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哥：樓繼偉兩會上説的大實話 真聽進去的又有幾人？
財政部長樓繼偉，素來在媒體面前有個“大嘴巴”的名聲。最近在兩會的新聞發佈會上，樓繼偉炮轟勞動合同法的舉動似乎又把不少人給惹惱了。
可以説，樓繼偉的話説得確實很直接：
“《勞動合同法》，使得這些企業都非常為難了，大量的工作機會給誰了呢？低技能的勞動者工作機會就少了。從產業來説，可能會因為成本上升轉向其他國家去了。那麼最終損害是誰呢？損害的是勞動者，減少了就業機會。本意是保護勞動者，但可能最終損害了一些勞動者的利益，還可能導致了薪酬的過快上漲。”
當天，社交媒體上的批評就鋪天蓋地。
在微博上，像這樣的批評比比皆是
其實，樓繼偉只不過重複了二月份G20財長會上的原話，甚至只是説了企業界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初就有的牢騷，只是兩會上，以一個國家財政部要員的口氣説出來，就非同一般。
這也不是樓繼偉首次讓輿論“譁然”。
2016新年第一期《求是》上，樓繼偉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標題倒是沒啥，可裏邊提出了“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的建議，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當然，最讓輿論沸騰的一次，還是去年4月下旬在清華大學一場學術會議上的發言。那時候，樓繼偉一句“中國有50%幾率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是讓人大跌眼鏡。“唱空中國”的言論竟直接出自一位正部級高官之口，這實在是讓所有人意外。按照世行標準，我國在2012年已經達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6100美元的中等水平，但若要進一步步入1.2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行列，仍然存在許多挑戰。
像墨西哥、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這些國家的發展長期停滯不前，便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嚴謹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説法本身就是陷阱，是西方國家發明的話語圈套。本文不展開討論。
今年兩會期間的樓繼偉
然而，無論是樓繼偉談“中等收入陷阱”，或是建議“退休繳醫保”，還是“炮轟勞動合同法”，他都切中了當前一部分人的痛點。
其言論所針對的靶心之靶心便是，當前中國正處在中等收入國家，向高等收入國家跨越的關鍵節點，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快速行使了三十年，如何讓船上的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的同時，又能持續保持動力，長遠穩定地向前航行？
樓繼偉放炮背後的核心關切：中國的人口拐點
其實豈止樓繼偉提到的那三個問題，中國目前經濟領域中的焦點問題，例如供給側改革，例如去產能、去庫存、新型城鎮化，乃至普遍開放二孩這些問題，都如一道道涓涓細流，最後匯入的卻都是中國面臨人口拐點這一焦點問題。
這個焦點成就了中國經濟起飛後的超高速奇蹟，卻也是目前新常態下，速度放緩的內生因素；此外，伴隨這個焦點的，既是人們微笑的面龐，更有説不清道不盡的痛楚。
但是，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現在不得不面臨的現實。
先掉個書袋，談談人口拐點。
作為發展經濟學歷史上的標誌性成就，諾獎得主、黑人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所提出的“劉易斯拐點”，早已就人口與發展問題得出了一個受到普遍公認的理論：
諾獎得主劉易斯（資料圖）
在工業向農村吸收剩餘勞力即將殆盡的時候，工資將達到一個較高水平，發展中國家既往依靠廉價勞動力形成比較優勢便逐步喪失。這時便達到了所謂的“劉易斯第一拐點”，也就是人們經常見到的“人口紅利喪失”的説法。
伴隨“人口紅利”結束的便是“人口詛咒”。當發展中國家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創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紅利”枯竭時，處於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
當然，在中國，圍繞“劉易斯拐點”是否存在、是否已經到來等問題，尚存在爭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對沿海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的觀察中，劉易斯拐點中的幾大要點已經得到充分顯現了。
最終就表現為：在金融危機之前，沿海城市長期鬧用工荒，加上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再加上遭遇全球危機，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便遭快速吞噬。
隨着2012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長速度在十多年來首次跌破8%，打破以往保8是就是為了保就業的目標，卻並沒有出現失業惡化的問題，這個人口拐點讓很多經濟學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新勞動合同法：到底有沒有超前？
