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2016，一個後全球化時代的開始？

【“歐洲首都”布魯塞爾遭遇恐襲，令世人震驚，但其影響可能遠不止於歐洲境內。

**今年年初，高柏教授曾經預言，2016年或許是後全球化時代的開始。****反對移民是歷史上上一輪全球化逆轉的重要原因之一，**歐盟一直主張人員自由流動，但難民潮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如果再在歐洲的哪個大城市出現恐怖主義襲擊的事件的話，人員自由流動這一歐盟基本原則將從根本上被撼動，申根簽證制度很可能要被廢除。一旦歐洲開始出現全球化逆轉的趨勢，必將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極大的衝擊。”不想一語成讖。】

八年前，2008年的1月，美國次貸危機已經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即將到來。我曾經撰文預測這個世界即將迎來一個後全球化的時代。

什麼是後全球化時代？全球化一般是指商品、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的跨國界自由流動。全球化時代意味着無論是國際經濟秩序還是各國政府的政策範式都積極地促進這些流動。反過來説，後全球化時代則意味着以促進自由貿易為特徵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各國政府的政策範式向限制這些流動的方向轉變。

然而，後來的八年裏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證實我的預測，而且還顯示出完全相反的趨勢。但是，在2015年歲末閲讀各國評論家們對過去一年國際政治經濟的回顧以及對2016年的預測時，我的直覺卻在不斷地提醒我，我在2008年初預測的那個後全球化時代到來的可能性目前已經空前地高漲，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將如何發生的因果鏈條。

讓我們從八年前説起。

2007年12月初，我從美國去上海，在飛機上讀到英國《金融時報》對當時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專訪。在這篇專訪中，克林頓明確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2004年在《經濟學展望》雜誌上發表的題為《在李嘉圖、密爾理論視野下，辨析當今主流經濟學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張》一文中提出的觀點。在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中，薩繆爾森指出，比較優勢——這個支撐自大衞·李嘉圖以來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概念——已經無法再幫助我們解讀21世紀的世界經濟。這篇文章的發表在美國的政界、學界和媒體掀起了一場大辯論。克林頓在2007年底承諾，如果她當選總統，美國政府將要全面審查迄今為止簽訂的所有自由貿易協定，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當時正在醖釀過程中的世貿組織多哈回合會談。她還將命令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道制定有關主權財富基金在世界上運作的透明規則，因為這些資金對美國經濟主權構成了潛在威脅。

8年前的希拉里已經對全球化磨刀霍霍

讀完這篇專訪我十分興奮，因為它在印證我在2001年提出的觀點。我在2001年出版的《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根源》一書中將喬萬尼·阿瑞吉和卡爾·波蘭尼兩人關於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的觀點結合，形成一個分析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阿里奇指出，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的每一個輪迴都始於生產和貿易的擴張。當生產和貿易的擴張發展到一定階段，各國對跨國界流動資本的爭奪必然導致金融和財政的擴張。一旦出現世界性的金融擴張，資本主義早晚要面臨一個全球規模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舊的經濟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的研究團隊證明，國際秩序從荷蘭霸權，到英國霸權，再到美國20世紀的霸權，每一次更替都走過了相似的歷史過程。

波蘭尼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長程運動是受着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個要釋放市場力量，另一個要保護社會。十九世紀末西方各國積極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紀初製造了資本主義的一場重大危機，而西方各國在大蕭條前後保護社會的努力則直接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羅斯福新政的出現。

我在2001年的書中指出，如果我們把阿里奇和波蘭尼的分析框架延伸到當今一輪全球化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出現，使得各國大蕭條以來為了保護社會而建立的各種制度，在新環境裏顯得沒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國的政策範式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由保護社會向釋放市場力量轉變。這種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導致了全球化過程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戰後開始的生產與貿易的擴張到了70年代，開始向金融與財政領域擴張。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來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與世界性金融危機的陰影出現，則意味着這一輪全球化正在向着其週期的轉折點邁進。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代表着資本主義長程運動正式進入全球化的全面擴張期，這種對市場力量的極大釋放早晚要導致一場大的國際危機，而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可能是這個危機的早期表現。

