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眉山論劍之三：治理產能過剩 不應重複美國倒牛奶的悲劇
【作為今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之一，去產能正落實成為各地方競相完成的具體指標。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陳平教授的眉山論劍第三篇，重點討論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
他撰寫近萬字長文，提出不少振聾發聵的觀點。陳平教授認為，理想的美國市場，其過剩產能的週期變化很大。例如，美國鋼鐵設備的利用率在40-105%之間大幅振盪，從來沒有實現什麼穩定的均衡。振盪的平均週期在7年左右。
“目前‘殭屍企業’的提法是不科學的，我們必須搞清所謂的殭屍企業，究竟是技術上已經落後必須淘汰，還是市場波動引起的資金鍊的斷裂？虧損企業的產品究竟是有實際需求的民生產品，還是脱離或有害的商品必須銷燬？”
他認為，化解辦法必須要區別對待，不應重複美國倒牛奶的悲劇，而是要發揮中國現有體制中的社會主義優勢。】
產能過剩成為本次兩會的焦點問題。就在兩會期間，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來化解過剩產能。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的反應似乎和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包括國內一線城市的房價和海外鐵礦石的價格暴漲，以及實體經濟繼續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兩會期間代表和部長們的討論，雖然紛紛獻計如何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來化解過剩產能，但對如何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滿矛盾。
一個重要原因，是媒體宣傳不懂得產能過剩正是市場機制失靈的結果，不可能只靠市場機制去解決。我們必須理清思路，看清現實，才能對症下藥。否則只會理論脱離實際，誤國誤民。
理想和現實的四種“市場機制”
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目前國內議論的“市場”概念，包含四種完全不同的含義，必須正本清源。
第一種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理想市場”，主要標誌是存在穩定的均衡價格，前提是存在保證供求均衡的有效調節機制，才能保證市場出清。
問題是，國內媒體幾乎完全不明白均衡市場存在的條件。那就是需求曲線斜率向下，價高需少；以及供給曲線斜率向上，價高供多。供求曲線只有唯一的穩定交點，才會有自動穩定的完美市場。假如市場價格不能自動穩定，市場機制必然失靈。
新古典經濟學研究過的市場失靈，包括外部性的污染，信息不對稱的欺騙，委託-代理關係的道德風險等等。行為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和複雜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失靈的根源是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不再是直線，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穩定的多穩態，市場會暴漲暴落，包括出現衰退或危機。
（圖1， 線性和非線性的供求曲線，對應自穩定和非穩定的市場機制。）
新古典經濟學給出的自穩定的市場機制：需求曲線DD斜率為負，供給曲線SS斜率為正。兩者只有一個交點即市場的均衡態。條件是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獨立的優化判斷，規避風險，不受他人影響。供給方滿足規模報酬遞減或不變，只求利潤最大化，不追逐市場份額。
社會相互作用產生的非線性需求曲線：同一價格下可能存在三個均衡態，導致需求量可能暴漲暴跌。原因是需求者的羊羣跟風行為。大家買跟着買，大家拋跟着拋。造成市場泡沫或恐慌。
非線性供給曲線。例如勞力供給，下方低於生存線時，為了生存，工資越低越得加班。上方過了温飽階段，寧願度假，工資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間段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工資高，自願工作時間長。
企業的產出也有類似規律：虧損時不得不賠錢生產來維持現金流，盈利足夠大時反而可以限產控制市場話語權。
需求側機制失靈的根源，在於需求定律失效，漲價並不能引導需求下降，原因包括炫耀消費的非理性行為，金融的寡頭造勢和內部交易，股市的投機需求“追漲殺跌”的羊羣行為，虛假廣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質量檢測和產品分類評級制度等等，都可能導致價格信號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質量和資產的優劣，也不一定能誘導消費者做合理的買賣決定。目前一線大城市的高房價，不可能由未來的收入流得到回報，只是投機者期待下一個傻瓜來接盤。
供給機制失靈的根源，在於企業生產不服從規模報酬遞減的約束，包括市場分割與壟斷，規模報酬遞增，斷裂式的技術替代等等引發的內生不穩定性。國際市場投機熱錢的衝擊，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誤，也會帶來市場穩定機制的破壞。
生產過剩就是市場價格機制失靈的病態。如果不採取税收、監管等非價格機制來恢復市場的穩定性，反而強調減少政府幹預就能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完全是文不對題。
第二種是，不同發達國家分別打造的“規範市場”，表現在價格穩定，競爭有序。但是成立條件遠比教科書經濟學的完美自由市場複雜，包括嚴格的質量檢測標準，嚴格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嚴格的監管機制，多種競爭的產權體制，以及嚴懲欺詐行為，以及應對危機的系統辦法。
