。

對領導幹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係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

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説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路還長着。但是總得有人去走。

（文/公子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