我當時認為，《金融時報》對克林頓的專訪顯示薩繆爾遜在2004年發表的學術觀點已經開始變成政客們明確的施政方針，更重要的是這種施政方針來自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總統候選人，因此它不能不是這一輪全球化可能發生逆轉的重要信號。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2008年1月6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上，我在這篇文章裏預測一個後全球化時代可能從2009年1月上台的美國下一屆政府開始。在這個預測中，我再次使用了我在2001年發展出的關於鐘擺理論的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認為全球化的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的從落後到進步，從傳統到現代的線性發展，而是呈現出鐘擺式的，或者是循環式的發展過程。

然而，即使在這個世界經歷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化的腳步卻並沒有停下來。雖然全球化的前途在2009-2010年期間我參加的各種學術會議上被廣泛地討論，但是相信它會逆轉的學者卻鮮有人在。美國在2010年開始不僅開始推動重返亞太的戰略，也開始推動代表下一代自由貿易協定的TPP和TTIP。換言之，西方國家想以更大的力度來推動全球化。我自己也從2010年的下半年開始關於中國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以絲綢之路戰略對沖藍海戰略的研究。我選擇這個新的研究方向是基於一個認識上的飛躍，即全球化不應該只是一個單純的、被動的、結構型的鐘擺運動，因為各個行動主體的主觀能動性（agency）對全球化鐘擺運動的轉向與否和轉向的時機和速度會有重大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2015年也不乏全球化將繼續發展的標誌性事件：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全面展開，美國推動的TPP獲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這些進展使許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一個單向的，不斷發展的線性過程。

然而，到了2015年歲末，國際社會開始對全球化的未來持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懷疑態度。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在過去的一年裏，世界主要大國普遍瀰漫着一種不安和不祥的氣氛。從中國到美國、從德國到巴西、從俄國到日本，政府、媒體和公眾全都感到緊張和焦慮。更重要的是這種全球性的情緒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在過去的30多年來，世界上一直至少有一個強國極為樂觀：上個世紀的80年代後期是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上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引領全球化與信息革命的進程；本世紀初歐盟發行了單一貨幣，成員國數量幾近翻倍；在過去十年裏則是中國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就當前而言，所有的大國都很茫然，甚至是極度擔憂，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印度。

2016年的第一週接連發生的沙特阿拉伯與伊朗斷交，朝鮮宣佈氫彈試驗，中國股市大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場的跟進更是把這種不安和不祥的氣氛推向高潮。中國人還停留在談論中國經濟的“新常態”（new normal)，而曾經預言2008年危機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魯裏埃爾·魯比尼則早已經開始把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稱為“新病態”（new abnormal）。

如果説，八年前我關於後全球化時代即將到來的預測還主要是通過理論的推導和個別經驗事實的支撐，到了2016年初，國際政治經濟中已經有大量跡象表明，一個以美國重返亞太為遠因，以中東的亂局為導火索，以歐洲為起點的後全球化時代很有可能在2016年就要開始。儘管這個趨勢在目前並不是板上釘釘，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於主要涉事國家的戰略互動，但是它出現的概率要遠遠大於八年前。

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它可能出現的因果機制。

為應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於五年前開始實行重返亞太的戰略。這個戰略的基本假設是亞太地區將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帶，美國絕不能放棄在這個地區的領導地位。為了防止美國被中國排擠出亞太地區，美國必須拿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和資源來經營這個地區。它不僅要把百分之六十的海軍力量轉移到亞太地區，還要發展TPP為這個戰略加上一個經濟的支柱。實行重返亞太的戰略要求美國在中東地區實行戰略收縮，因為美國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同時應付中東地區的複雜局面和亞太地區的巨大挑戰。要想在中東地區成功地進行戰略收縮，美國必須要解決好伊朗核問題和巴以問題。否則，如果這兩個地方出了問題，美國想走也走不了。當然，美國引領的頁岩氣革命和美國對中東石油依賴程度的日益減輕也為美國戰略的重心轉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與伊朗和解的推動力不僅僅來自於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要求它對其全球戰略資源配置進行大的調整，也來自中國為對沖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而採取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東地區的國際政治格局產生的重大影響。

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開篇之作是中巴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的內容包括公路、鐵路、油氣管道和通訊線路的建設。它之所以對美國的中東政策有深刻的影響是因為中巴經濟走廊將極大地改變伊朗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這是因為當中巴鐵路修通後，肯定要向西進入伊朗，然後經土耳其連接歐洲。一旦這個歐亞大陸橋的南線被打通，伊朗就會變成這條戰略通道上的樞紐。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周邊國家的利益只能在伊朗穩定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到了那一天，如果西方國家仍然要對伊朗進行經濟制裁，它必將失去周邊國家的政治支持，因為他們的經濟利益都要依賴過境伊朗的鐵路。對美國來説，與其被動地等到那一天，還不如採取主動，現在就與伊朗和解，這樣才能搶在中國把鐵路修到伊朗之前在那裏佈局從而佔據有利的戰略位置。