大家稱讚的德國工業品市場，法國巴黎的農貿市場，新加坡房地產市場，日本的醫療市場，和美國的研發市場等等，都是典型的規範市場，而非教科書的自由放任市場。
中國目前規範最好的應當數旅館業的分級定價監督制度和工業產品的質量認證制度，最薄弱的當屬房地產、醫療、教育、金融、環保等市場。
中國遊客到西方搶購國內生產的馬桶蓋、化妝品和奢侈品，不只是供給側創新不足的問題，而是連接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營銷市場出了大問題。
虛假廣告，媒體的崇洋時尚，以及被放大的驕奢文化，宣揚的是浮誇的炫耀消費和現代病的生活方式，打壓的是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立法治理虛假廣告，不改造國內大都市的崇洋氛圍，幹部和精英階層不以身作則，引領健康的消費潮流，盲目追求高收入、高消費，必然重沓西方覆轍，未富先驕。
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包括意大利、荷蘭、英國、美國都存在過發達的金融市場，但是最終都由於金融市場的過度擴張導致實體經濟的衰落。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規範金融市場的樣板，可以讓中國仿效，並解決發展中國家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戰略。所以，探索中國自主規範的金融市場，避免英美金融病的彎路，是中國未來的重大挑戰。
第三種是，目前西方主導的“國際壟斷市場”，包括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和金融衍生品市場， 百分之幾的真實供需變化，會放大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動。國際金融寡頭投機炒作的資金，是真實市場運作資金規模的幾十倍。這次金融危機，凸顯國際金融市場的兇險，是國際上屢次發生的金融危機之源。
第四種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自發市場”，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規範市場的行為，留下大量灰色經濟和投機活動的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錢、賭博、販毒、賣淫、腐敗等等。
據西方學者估計，俄國轉型時的灰色經濟約佔GDP的90%，印度約佔70%， 美國灰色經濟的規模約三分之一，中國灰色經濟的規模肯定比美國為高。
發達國家的真實市場起碼是雙軌制，中國更是多軌制。教科書經濟學描寫的單軌制、無套利機會、完美市場等等，只是“華盛頓共識”的宣傳。當代發展不平衡的世界，要建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規範市場，還有很長的試錯過程。
應當指出，中國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的市場規範差距極大。很大程度上，中國市場秩序的混亂和不足，源於市場規範的落伍，而非政府幹預過多。近來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大幅動盪，食品市場的假冒偽劣，清楚顯示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不是什麼“粗放增長”，而是“粗放管理”導致“粗放競爭”。
沒有合理的市場規範，才會導致市場競爭的結果，不是“優勝劣汰”，而是“劣幣驅逐良幣”。討論深化市場化改革，務必明確指導思想，究竟是哪種市場，為誰服務？
中國目前政策矛盾的原因，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在實驗階段，製造業的市場規範相對成熟，但是金融市場、教育市場、醫療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規範還遠遠落後。新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互相沖突，卻又兼容幷包，導致市場規範的思想混亂。地方政府出台的房地產政策，究竟是保護投機者，尋租者，還是保護農民工的安居樂業，還是青年學生的婚姻家庭？
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盲目批評中國市場扭曲，幻想和“國際接軌”就能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抽象地談論深化市場改革或加強政府作用， 無助於落實全面小康的中國夢。
西方市場大幅波動和產能過剩的嚴酷現實
國內媒體經濟學這幾年宣傳的一大錯誤，是把中國市場波動和過剩產能歸之於政府幹預，把國際接軌當做克服市場扭曲的主要出路。他們盲目相信西方教科書經濟學宣傳的完美市場， 完全不瞭解西方市場的現實。
下面的數據顯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市場，設備利用率，和西方主導的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動盪的幅度遠超中國，過剩產能的問題也遠勝於中國，如此才能理解為什麼發達國家，和依賴西方的資源輸出國家，在經濟危機發生後的表現遠不如中國。
由於數據的來源有限，我們重點展示美國的狀況，以破除國內對美國市場的迷信。
美國鋼鐵、汽車等重工業的週期性產能過剩
我們先來看看許多人以為理想的美國市場，其過剩產能的週期變化到了什麼程度。例如，美國鋼鐵設備的利用率（即產能利用率）在40-105%之間大幅振盪，從來沒有實現什麼穩定的均衡。振盪的平均週期在7年左右。
美國汽車製造業的產能過剩的變動幅度，比鋼鐵業還要嚴重。設備利用率在36-95% 大幅擺動。平均週期為5.5年。
製造業的設備平均利用率比鋼鐵、汽車的狀況好一些，在64-89%之間擺動，平均週期為7年。
全球的鋼鐵產能情況如何呢？以下是國際鋼鐵協會2015年12月的最新數據：全球粗鋼產量中，中國佔比例為49.5%；全球鋼鐵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都在下降，2015年均值為69.7%，中國2015年粗鋼的產能利用率為67%。
