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博鰲發言：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三種中國”

【3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在海南舉行。在開幕式前舉行的分論壇“亞洲文明對話”上，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維為教授，與來自中國、巴基斯坦、伊朗、新加坡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與會嘉賓，圍繞“多彩文明與亞洲新活力”主題展開對話。

正如張維為教授當天在論壇上所言，“有的地方在文明衝突，有的地方在文明對話。”就在博鰲論壇舉行前夕，比利時布魯塞爾剛剛遭受了恐怖襲擊，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再次爆發激烈衝突。在張教授看來，中華文明兼收幷蓄，很好地解決了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今天的中國，和梁啓超當年所描述的“三種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中國開始站在新的高度，為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

本文為張維為教授在博鰲亞洲論壇2016“亞洲文明對話會”發言稿，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佈，特此感謝。】

張維為教授參加博鰲亞洲論壇

亞洲是世界古老文明的主要發源地。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都發源於亞洲大地，這些古老的文明由於種種原因，有的已經乾枯凋零，有的至今還根深葉茂。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亞洲不同的文明既經歷過矛盾衝突，也受益於交流互鑑。從人類發展的大歷史來看，這種交流互鑑的歷史和記憶，對於今天的亞洲和世界都彌足珍貴。

中華文明從這種文明交往中獲益良多，中華文化至今根深葉茂，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融合”的結果，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當屬源於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方方面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中國自己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家和道家影響力一直比較大，而儒家尊“聖人”，道家講“真人”，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需要相當的知識修養，所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未能進入尋常百姓家，而佛教不一樣，它直指人心，比較關心芸芸眾生的身心安頓，而且佛教還有雕塑、音樂等傳播方式。它的傳入顯然填補了中國宗教傳統中的某些不足。佛教傳入的過程也經歷過磨合碰撞。幸運的是，這種磨合碰撞沒有導致西方那種持續千年之久的宗教戰爭，而是佛教逐步適應和融入了中國文化，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豐富和改造了中國文化。中國也因此而形成了儒釋道兼容幷蓄、互補融合的偉大傳統。

同樣，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交流也遠遠流長。《可蘭經》記載了默罕默德的名言：“尋求真理，哪怕遠在中國”。中國歷史上也有過“以儒詮經”的過程，主要指明清之際穆斯林學者用中國的宋明理學來闡釋伊斯蘭教的經典，使伊斯蘭教逐步中國化。此外，阿拉伯民族的“一千零一夜”民間傳説，特別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故事在中國更是家喻户曉，乃至今天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就是馬雲先生創辦的“阿里巴巴集團”。

中華文明與亞洲其它文明交流互鑑的最好證明就是延續千年之久的絲綢之路。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在那麼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亞洲國家通過絲綢之路進行了廣泛的商業和文化交流：中國輸出了絲綢、茶葉、火藥、指南針等大量產品，而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則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異域文化和商品，中國今天的民族樂器，如琵琶、二胡等均來自中亞，中國唐朝人“胡服騎射”，使中國的服裝從寬袍大袖變成了波斯風格的窄袖。絲綢之路還為中國從中亞和西亞帶來了汗血馬、玻璃、瑪瑙等珍貴商品。中國今天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的一種崇高敬意。絲綢之路交流互鑑的精神今天還激勵着亞洲各國人民去建立合作多贏的夥伴關係。

歷史進入近代後，事情起了變化，隨着西方的崛起，西方國家對非西方世界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殖民戰爭，以征服整個非西方世界。不僅如此，他們還創造了一種話語，即西方世界代表了文明，非西方世界是非文明的，代表了某種“自然狀態”，象徵了愚昧、無知甚至野蠻。在這樣的西方話語邏輯下，文明對野蠻的征服，就被解釋為正當的，所以就有了17世紀美洲印第安民族的滅絕；就有了18世紀整個非洲大陸被西方殖民，如南非圖圖大主教所説，西方一隻手給了我們《聖經》，另一隻手拿走了我們的土地；就有了19世紀對亞洲的征服，印度和中國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現在不懷偏見的人都認識到，正是在這種話語邏輯下，西方以血腥戰爭和話語忽悠，以“零和遊戲”的邏輯，完成了自己的財富積累。

博鰲亞洲論壇分會場“亞洲文明的對話”

一個世紀前，中國哲人梁啓超先生曾這樣總結過中國的歷史：中國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國之中國”，即從黃帝時代到秦始皇，這大致上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存在的時間，但限於當時條件的制約，中國與其他古文明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交流。第二階段是“亞洲之中國”，從秦始皇到18世紀，中國與外部有交流，有矛盾，有徵戰，也有融合，但這一切基本上侷限於亞洲大地，上述的亞洲主要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鑑大都屬於這個時代。第三階段是“世界之中國”，也就是19世紀以來，中國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了國門，從此飽受戰亂、國無寧日。

當然，梁啓超之後的世界也變了，中國也變了。但是在某種意義上看，西方唯我獨尊、損人利己、“零和遊戲”的思維方式迄今也沒有大的改變：西方主要國家還會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推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甚至不惜發動戰爭，這一切使許多國家和地區陷入了動盪戰亂，生靈塗炭。

同時，中國的迅速崛起正在深刻地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演變。新中國成立後，短短一個甲子，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之中國”亦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前部分是長達一個世紀的中國被西方列強任意欺辱的歷史，後一部分是經過上千萬人的流血犧牲，中國真正獲得民族獨立後，開始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並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主動開放國門，與世界進行了大規模的良性互動，中國也因此而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這正好印證了毛澤東主席的名言：“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今天的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已經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最大的貿易國、有着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也全面上升。儘管中國仍然面臨諸多挑戰，但中國已經找到了自己全面復興之路。

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的崛起具有了多重的意義。我也可以借用梁啓超先生的“三種中國”的概念來描述今天的中國：中國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正同時演繹着“三種中國”的身份，即今天的中國即是“中國之中國”和“亞洲之中國”，也是“世界之中國”。

“中國之中國”意味着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走什麼路，我們往哪裏去。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即一個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崛起，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在很多方面都與別人不一樣，過去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未來也還是自成體系的。它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藴，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它願意借鑑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不會放棄自己的獨特性，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發展，並深刻地影響人類和世界未來的發展。

“亞洲之中國”意味着，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認識到自己是亞洲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文化文明長期交流互鑑的歷史。作為人類主要文明的發源地，作為世界經濟最充滿活力的地區，中國與其他亞洲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鑑，就像亞洲國家歷史上在絲綢之路所做的那樣，也許可以引導人類文明走出西方文明的唯我獨尊、“零和遊戲”的困境。

“世界之中國”意味着中國的命運已經和整個世界的命運息息相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也會隨着自己的進一步崛起而越來越大。世界由不同的文明組成，文明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這種力量走向分歧對抗，那將是人類的災難，同樣，如果它能夠擁抱合作共贏，那就是人類的希望。我們亞洲國家應該攜起手來，發揚絲綢之路交流互鑑的精神，讓人類的希望戰勝人類的災難，而“世界之中國”將是這種努力的中間力量。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將在國際舞台上更多地主持公道正義，更多地拒絕“零和遊戲”，更多地推動世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贏、和平、繁榮，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在此過程中，中華文明兼容幷蓄，多元融合的偉大歷史傳承，不僅可以繼續造福於中國，也可以為世界範圍內避免不同文明的衝突提供有益的經驗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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