換言之，伊朗核協議談判和中東的變局與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有高度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不僅體現在美國出於對沖中國的崛起而實行重返亞太的戰略，也體現在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這一地區的影響以及美國對這種影響做出的回應。這些是美國用談判代替原來的軍事手段來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重要原因。

美國沒有預料到的是它在全球進行的戰略調整在中東地區導致了一場地緣政治的地震。美國通過和談解決伊核問題引起它兩個長期的鐵桿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極大憤怒。這兩個盟友都認為美國要拋棄他們，他們做出的激烈反應超出了美國的預期。以色列不僅在巴以問題上根本不買美國的賬，而且其總理內塔尼亞胡甚至不經過美國行政部門就直接接受美國國會的邀請訪問美國，使奧巴馬十分沒面子。儘管全球石油市場價格低迷，沙特阿拉伯卻根本不顧美國頁岩氣產業的利益拒絕減產，這導致石油價格一路下跌。沙特阿拉伯堅持石油不減產有雙重的戰略目標，既要沉重打擊美國的頁岩氣產業，幹掉這個日後對沙塔阿拉伯石油的最大威脅，也要把其目前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俄國置於死地。

沙特阿拉伯目前陷入了一個戰後前所未有的絕望境地：它眼看着自己與美國的關係漸行漸遠又無能無力；它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優勢日益下降；儘管不減產石油已經使美國的頁岩氣產業大傷元氣，也極大地削弱了俄國的實力，但是與此同時拒絕減產導致的石油價格下跌也嚴重地傷害了沙特阿拉伯自身，多達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財政赤字使沙特阿拉伯捉襟見肘；沙特阿拉伯老國王死後的宮廷內鬥隨時都可能導致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它與伊朗在伊拉克，敍利亞和也門的代理人戰爭也遲遲無法取勝；隨着伊斯蘭國成為各國打擊的對象，沙特阿拉伯與其關係不斷被曝光，歐洲的領導人已經在公開指責沙特阿拉伯在全球支持恐怖主義。這些趨勢從各個方面威脅着沙特阿拉伯在中東地區爭奪霸主的可能性。在這場深刻的危機中，沙特阿拉伯必然要拼死一搏。

美國國際戰略背景下的沙特阿拉伯與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博弈是產生難民危機的直接原因。根據剛剛發表的數據，歐洲在2015年接納了超過百萬的難民。其中來自敍利亞的超過一半，來自阿富汗的佔百分之二十。美國一直在敍利亞支持反政府力量，沙特阿拉伯迄今為止與伊朗並沒有直接交手，而是通過支持各自在敍利亞、伊拉克、和也門的代理人過招兒。這些是敍利亞出現失敗國家和伊斯蘭國勢力趁機坐大的重要原因，也是難民危機爆發的直接導火索。

本來，美國發動的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戰爭，和中東地區沙特阿拉伯與伊朗之間的爭奪地區霸權，對全球化過程沒有什麼太直接的影響。可是當這兩大地緣政治因素為歐洲製造出來一個難民危機，全球化可就面臨一個十分重大的挑戰。

**反對移民是歷史上上一輪全球化逆轉的重要原因之一。**移民對受入國就業和生活水準的衝擊是在政治上宣判全球化死刑的直接因果機制。這次的難民危機對歐洲挑戰的深刻程度可以説在戰後是史無前例的。為什麼這樣説？歐洲是在全世界以標榜人權為榮的地區，每個國家都高喊人權的口號。這次這麼多的難民湧向歐洲，全世界都期待歐洲給予難民以人道的接待。歐洲如果做不到，他們天天掛在嘴裏的人權就將顯得十分虛偽，就會變成一個國際上的笑柄。然而，要接待如此大量的難民對歐洲的政治經濟制度將形成極為深刻的衝擊。

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各國，通常都是福利國家。接納這些多的難民必然要求向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這對各國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德國由於缺勞動力，所以默克爾願意接受難民。但是別的經濟不景氣的國家，特別是中東歐國家堅決不幹。目前歐洲的經濟停滯使得接待難民成為格外困難的任務。

