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化橋：西方經濟政策應向中國學習，避免激進化

自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趨於激進。2008年當雷曼兄弟宣告破產時，美國只稍許遲疑，便允許美聯儲對市場進行干預。此後，歐洲在遭遇希臘等歐盟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時，歐洲央行也以同樣的方式應對。

從那以後，量化寬鬆便對西方國家市場造成了切實影響。所謂“直升機撒錢”在當前市場大行其道；儘管各界對負利率的未知影響心存疑慮，但它已得到普遍接受。當地時間3月9日，歐洲央行將歐元區利率降至歷史新低，並擴大量化寬鬆覆蓋面，凸顯了非常規貨幣政策的盛行。

然而，刺激需求並非全無他法。譬如，西方國家政府為何不願組建國有企業，以此創造就業？難道國有企業真的比量化寬鬆、低利率乃至負利率還要糟糕得多？

西方對國有部門顧慮重重。首先，人們普遍認為國有部門不如私有企業高效。然而，當私人投資遠遠低於理想水平時，國家就應該介入市場，填補缺口。畢竟，國有企業是否真的比福利支出、直接補貼、量化寬鬆或負利率等政策更低效，這還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其次，國有部門的投資是否一定會取代（經濟學家們更喜歡用“擠出”這個詞）私有部門？事實上正反兩面的證據都存在。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國有企業為爭取融資與私有企業競爭，推高借貸成本，的確可能擠壓私有企業的空間。但今天的西方正在滑向零利率環境，所以無需擔憂這個問題。

此外，來自世界各地的證據顯示，國有部門不但對私有部門的運營提供支持，甚至可通過提供“耐心資本”、基本的基礎設施以及實體設施，來助力孵化新的私有產業。

中國的經濟政策並無太多可為世界之師的地方，但該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積累的經驗，對政策制定者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1911年，中國終結了封建帝制，但其資本主義實驗卻以失敗告終。38年後，國民黨政府被趕到了台灣，中國大陸走上了多舛的共產主義經濟道路。

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後，意識形態的鐘擺再度向資本主義傾斜，中國最終選擇了混合經濟制度。

今天，國有經濟在中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仍佔三分之二左右。儘管關於縮減國有部門的爭論仍未停歇，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很有可能延續下去。

如果今天在中國舉行一場公投，讓民眾根據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優點去進行選擇，我估計，儘管許多人對國有企業感到不滿，絕大多數人還是會傾向於國有部門。

其中也存在一個社會層面的因素。國有部門給予職工較高利益，帶來的滿意度遠非福利支出和“直升機撒錢”等方式所能比擬。

堅定捍衞自由市場的人們高度懷疑國有企業會滋生腐敗。這不無合理之處，但可以通過控制國有部門規模，增強公眾監督，來緩解這種擔憂。

另外有一點毋庸置疑：在私有部門佔主導的情況下，國有企業能夠起到補充作用，並糾正市場失靈，其效果至少不亞於那些當下受到西方國家政府青睞的政策工具。

（本文原載於英國《金融時報》，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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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頭 解讀：

難道就因為是國企才腐敗？這是不成立的，首先，腐敗指的是人，是個人是私人，再者，私人企業就沒有腐敗？就沒有吃回扣？就沒有貪污？小公司老闆可以看着下邊的少量員工，但是大企業一樣是看不過來，腐敗是制度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和同時也是經濟條件和經濟水平的問題。“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腐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個整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