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哥：為何朱鎔基要向日本人宮崎勇致哀？

3月17日，日本媒體曝光的一條消息瞬間便傳遍了中國互聯網：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向日本前高官、著名經濟學家宮崎勇致悼詞。

在悼詞中，朱鎔基讚揚其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此外，他還表示，宮崎為中日友好作出的傑出貢獻將銘記史冊，對擁有這樣的友人感到自豪。

在中日關係依舊冷淡的背景下，朱鎔基此時為一位日本人士送上哀悼，顯得極不尋常。

朱鎔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追思了與宮崎勇交往中的一些點滴

不僅是老朋友，更是真朋友

由於此事最先由日本媒體報道，中國並未在官方層面對宮崎勇的逝世作出任何禮遇。這就表明，致哀一事更多地帶有“私人色彩”。根據日媒披露的情況來看，朱鎔基直接稱呼宮崎為“友人”，足以表明，兩人的交往並不單純只是“公事”，更有相互欣賞、志趣相投的一面。

根據《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提供的情況，在2000年9月訪日之行前夕，在宮崎勇“撮合”下，朱鎔基給了日本NHK電視台極大的面子，接受了由宮崎勇和NHK主持人國谷裕子兩人主持的專訪。朱鎔基直接就對宮崎勇説：你是我的老朋友。而從採訪實錄來看，兩人的互動恰如結識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坦率，絲毫不顯得生分。

宮崎勇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更是真朋友

從1979年自1987年，朱鎔基就一直在當時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1981年，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成立，宮崎勇又是核心成員。這也就難怪香港《南華早報》會説，兩人的交往便是在那個時候得以加深的。

而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王夢奎的回憶，朱鎔基早在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時就是交流會的成員，擔任總理後仍然十分關係交流會的工作。在卸任總理後，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夢奎還兩次陪同宮崎勇見過朱鎔基：一次是2004年11月4日在他北京的住地，一次是2006年10月12日他在釣魚台養源齋宴請宮崎勇。據説，兩位老朋友每次見面，都敍談甚歡。

難能可貴的是，經過“患難見真情”的考驗，宮崎勇的所作所為更是表明，他還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

中國徐福會會長張雲方（曾任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追憶交流會的往昔時，特別提到了一件事：

1989年春夏那場政治風波剛剛平息，宮崎先生帶着國際特別行動委員會施密特的信，孤身來到北京。他是那時中國領導人接見的第一位外國友人。歸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住處一直被右翼分子所包圍，漫罵、抗議、威脅之聲不絕，窗户的玻璃都被拋進來的石頭、磚塊打碎了。恐嚇物和信件不僅寄到辦公室，還寄到了家中，他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但是，他從來沒有同中國朋友提及過此事。

十三五規劃裏也有宮崎勇的影子

宮崎勇自1947年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幾乎半個世紀都工作在政府經濟部門以及民間經濟研究所，宮崎作為戰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官方經濟學家為人們所熟知，並參與了歷屆政府的經濟政策制定。據日本媒體佐賀新聞消息，17日當天，日本政界與財經界共計有600人出席了追悼會，足見宮崎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

宮崎勇追悼會現場

宮崎勇於1995-1996年在村山內閣中任國務大臣、經濟企畫廳長官（相當於中國發改委主任）。他是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是第一線的指揮者。他成功應對了石油危機，並對通貨膨脹、國際化進程中的泡沫拿出了對策。可以説，他對戰後日本經濟的貢獻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就連剛剛通過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當中，都有宮崎勇的影子。

“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到，到2020年為止，我國要實現國民收入較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一目標在民間也被廣泛稱作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規劃”中的這一重大目標與對日本發展經驗的借鑑，可以説不無關係。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日本1961～1970年間的經濟發展計劃。該計劃由池田勇人內閣制定並實施，其執筆人正是宮崎勇。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最初受到很多經濟學家反對，認為此舉將加重通脹壓力。一般日本民眾也認為，他們收入“倍增”的效用將被通脹抵消。

然而，最終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 。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

由收入倍增計劃所促成的消費者革命成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日本至1968年就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兩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

按照王夢奎撰寫的紀念文章，中日經濟交流會成立之初，幾位經常來到中國講課，介紹發展經驗的專家裏，就有宮崎勇。據王夢奎記述，交流會從一開始就不是書本上的抽象理論討論，而是更為注重經濟實踐，最初主要是介紹日本經濟發展的歷程和成功經驗，以及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議。從宏觀經濟管理到產業發展，日方都給中國方面提出過不少建設性的意見。還通過交流會的渠道，為推動日本對華經濟援助和投資做出了貢獻。

通過經濟交流會，宮崎恰恰就把60-70年代積累的成功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中國。如今，中國正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攀登，恰巧在很多層面經歷着與日本當年類似的內外環境。而宮崎對中國人民的友情，正在經由其多年來潛移默化的影響，通過十三五規劃的實施，凝結在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宮崎勇雖然一直對日本政界保持着很大的影響力，但無論中日關係如何起伏，他對中日友好的未來卻始終充滿期待，而且絲毫不迴避雙方關係之間的敏感問題。

宮崎勇2010年曾作客北大（圖片來自視頻截圖）

在2010年9月作客北京大學的時候，面對靖國神社問題，宮崎勇曾明確表示，希望中國人民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提出合理的要求：

“對於日本閣僚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中國人必須站出來對他們説，你們不能這樣下去了。”

致哀宮崎勇：對日經濟合作將破冰？

在日本共同社的報道中，一名日本外交界的知情人士甚至表示，悼詞“應該獲得了中國領導集體高層的認可，可被視作包含了期待今後與日本經濟合作的訊息”。

至於這位知情人士所言，其前半句或許還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後半句卻純屬“想太多”。

自2012年爆發的“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之後，日本方面始終沒有真正端正態度；其間，雙邊關係又數度因靖國神社及慰安婦問題而受挫。

雖然在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峯會上，安倍終於實現突破，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握上了手；可明眼人卻瞬間看穿，安倍此舉的作秀意義大於實質，更多地只是為了向國內交代。

於是乎，安倍便可以大肆吹噓，即便在釣魚島問題與靖國神社問題未做讓步，仍然在中日關係上實現了“突破”。

2014年北京APEC上，中日首腦的這次會見，想必讓許多中國人仍記憶猶新

如果説安倍政府願意自我麻痹的話，就隨他去吧。不過，眾所周知的是，無論是釣島還是靖國神社問題，皆由日方而起，其背後的根源在於日本右翼對戰後秩序的不滿。這兩大議題都是事關二戰結論的大是大非，中國是斷無讓步餘地的。

更何況，中日在經濟結構上高度重合，相互競爭亦是非常激烈。如今，疲弱的日本經濟難以恢復其往日輝煌，夏普、東芝這些昔日的明星企業都淪落到了被中資收購的境地；中日經濟關係更多地表現為，日資地盤逐步被中資蠶食。

雖説在日本有人一廂情願，但中國人民卻一向分得清是非。對於妄圖破壞中日關係的右翼分子，中國不會退讓；但對有恩於我們的朋友，我們同樣不會忘記。

對於宮崎勇這樣一位真心樂意中日友好的人士而言，前總理以私人名義致哀，無論是於理還是於情，卻是最妥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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