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論壇：林毅夫發佈中國原創“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

3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所舉辦的第一期國際發展論壇在北大發展研究院舉行。會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發佈了該中心所組織的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ISTI)。博鰲論壇今天下午也將正式發佈這一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指數。

林毅夫 資料圖

很久以來，人們用GDP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為衡量國家財富的一個標準，而且這一指標幾乎擁有了傲視其他所有指標的地位。

後來學術界又探索出人類發展指數、包容性財富指數等指標，力圖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給出更加具體的認識。

儘管如此，這些指標都是將不同的國家，無論大象還是螞蟻，雛子和老者放在同一個天平下衡量。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創始人林毅夫認為，處於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發達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的衡量指標，包括產業結構變遷、技術以及制度變遷的指標都應不同。

在此背景下，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產生了。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包含四大方面共41個指標，四大領域包括生產行業、環保、支持性的經濟政策、微觀政策等，41項指標非常細緻入微的衡量一國的發展水平和瓶頸。

林毅夫在發佈會的開場白中講述了研發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的背景。他説，從二戰至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並沒有顯著的縮小。為什麼？

他指出，這一結果可能與兩種發展思潮有關。二戰後第一波結構主義思潮要求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同樣的技術、同樣的產業，迎頭趕上。但是，產業建立起來以後都沒有競爭力，經濟增長就停滯，接着就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不斷在擴大。

另一種認為，經濟搞不好是由於政府對經濟有太多幹預，沒有像發達國家有完善的市場體系。應遵從華盛頓共識，像發達國家那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然而，照這個思路來進行改革的國家，普遍經濟遭受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同樣繼續在擴大。

由於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大家又轉過來重視結構跟結構變遷。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減少貧困，要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那麼不管在農業或者是哪個產業裏面都要有結構變遷，所以現在國際上又開始重視結構變遷。

林毅夫表示，經濟發展表面看起來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背後是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等等各種結構的不斷變遷。他提倡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研究背後的原因，並做出政策建議。

廣袤的森林不存在同樣一個樹葉，一國的發展尋找追趕目標時，必須要適應本國所處的階段。

林毅夫稱，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ISTI)跟現在有的其他指標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將發展階段的概念引進來，然後根據不同發展階段來設計他合理的發展指標。

ISTI可在全球範圍內測量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工業發展的進程。ISTI指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強調發展階段的重要性，在衡量包容性和可持續工業發展的各個維度時將該國發展水平(或發展階段)考慮在內。因此，ISTI旨在幫助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甄別實現經濟轉型所面臨的瓶頸性因素，促進發展經驗的分享。

構建ISTI包括三個步驟：首先，用可衡量的指標確定包容性結構轉型的核心支柱或維度；其次，根據A國發展水平，為它在指標X上賦值，考察其得分的高低，從而將發展階段的重要性納入考量；最後，彙總、提出一套成體系的方法，藉以完成不同國家間，甚至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間的橫向比較。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濟學家鄭元博士認為，“這個指數的發佈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因為我國的經濟也正處於關鍵的轉型期。如何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新常態下實現產業的升級，是“十三五”非常重要的發展議題。這個指數的提出為我國甄別經濟轉型中所面臨的一些瓶頸性的因素，也可以提出非常值得借鑑的依據，也可以為更有效的制訂政策奠定基礎。

suixirenjia解讀：

一個經濟奇蹟的出現改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和進程，就必然伴隨出現一個新的經濟理論和評價方式相適應。所以林毅夫提出的這個評估理論，意義重大，如果實踐證明它具有相當準確度的普適性，那麼就有可能成為諾經獎的候選者。還有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克強指數”如果繼續研究，從定性轉向定量分析，得出普適的定量化結論，那也同樣可以達到諾經獎水平。當然現在還很粗糙，沒有嚴格地數學論證，和在多國多模式地經過驗證。還有許多理論工作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