新世紀以來，中國解決產能過剩的呼聲出現過多次，2004-2005年，部分行業被認為出現產能過剩，但隨後被迅速發展的經濟消化。從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三季度的整個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均值來看，二十年間在65%-85%之間波動，波動幅度並不大。
（見下圖，來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內部課題“我國產能過剩風險評估與化解”的部分成果，左邊數值為工業產能利用率。點擊可看大圖）
2009年以來中國部分行業產能利用率。其中2013年，粗鋼、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造船等行業被列為嚴重產能過剩行業。空格為信息缺失。
來源：“我國產能過剩風險評估與化解”課題數據，及部分公開數據
中國水泥網的另外一份數據顯示，一帶一路的落實，開始帶動水泥行業發展，水泥產能過剩有所緩解。
回顧歷史，過剩產能的產生，不完全是供給側的問題，更和宏觀經濟的走勢有關。如果宏觀經濟恢復增長，過剩產能很快消化不算，還會在產量、質量兩方面都上新台階。
如果宏觀經濟失策，再優秀的企業也會出現財務危機。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多次面臨破產，全靠國會撥款救助，起死回生。所謂的“殭屍企業”，究竟是技術落伍的植物人，還是虎落平陽，必須由行業老將鑑定，不能讓沒有實業經驗的債主説了算。
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幅度遠超真實供求的變動
按照西方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價格機制應當保證市場的平穩優化運作。如有偏離，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也應當反映真實供求失衡的程度。
現實完全相反是，以美國主導的大宗商品國際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主要由投機性的壟斷競爭驅動，不但對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衝擊，也導致西方發達國家產生持續的經濟週期和不斷復發的金融危機。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組數據，西方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的變化幅度和變化週期，見下表。
例如，鋼鐵製品的價格指數，2002年1月為107.1，2008年8月漲到294.4，6年間，6年半漲了1.7倍; 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9年5月，跌到169.2，9個月跌去43%。
危機過後鋼鐵價格依然大幅振盪，2011年7月回升到256.9，14個月漲了52%，到2015年底又跌回171.0，4年下跌三分之一。鐵礦石2003年12月僅13.82，2008年12月升到69.89， 2011年2月繼續升到187.18，7年漲了12.5倍！然後一路下跌，到2015年12月只有39.60，4年跌去近80%。
煤的價格，2005年11月為40.78， 2008年7月漲到192.86，不到3年漲了3.7倍！2009年3月跌到65.36，8個月跌去三分之二。2011年1月煤價回升到141.94，不到2年漲了1.2倍；到2015年10月又一路跌到56.05，4年跌去61%。
玉米的價格波動更為頻繁。2004年10月為93.37， 2008年6月升到267.11，4年不到漲了近2倍；到2009年9月跌到150.57，一年多跌去44%；2012年7月回升到332.95，3年漲了1.2倍；2015年8月跌到162.74，3年跌去過半。
不難看到，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暴跌的幅度，遠大於國內相應價格的波動幅度。例如國內玉米價格下跌三成，對農民生計即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和國際接軌，下跌幅度高達50%以上，中國的農業如何生存？
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會影響一系列下游產業。如此大的工農業原材料的價格波動，如果沒有國家的價格管理和金融政策的扶持，除了大的國有企業，有多少中小企業、哪怕民營大企業能夠承受？如果實行徹底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價格接軌，中國的基礎工業和基礎農業如何生存？
中國企業的利潤比美國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什麼供給側的創新不足。而是：
第一，國際營銷渠道控制在跨國公司手裏。給蘋果公司代工的企業，收入分成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幾，美國股東利潤獲得的比例超過50%。
第二，中國大宗商品的採購沒有定價權。尤其是鐵礦石採購，各企業惡性競爭，給西方壟斷企業白送超額利潤。這方面，高鐵的集體採購策略要高明的多。中國如果不學日本農業合作社的聯合採購和營銷方式，就只能給西方跨國公司打工掙血汗錢，不可能積累利潤搞技術創新。
中國國企改革的首要任務，不是什麼提高利潤率，而是佔領國際市場的制高點，包括技術制高點和定價的話語權。國企只要穩定薄利就可以了，競爭性的贏利產業應當讓給民營企業去做。
短期不賺錢、長期對國家安危至關重要的基礎建設和戰略產業，國企要承擔主要責任。國際市場上對抗投機性的跨國公司和金融寡頭，也是國有大企業的主要責任。
國內的媒體經濟學，只反國企壟斷，不反跨國公司壟斷，還爭相引進投機性的金融寡頭，是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威脅。中國金融主管部門，切莫被“人民幣國際化”的虛榮誘惑，看不清美歐日量化寬鬆等待中國接盤的巨大風險。
創新和產業升級不足以彌補行業間利潤率的巨大差距