與此同時，難民危機對歐洲政治制度的挑戰將要更為深刻。過去的30-40年間有一個全球性的大趨勢叫去世俗化。什麼叫去世俗化？歐洲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都信奉政教分離的原則——即宗教與現代政治分離，變成一個私領域的事。但是最近穆斯林人口在歐洲的迅速增長卻有可能改變這一切。早在三年前，在德國和法國的穆斯林人口已經達到470萬以上，目前在法國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是已經佔整個人口的10%。穆斯林人口在歐洲國家面臨着很強的歧視，他們在文化上融入的艱難導致了大量的社會衝突。同時，許多歐洲國家白人家庭的生育率都很低，而伊斯蘭家庭的出生率卻很高。在一個民主政體裏選舉靠投票，很多歐洲人擔心如此下去歐洲國家不僅要在文化上要被伊斯蘭化，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依靠眾多的人口最後就會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這個主題在英文文獻裏已經有很多的討論。由此可見，難民危機不僅僅從經濟和文化上挑戰歐洲，更是從政治上威脅現有的權利格局。

這次歐洲的難民危機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可能會產生兩個結果。第一，歐洲各國的極右政黨將獲得更多的支持。在過去的三年裏歐洲的極右政黨已經紛紛在選舉中攻城掠地，在議會中獲得更多的席位。長期下去，他們如果變成多數黨，將對歐洲政治和歐盟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第二，極右派的一個主要政治口號就是反移民，而移民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如果極右政黨上台，歐盟目前的重要政策之一，勞動力在歐盟境內的自由流動，肯定要面臨挑戰。如果難民危機不斷擴大，歐洲內部的強烈反彈最終完全可能會導致歐盟的解體，至少會徹底改變目前的移民政策。本來德國是歐洲接待難民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是2016年跨年夜在以科隆為代表的幾個德國城市發生的大規模的性騷擾事件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是雪上加霜，其影響必將在德國政治中不斷髮酵，很有可能導致德國移民政策的逆轉。

難民危機並不是歐洲唯一的心病。2016年歐洲還要面臨幾個其它考驗。英國今年要舉辦是否脱離歐盟的公投，目前歐洲的大形勢對英國留在歐盟的支持者們而言越來越不利。希臘將迎來下一輪融資的期限。在新的經濟壓力下，歐盟能夠再次向希臘或者其它需要救助的國家提供大筆的融資嗎？如果不能，希臘很可能成為第一個退出歐元區與歐盟的成員國。如果希臘退出，可能還會出現其他成員國跟進。

大規模的難民潮已經使歐洲國家不堪其負，瑞典和丹麥已經重新實行邊境控制，對這歐盟一直主張的人員自由流動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再在歐洲的哪個大城市出現恐怖主義襲擊的事件的話，人員自由流動這一歐盟基本原則將從根本上被撼動，申根簽證制度很可能要被廢除。一旦歐洲開始出現全球化逆轉的趨勢，必將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極大的衝擊。

按照以上的邏輯，只要中東地區保持緊張的局面，難民危機就無法避免。只要難民危機繼續發展，歐洲出現脱離全球化進程的趨勢可能就會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問題是中東地區的局勢已經出於失控的邊緣。

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都沒有預料到的是，當敍利亞的亂局導致了歐洲的難民危機時，俄國抓住這個機會強力干預敍利亞，從而使中東的局面發生根本性轉變。

普京突然出手干涉敍利亞的首要原因是轉移烏克蘭危機的國際視線。在此之前，西方國家天天盯着烏克蘭危機。你俄國侵略烏克蘭，我們要經濟制裁你。俄國經濟在西方經濟制裁的打擊下陷入蕭條。這次普京在敍利亞這麼一打，一下子把國際視線從烏克蘭轉移到中東，烏克蘭危機在國際輿論中的地位頓時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然而，轉移烏克蘭危機的國際視線對普京而言還是較小的一個目標。他更大的目標是通過干預敍利亞，佔據在中東問題上的主動談判地位，迫使歐洲取消因烏克蘭危機對俄國實行的經濟制裁。這三大危機本來各自在不同的地區對不同的國家造成不同的困擾，普京出手干預敍利亞的一個直接的地緣政治後果是把今年困擾歐亞大陸的三大危機，即烏克蘭危機、敍利亞危機、和歐洲的難民危機綁定在一起，使它們成為相互關聯，共同改變地區秩序的重要的因果機制。