2008年實行的《勞動合同法》在誕生之初，就不乏“過於超前”的爭議。雖然許多人認為，這部法律充分保障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利於勞資雙方建立更為和諧的關係；不過，不少批評意見也認為，勞動合同法推高了企業成本。
具體説來，例如試用期員工的工資企業不能隨便定，按照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80%，並不得低於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另一個例子便是，此前東莞統戰部長所提到的、同時也遭到民間炮轟的“取消經濟補償金”建議。
按照現行法律，勞動者在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自然到期終止時，企業仍然可能需要支付經濟補償金。新法規定，“除用人單位維持或者提高勞動合同約定條件續訂勞動合同，勞動者不同意續訂的情形外，用人單位終止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需要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
東莞統戰部長李小梅曾建議取消經濟補償金
此外，新法還有很多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的條款，如“老、弱、病、殘、弱”員工，很難再推向社會，使用這些員工的隱性成本也是不小的。
由此可見，無論從顯性成本還是從隱性成本來看，企業用工成本都會有所加大。這一問題對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影響較大。因此，“珠三角”、“長三角”很多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逐漸轉移到了中西部地區甚至是越南、印度等其他發展中國家。
然而，就業卻真真正正是個大問題。雖然靠勞動密集型產業騰飛的廣東，正在努力地通過“騰籠換鳥”來轉型，可全面鋪開高新技術企業卻既不實際，也無必要。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維持一定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於保證就業，乃至社會穩定都是極為必要的。
不過，客觀來説，樓繼偉曾提到的“工資剛性”上漲，卻正在逐步侵蝕我國作為製造業大國的基石。
按照吉利老總李書福在今年政協大會上的説法，勞動力成本十年來上升了2.7倍；民營企業融資成本超過銀行基準利率2倍以上，物流成本是發達國家2倍，許多企業“五險一金”佔工資總額的40%左右。對此，李書福不禁感嘆：“製造業利潤比刀片薄，還不如在資本市場上講個故事！”
爭議中的勞動合同法
Homotopy解讀：
這是在説正式工養老、聘用工臨時工幹髒活累活的問題吧
很大程度上，對企業而言，問題也並非只是用工成本的上漲；更重要的是，現行勞動合同法規定下，企業很難處理好“能人”與“懶人”的問題。這便是樓繼偉經常提到的“靈活性”問題。兩會期間，樓繼偉也專門回答了這一問題：
“《勞動合同法》……在企業方面和僱員方面，保護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構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標準工時的模式，也不太適合於靈活用工的模式，對於在職的職工保護比較多，實際對於新入職的人，特別是低技能的體力勞動者的實際就業是帶有歧視的，我曾經做過分析，一個是沒有激勵去提高職工的高技能，因為企業如果加大了企業培訓，提高技能，而職工可以提前一個月不説什麼原因就可以離開，企業為什麼花錢給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級技師是最為短缺的，與《勞動合同法》是有關的。一個職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業很難對他進行處理，比如解僱，那麼位置就佔着，對新入職的就形成歧視。”
樓繼偉指出了勞動合同法造成的兩大主要後果：企業不願對員工培訓加大投入，因為培養出來的“能人”隨時可能會走掉；但另一方面，企業卻又很難解僱“懶人”，而懶人佔據的人力成本卻又導致企業無法補充足夠的新鮮血液。
樓繼偉所説的是，新勞動合同法中的無固定期限合同。這種合同很大程度上與日本的用工模式有點類似。日本企業用工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長期僱傭，這一特點為日本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從當下的情況來看，日企人員缺少流動、固化，企業創新動力匱乏等問題，也對日本製造業的競爭力造成了負面影響。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言在日本工作學習十多年，又長期追蹤報道日本企業。他曾向觀察者網透露，日本著名企業三洋的虧損（已被海爾收購），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於機制太死板，日本企業的終身僱傭制，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弊端叢生，用工固化導致員工一步步喪失了進取心。
因為日本僱員都是以本企業資歷來計算薪水的，像國內慣常的做法，空降一個高級經理人，這在日本是難以想象的。因此，“養了很多50多歲的人，工資等支出很高。”