世界銀行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理論，鼓吹中國這樣的製造業大國去工業化，發展所謂高端服務業（知識和信息產業），來向高收入國家過渡。如果我們觀察美國不同產業的利潤率，不難發現美國行業之間利潤率的巨大差距。請見表II。
從表II不難發現幾個事實：
第一，金融危機對美國重工業的打擊程度不亞於中國，即使美國在這些領域依然保持技術和創新的領先地位。高科技意味着高難度、高投資、高風險、但不等於高利潤，高科技的發展也就離不開政府和社會各種形式的支持或“價格扭曲“， 包括各行業不同的税率、 工資標準、管理成本、財務成本、研發成本、以及政府補貼等等。
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但是產業的技術升級未必帶來產業的高利潤。恰恰相反，新技術巨大的研發投資、設備更新、和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新能源等產業的鉅額虧損。對知識經濟極端重要的出版、教育產業，利潤很低，也必須由政府和社會投資扶持。這是混合經濟和雙軌制長期存在的理由。私有化不可能保證國家佔領經濟制高點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第二，看不到各行業之間有利潤率趨同的趨勢。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利潤率分佈很寬，從高利潤、中利潤、到低利潤都有，而且和技術複雜或先進的程度沒有一定關係，反而和產業集中度與市場規模有關係。這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理論不符。
第三，產業的經濟效率即利潤率，不等於社會效率。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美國利潤率處於低端的基礎產業，竟然包括對國計民生極為重要的交通、汽車、農業，以及虧損的電訊、化工、鋼鐵、綠色能源、貴金屬、礦業、煤炭、和石油天然氣的生產與勘探。
但是，損害國民經濟的煙草、虛擬金融、和過度醫療卻處於利潤率的高端。
第四，創造大量就業的傳統產業，如造船、輪胎等製造業的淨利潤高於半導體、信息、軟件等高科技產業，鞋業、服裝、機械等傳統製造業的淨利潤和化工、航天、電子、計算機等尖端產業相當。用所謂要素價格的比較優勢來否定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説什麼“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沒有經驗依據。
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不能解釋西方經濟的現實。原因有三：第一，民族國家或聯邦體制固化了區域差距，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市場從未實現規制統一和發展均衡。
第二，不同產業的生命週期和調節速度大不相同，從金融市場的高頻交易，到基礎設施長達幾十年的建設週期，加上技術革命和國際競爭造成的大國興衰，歷史上從未形成利潤率趨同的趨勢，也就不存在價格穩定均衡的國際市場，這給創新、造勢、投機、和羊羣行為都留下巨大的空間。
第三，歷史觀察表明，工業化經濟越複雜，市場的不穩定性越大，要求政府幹預的力度和廣度也與時俱進。
金融投機的規模和禍害
大宗商品國際市場的大幅波動，完全背離國際貿易的均衡理論。2008年金融危機更是從房地產的次貸危機開始，引發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危機。至今西方國家的金融改革不敢觸及金融危機的根源。我們先以石油價格為例，來揭露大宗商品國際市場的現實。
依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從2013年第2季度到2015年第4季度，世界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了3.7%，供給量增加了6.2%。 僅僅2.5年時間，油價大跌了70%！請注意，美國2003年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3個月期間，油價還在$30 左右，戰爭造成的油價波動也只16%。
代表8000家美國石油零售和批發商的美國石油營銷商協會會長吉利甘 ，2009年1月接受美國CBS電視採訪時揭露：過去5年間，商品投機資本增23倍，規模從$130億美元猛增到$ 3000億美元。期貨市場上的投機交易量是實體交易的27倍，期貨市場60-70%是投機資本。包括：加州退休基金，哈佛捐贈基金，JP摩根，對沖基金、主權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機交易使石油價格可以在1年內翻倍，然後在3個月內和股市一同崩潰。
問題更嚴重的是，美國主導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威脅更大。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 的數據，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場規模，近年來在$500-700萬億美元之間變動，約為美國GDP 的40倍, 世界GDP 的 11倍。
美歐日大規模量化寬鬆的結果，刺激了貨幣投機的交易規模。貨幣每日交易量從2007年4月為$3.3萬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為$5.3萬億美元, 為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的1.7倍中國外匯儲備。
貨幣投機的金融工具，貨幣互換的規模從2007年的$14.3萬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3.7萬億美元，增加了66%。難怪西方實體經濟萎靡不振，同時熱錢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和股市大幅動盪。
如今美歐日的量化寬鬆動搖了西方金融的基礎，唯一希望是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接盤，轉嫁危機。
