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政府還真拿這個預算當小李子的小金人了？

近期，印度財政部長阿倫·賈特里（Arun Jaitley）向議會提出了2016-17財年預算案。作為莫迪政府上台以來的又一次重要風向標，新財年的預算案甚至在印度媒體中引發了“預算狂熱”，涉及預算案的報道和評論數量遠超往屆。在預算案相關討論中，涉農話題無疑最為吸引眼球，因為賈特里提到農村、農民、農業將是下一財政年度預算重點關注的領域。對此，印度經濟時報甚至在其頭版顯要位置宣稱“農民簡直是印度的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用小李子在多年煎熬之後終獲奧斯卡獎的段子影射印度農民“久旱逢甘露”。

某種程度上説，莫迪政府對於農民施加的空前關注與優惠恰恰反映出印度版“三農問題”的緊迫性，尤其是日益嚴重的農業邊緣化和農村人口貧困化給印度社會帶來的壓力。雖然莫迪開創性的市場化改革和便利化措施為印度經濟帶來縷縷春風，然而農民不但沒能從這個過程中分得主要收益，反而首當其衝承擔了改革引發的陣痛和衝擊。與吸收了大量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相比，印度農業部門幾乎被遺忘，使得其“三農”滋生出各種亂象和問題。

2015年4月22日，印度新德里，一名來自拉賈斯坦邦的農民在一場反對土地法案的抗議集會上上吊自殺

例如，雖然印度有着勢頭強勁的高科技和IT部門，但是這些行業極高的准入門檻卻排除了大部分貧困且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人口，使得他們根本無法分享這些行業高速發展帶來的紅利。另一個例子則是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徵地問題。由於印度建國以來的土地改革一直推進緩慢，導致很大一部分印度農民其實是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僱農和農業勞工。在這種情況下，當商人或政府以經濟發展的名義向地主購買土地時，這些依賴土地為生的農民常常無法從中分得任何賠償。更糟糕的是，由於他們往往受教育程度很低，再加上印度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長期孱弱，這些失地農民也很難在非農部門找到替代性的就業崗位。

由於忽略對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村建設的必要投資，印度農民在自然災害面前越發無力，常常淪為反常季風和病蟲害的直接受害者。在季風和病害導致的減產歉收面前，印度農民不堪重負導致的自殺和農村生存博弈加劇導致的衝突也經歷了爆發性的增長。比如在2015年8月，多達25000名來自北方邦的農民為了表達對其絕望社會經濟處境的抗議，居然聯名寫信給印度總統，申請“集體自殺許可”。令人惋惜的是，還沒等總統慕克吉頒發駭人聽聞的許可證，其中40個農民就已經自殺身亡。

事實上，農業部門僅佔印度經濟總產出的五分之一，但卻僱傭了超過一半的勞動力，其影響人口之多，範圍之廣可見一斑。三農問題無與倫比的重要性表明，農民長期以來壓抑的怒火很可能會反過來吞噬印度來之不易的經濟果實，造成的劇烈波動可能對整個經濟體產生破壞性的影響。隨着莫迪不斷深化其市場導向型和產業導向型改革，印度社會同時也承受了越發猛烈和頻繁的農民騷動，甚至是騷亂。幾個星期以前，以農民為主的賈特人（Jat）人為了獲得招工、考學的特殊優惠政策而爆發的抗議風潮，其實就是印度務農人羣面臨普遍困境的最直觀體現。

面對農民、農村和農業的種種危機和困難，印度政府不得不在需要大規模削減赤字的情況下，還在下一財年整體預算中大幅度增加了對“三農問題”的投入。在20016-17財年的預算中，印度政府計劃針對農業和農民福利投入52.3億美元。針對農民抗自然風險能力降低的現狀，印度政府將對農田水利將大幅度增加專項投入，並計劃加速現有的農業建設項目的進程，旨在減少反常季風、洪水、旱災對農業造成的損害。此外，政府也計劃加大對農村公路、管網和集貿市場的投資力度，以此降低農民投身商貿的交易成本。此外，為了緩解、應對三農問題積弊所帶來的風險和波動，財政部長賈特里還新增了針對窮人的健康保險項目、加強了“聖雄甘地國家農村僱傭保障法（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和針對草根創業的減税計劃，可謂多管齊下。

雖然印度政府的這些惠農舉措力度空前，值得讚賞，但是卻有着致命的問題：所有預算案中提出的方案更像是從一個領域虹吸資源進入另一個領域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在多個領域中創造出一種可持續的良性循環。一般而言，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常常在發展初期選擇“勒緊褲腰帶”，搞工農業剪刀差，重點發展國民經濟亟需的工業部門。然而，莫迪一方面大張旗鼓聲稱要搞“印度製造”，一方面卻又推出大幅傾向農業的政策，令人生疑。顯而易見，當印度經濟結構還未達到“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時，就不分重點大肆強調工農業間、城鄉間的“平均主義”很可能會產生不利於長遠謀劃的結果。

莫迪政府上台來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在三農問題上一直一籌莫展

印度想要真正處理好三農問題的挑戰，也許中國正是值得學習的對象。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經驗表明，產業發展、城市化推進同農民提高生活水平完全不必互相對立，完全可以做到相輔相成，甚至進入一種“自動”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在中國，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為先導的高速工業化成功吸收了農業部門富集的過剩勞動力大軍。隨着勞動力從生產效率極低的農業部門轉入生產效率較高的製造業部門，在促進工業經濟繁榮的同時，他們的工資收入也得到了非常可觀的增長。正是在這種良性互動中，中國使得幾億貧困的農村人口脱貧致富。

與中國產業經濟模式大相徑庭，印度當前的經濟增長難以創造相應的就業崗位，這正是其發展模式的結構性問題所在。囿於基礎設施、勞動法規、營商環境等約束，印度製造業始終難以獲得爆發性發展。與此對應，對基礎設施要求較低、對於勞動法規能夠靈活利用的服務業，尤其是外包服務業，卻得到了跨越式的發展。服務業的繁榮反而進一步淡化了製造業的重要性，並擠佔了許多經濟和政治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決策者的政策核心問題也許應該是如何促進工業製造業的發展，將廣大農民囊括進經濟發展的受惠羣體，使其變為真正的利益攸關方。

雖然我們也許能看到阿倫·賈特里的惠農預算案短期內能緩解印度的三農挑戰，但是如果沒有堅實的工業化和經濟結構變革作為支撐，這些出於好意的政策也會隨着“預算狂熱”的消退而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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