在伊朗革命後的35年裏，美國一直支持遜尼派佔主導的國家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灣國家。這次俄國卻直接介入中東事務，支持一個包括伊朗，伊拉克，敍利亞和黎巴嫩的什葉派之弧。這個什葉派聯盟是俄國獲得通往波斯灣入海口的重要保證，它直接形成對美國支持的遜尼派國家的挑戰。沙特阿拉伯也針鋒相對，成立了一個35個國家參加的反恐聯盟，土耳其出手擊落俄國戰機，幾乎引發俄國與北約的直接對抗。雖然俄國出於更大的戰略考慮沒有直接反擊，它已經在敍利亞佈置S－400導彈。這兩大陣營在2016年是大打出手，還是各退一步，將對全球化進程的未來走向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美國的情況如何？一方面，美國經濟目前正處於恢復的勢頭中，是各主要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一個，剛剛公佈的就業數據顯示，美國在2015年12月提供了29萬2千個工作機會。同時，由於奧巴馬在TPP問題上取得了初步簽約的成功，加上美國普遍對中國崛起的憂慮，TPP應該不乏要與中國競爭的支持者。最近美國製造業協會發表聲明，支持TPP對奧巴馬來時算是一個新年的禮物。

但是，另一方面，許多美國人對本國地位的相對衰落和對世界秩序的擔憂也同樣是明確存在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層面，許多人感覺不到經濟復甦，他們更加擔心的是各種自由貿易協定會讓美國失去更多的工作機會。目前的兩黨總統候選人中，民主黨侯選人全部反對TPP。共和黨的多數侯選人至少目前在口頭上也反對TPP。共和黨的國會領袖明確要求奧巴馬在大選後再讓國會對TPP進行辯論和投票。你可以説這是政客在迎合選民，但這也反映了美國選民們的擔憂。克林頓任國務卿時本來是TPP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而今則明確地表達反對的立場。因此，今年世界經濟的走勢和歐洲是否出現全球化逆轉的局面將對TPP在美國能否通過有很大影響。如果歐洲出了問題，美國政府推動TPP的通過必然要面臨更大的國內政治的阻力。

回到前邊提到的我在2008年初做出的後全球化時代即將到來的預測，為什麼即使是在那一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的條件下，各國也沒有想走回頭路，而今年卻有可能？這與人們的思維習慣有直接關係。當人們在過去幾十年相對穩定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全球化的思維定勢，即使當全球化在2008年已經面臨十分深刻的挑戰，他們仍然繼續沿着過去的思路去尋找解決方案，認為問題出在全球化還不夠徹底，直到在現實面前撞的頭破血流才可能開始反向思維。

元旦過後的第一個交易日中國股票市場就開始大跌，並引領了全球主要股票市場的下跌。這對今年國際經濟的走向有很強的符號意義。縱觀國內媒體歲末年初的各種評論，中國人的注意力似乎還集中在本國經濟下滑和結構調整上。然而，如果我們關注一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遠遠超出了中國的國界。2016年不僅歐洲，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其它國家都將面臨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選擇：一國政府的政策範式是繼續推動全球化，釋放市場力量，建立更為開放的自由貿易機制，並承擔其政治和社會後果？還是轉向保護社會，在可能到來的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的前夜未雨綢繆？如果新自由主義代表的本輪全球化發生逆轉，中國將如何設計自己未來的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固然面臨着巨大的轉型壓力，然而，中國面臨的更大挑戰是整個這個發展模式在過去三十年裏奉為參照系的全球化過程本身可能要發生逆轉。這並不是意味着我們將束手無策，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但是，這的確意味着無論是國內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還是一帶一路戰略都必須面對後全球化時代帶來的全新的外部環境。

（作者高柏為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西南交通大學中國高鐵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分兩部分原載於《華夏時報》1月15日和2月14日，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湧用解讀：

作者説得晦澀了。全球化從來都是世界的老大（和領導國家羣）力推、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一戰前是英國，二戰後是美國在搞，期間全球化的重大挫折如一二戰之間以及冷戰都與老大的爭奪有關。中國改開後融入全球化，是在搞跟隨（美國）策略，現在看這一策略很成功，成功到要重新討論世界誰是老大的時候了。現老大美國和未來可能的老大中國沒有實際拋棄全球化之前，爭奪老大寶位沒有白熱化到影響全球化之前，根本説不上全球化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