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際金融市場，國內盲目崇拜美國金融體制的經濟學家，還在鼓吹金融自由化和市場並軌，鼓吹取消資本賬户管制，在國內金融體制尚未理順的情況下，****無疑是引狼入室，放大中國經濟調整的外來風險。中國的決策層決不可形勢誤判。
西方經濟學的價格機制難以理解市場失穩和過剩產能的根源
瞭解西方經濟學的人不難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價格論、金融經濟學的資產定價論、與發展經濟學的成長決定論，都是互相矛盾的。新古典經濟學價格均衡的標誌是完全競爭，企業的利潤率為零。
現實經濟，沒有如何企業可以在零利潤率下生存，金融市場不可能脱離企業盈利的機制。金融嫌貧愛富的抵押擔保，假如沒有政府幹預，如何能解決扶貧的融資問題。處理生產過剩，必然要損害一方的產權。日本美國的量化寬鬆，保護的是銀行的資產，代價是犧牲老百姓的福利。讓房地產的投機商破產，廉價轉移房屋給貧民，當然不是帕累托最優。
照搬西方市場體制不可能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過剩產能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典型現象
國內媒體經濟學幾乎普遍把產能過剩的原因歸之於供求關係失衡，而大規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幹預，把市場化作為化解過剩產能的主要手段。事實恰恰相反，產能過剩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特徵。
任何一個有經濟史知識的人，都會記得歷史上令人震驚的一幕：美國大蕭條期間，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成千上萬的家庭陷於飢餓，另一方面農場主把“生產過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寧可虧損，也不降價銷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為”，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為了追逐高於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假如大蕭條時期是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可以非常簡單地由政府出資收購賣不出去的過剩產品，直接分配給需要的民眾就完了。哪有什麼民生急需的過剩產品存在？這也是中國曆代皇朝總會在災荒之年打擊糧食的囤積居奇，而非保護投機產權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研究《短缺經濟》時就承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點是供給不足，原因是資源限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供給過剩，原因是市場限制。
科爾奈認為造成短缺經濟的微觀機制是預算“軟約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可以依靠政府補貼長期存在。他認為，市場化可以硬化預算約束，從而提高效率。但是東歐轉型和金融危機否定了科爾奈的診斷。
西方同樣存在企業的軟約束。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給了虧損的三大汽車公司和金融寡頭鉅額援助，確實挽救了汽車公司，但是對金融機構的鉅額注資並沒有改善金融產業和實體經濟。
東歐轉型期間，按照科爾奈的處方對國有企業施加預算的“硬約束”，結果導致技術、設備、人才都比中國先進得多的東歐國有企業大批倒閉，或被西方跨國公司廉價收購，經濟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術、設備、人才遠比東歐落後的中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在雙軌制的轉型過程中，得以維持社會穩定，同時更新技術，提高了和跨國公司的競爭能力，經濟持續高增長。
這正是因為轉型時期，中國的政府和銀行給受困的企業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國和西方、東歐軟約束的主要差別是：西方和東歐的軟約束主要用於不可持續的消費補貼，而中國主要用於有再生能力的技術投資，不斷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價格機制是否在資源分配中占主導地位，涉及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配機制的本質差異。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地區、產業、和等級的差別有平均主義的傾向，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差距比資本主義國家小得多，包括實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歐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優勢，就是在戰爭、災害、或資源睏乏的時期，用平等配給的制度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社會主義國家的短缺經濟，主要表現在新技術產品的供不應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和後來的電視機、小汽車、和住房。這在供給短缺，只能靠發展生產解決。
但是請記住，如何新產品的出現，都有供不應求問題。分配問題就成為經濟制度的核心問題。要麼抽籤（徹底的平等主義），要麼按等級（例如年資，職位，功勳，身份等等），要麼按價格（本質是財富賦予的權力）分配。
中國困難時期，一度對短缺的消費品開放高價商店，只要有錢，如何稀缺商品都能買到。
東歐轉型，價格放開，立刻產生高通脹，使民眾的財富縮水。排隊的短缺現象沒有了，但是企業大面積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用價格跳水來消除過剩產能是立杆見影，但是社會後果嚴重，談不上什麼“資源優化配置”。