事實上，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在保護了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讓勞資糾紛因此井噴，企業為了規避風險，勞務派遣出現非正常繁榮。其他諸如加班等等眾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條款無法執行被束之高閣了。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別想瞬間就變福利國家
樓繼偉的另一條爭議比較大的觀點，就是年初他提出，“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
這一想法其初衷聽起來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退休人員收入低而醫療負擔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國退休金支持不夠用了。
歐債危機之後，中國掀起對歐洲高福利政策反思的思潮。樓繼偉此言一出，相信也能贏得一些人的贊同。不過，就在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保學會理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就説，”無論經濟形勢和財政支出的雙重壓力有多大，社會保障制度之所以不同於商業保險，就是其具有一定的福利性。如果貿然推出向退休職工徵收醫保繳費的政策，有社保去福利化過快之嫌。”
“樓大嘴”撰文談退休繳醫保，或只是在初步設想階段，為政府後續政策制定探探口風也未可知。但他所言及的對福利社會弊病的警惕，確是當前中國需要關注的。
還在中投公司做董事長的時候，樓繼偉就已經關注到了歐債危機後，歐洲國家勞動力市場存在的一些經驗教訓。
雖然一般認為歐洲發達國家普遍跨過了劉易斯第一拐點，不過由於福利國家政策的普遍實施，卻也在很大程度造成了歐洲的失業問題。
在2011年12月刊發在財經網的一篇文章中，樓繼偉指出：
“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等佔歐元區GDP比重較小的外圍國家表現不佳，逐步將整個歐元區拖入債務危機的泥沼，形成短板效應。這反映了歐元區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和機制缺陷問題。
首先，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假設之上，認為喪失貨幣主權的代價會因為有效的資本和勞動力市場而抵消。但從歐元區的現實情況看，生產要素遠未實現自由流動和最優配置。各成員國在經濟週期和結構上的差異，以及歐元區成員規模的快速擴大，加劇了區內的經濟結構失衡。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和效率。
各國的人口結構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各國的人口福利政策和財政應對措施有很大不同。一些國家政府公共機構規模過於龐大，加上社會福利尤其是失業救濟和保障優厚，使得勞動力市場嚴重扭曲，缺乏效率，不利於就業增長。”
在已經跨越人口拐點的發達國家，福利國家政策都已經對產業競爭力產生了如此負面的影響；更何況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許多企業並未充分做大做強的情況下，就要提前享受福利政策的過度寵愛？
中國經濟起飛階段有個很著名的説法，叫做“做大蛋糕”。如今中國已經成功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不過這絕不意味着可以專注於如何“分蛋糕”了，而不留足後勁繼續做大蛋糕。
相反，如何“分蛋糕”恰恰是一個難度很大又至關重要的問題，而且本屆政府在前幾天的兩會報告中也明確了多項公共服務方面的安排，在花力氣補足社會保障的短板。
只不過，樓繼偉曾提出過“一條鐵律”：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任何政策與法律的出台，無論如何也不能過分超前於時代的發展。
“歐豬五國”的困境與福利國家制度不無關係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聯網時代還出現了很多新型業態。就在上個月月底，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就曾表示，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相關公司、新的就業形式，這是在制定勞動合同法時還沒有出現的；人社部正在進行積極研究，適時提出意見。
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目前在各大城市流行的專車服務。這一業態形式很難用“標準工時”的模式來規範。專車App並非簡單地是僱傭了專車司機；專車司機對專車App更多地是處在一種“來去自由”的狀態。隨着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對靈活用工的要求仍將進一步拓展。
正如威廉·配第所言，“勞動是財富之父”。當年，西班牙靠着從殖民地掠奪過來的黃金，着實是逍遙快活地過了一段好日子；可就在同時，重商主義的英國卻依靠產業工人的辛勤付出，默默地積攢着帝國的內功。恰恰是靠着腳踏實地地“做內功”，才打下大英帝國後來的堅實基礎。
要知道，西班牙無敵艦隊後來的敗亡並非偶然。
説到底，既要發展，又要分享，擺在中國面前的，又是一個需要高超技藝才走得穩的平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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