這裏，市場機制的主要優點是調節機制比等級制靈活，問題出在靈活帶來是社會不穩定性。這是馬克思經濟學強調，而新古典經濟學回避的問題。
假如供求機制能同時解決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就不需要市場和非市場（所謂政府，實際包括國有和非盈利部門的分配機制）共存的混合經濟。
過剩產能產生的根源在規模經濟與壟斷競爭
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無法解釋過剩產能的長期存在。因為完全競爭理論斷言，價格可以自動調節供求均衡到優化水平。但是所謂的邊際成本定價隱含兩個假設，一是否認企業需要足夠的利潤來補償初始的固定資本投資和歷史欠債，二是消費者沒有路徑依賴，對價格漲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這兩條都是完全不現實的。
比如大劇院經常空座率很高，按照邊際定價理論，開演前應該把賣不出去的票降價出售，甚至免費贈送。但是私營的老闆很少願意降價出清過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償付初始投資，就會破產倒閉，初始投資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現金流可以支撐，但是給有經驗的消費者創造了套利的機會，許多本來可以正常付款的買家，故意推遲到開場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價的票賣不出去，就打亂了企業的正常經營。
所以現實的企業競爭，不只是技術競爭、質量競爭，而且是資本競爭。資本多，信用高（貸款軟約束大）的企業，對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強，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問題是過剩產能持續的週期能否度過宏觀經濟的寒冬，就不是企業可以獨立決定的問題。
金融是雪中送炭，還是火中取栗，就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政府面臨的選擇是讓資本的利益集團説了算，還是政府按多數人的利益做統籌安排？這不僅是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問題，更是中國市場的本質是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的方向問題。
研究營銷學的西方專家告訴筆者，現實中幾乎找不到實行邊際成本定價的案例，因為實行的企業不可能生存。現實的定價策略大體可分為成本加成定價和策略定價，前者為了維持足夠生存的利潤，後者為了實現市場份額的目標。
在有競爭者的條件下，存在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取決於，可調度的資金是否足以熬過市場的困難時期。
西方微觀經濟學只有工資的價格粘性理論試圖解釋失業率的存在，把工會作為價格剛性機制的替罪羊。但是企業理論無法理解為何企業主不能調節銷售價格從而充分利用設備產能，如果不能預測未來的價格走勢， 維持虧損經營還想實現沿時間過程的利潤最大化，純屬紙上談兵。
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商業週期理論，和金融的企業兼併理論，從實證上觀察到產能過剩的具體原因，比如固定投資巨大、投資週期長的鋼鐵，和汽車產業的產能過剩要超過固定投資小、投資週期短的輕工業。創新經濟學注意到不同產業的生命週期，又和技術更新的替代速度有關。
最著名的理論是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他認為技術更新的結果是社會主義最終會取代資本主義。這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們注意到市場供求均衡的解只對規模遞減，和規模不變的企業成立。規模遞增企業無法確定供求曲線的走向。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壟斷企業有壟斷利潤的決定權，使實際產能處在潛在產能之下，以保證壟斷利潤。
問題是，這些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大蕭條。
**我們提出的“代謝增長論”，**發現過剩產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規模經濟。新興產業的競爭者必須做大做強，否則就會在競爭中出局。但是，最後只有少數幾家企業能有足夠的市場份額，以保障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支持研發和營銷的費用。技術落後的產業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沒成本”，和新興技術不能完全排斥落後技術，都是形成過剩產能的原因。
亞當-斯密早就意識到“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規模主要取決於資源限制。中國前三十年的艱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經濟封鎖造成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富裕，主要源於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國生產的廉價產品交換中國稀缺的資源。但是，中國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所以，中國產業目前所受的市場規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國的“過剩產能” 必須區別對待
依據我們前面的分析，我們對目前國內處理過剩產能的政策，由如下建議：
目前“殭屍企業”的提法是不科學的，決定企業前途的不是債務，而是人才和技術。
我們必須搞清所謂的殭屍企業，究竟是技術上已經落後必須淘汰，還是市場波動引起的資金鍊的斷裂？虧損企業的產品究竟是有實際需求的民生產品，還是無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須銷燬？企業的管理團隊，究竟是久經考驗的隊伍，還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須區分化解過剩產能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幹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後果。不能認錢不認人，成功的投資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賺快錢的項目。中國不但要改進財務的信用制度，還要建立企業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幫助投資者建立經濟信息庫。
加大淘汰技術落後產能，改造污染產能的力度
目前估計的一億噸過剩的鋼鐵產能，以及其他的建材產能，究竟多少是技術落後，治理污染得不償失的企業，才需要採取關閉淘汰的措施。應當有有關產業的技術專家和行業協會參與調查，不能簡單地用財務標準或資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減少結構調整的損失。
對技術先進、人才集聚的虧損企業，要聯合金融或其他產業投資重組。
中國存在大量重複競爭的企業，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財税體制鼓勵地方政府保護本地的財政收入，才會競相發展鋼鐵、汽車、房地產等短期暴利、長期過剩的產業。
治理過剩產能尤其要打破地區保護，發展跨區域的整合，才能增強規模效應和國際競爭能力。尤其中國有上百家鋼鐵企業，上百家汽車企業，每家都形不成規模和跨國公司競爭。
要利用這次化解過剩產能的機遇，學習高鐵、核電的整合經驗，組建多個有國際競爭力的鋼鐵、建材、汽車集團，不僅民營資本可以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造，國有資本也可投資有技術、有人才、但是缺資金的民企，在國際競爭中做大做強。
如何改革財政税收體制以鼓勵跨區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難題，有待中國的體制創新。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協作和長江流域的協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廣到產業鏈的整合，才能發揮社會主義大協作，全國一盤棋的優勢。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過剩產能
即使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表明，傳統的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產能過剩的危機。財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給側的企業，更應當直接補貼急需的弱勢羣體。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重演美國倒掉過剩牛奶的悲劇。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人均鋼鐵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車保有量，中國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中國只有相對收入水平的產能過剩，不存在絕對的產能過剩。
尤其目前鋼鐵、建材、汽車的產能過剩，與經濟下行的速度與市場景氣的收縮過快有關，也和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和公共服務的分佈不合理有關。
目前中國政府推行的精準扶貧項目，已經確定貧困地區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電等基層建設上的差距。與其用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發錢，不如學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辦法，直接採用收入分配的辦法，由中央政府撥專項資金，地方政府向過剩產能的企業採購鋼材、建材，直接撥給貧困地區施工建設。
也可以學家電下鄉的方法，把生產過剩的汽車產能轉產農用汽車，補貼給貧困地區的農民發展運輸和生產。
對於長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學美國1980年代末解決儲蓄貸款銀行危機的辦法，不是搞什麼房地產保值，而是把破產接收賣不出去的房產，零首付或超低價轉移給貧困縣以下的居民和無房不敢結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時解決過剩產能、創造就業、和社會維穩的難題。
具體操作方法，我們會在討論金融危機和房地產泡沫的文章另行討論。
總而言之，過剩產能是資本主義規模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民生主導的市場經濟，能否比西方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更好地化解過剩產能，進一步佔領核心製造業的制高點，早日實現全面小康的偉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書經濟學的迷信，借鑑和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的規範市場，探索社會主義混合經濟的協作新路。
我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深入調查中國國情，高度警惕國際市場的危機風險，才能化解過剩產能之危，抓住中國建設市場規範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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