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益州：IS在消除“灰色區域”？

2016年3月22日，歐盟總部所在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突然遭受系列恐怖襲擊，目前總死亡人數已達34人。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稱：“這是一個黑暗的時刻。”法國總理曼紐爾·瓦爾斯（Manuel Valls）則表示：“我們正處在戰爭中。”此時此刻，整個歐洲充滿了驚恐、憤怒和不安。與之同時，伊斯蘭國（ISIS）如“勝利者”一般，高調宣稱對此次恐怖襲擊負責。正是這個恐怖組織，去年11月13日剛剛在法國巴黎成功策劃實施了一場同樣舉世震驚的恐怖襲擊。

伊斯蘭國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刻發動恐怖襲擊？德國聯邦議會內政委員會主席安斯卡·赫文林（Ansgar Heveling）指出，這是伊斯蘭國對於巴黎恐怖襲擊案主謀薩拉赫·阿卜杜勒-薩拉姆（Salah Abdeslam）3月18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被捕的報復。赫文林同時也指出：“伊斯蘭恐怖活動已經到了新的階段，其反應能力驚人地迅速。”

當然，比利時本身也是恐怖襲擊的“理想場所”。布魯塞爾西北的莫倫貝克區（Molenbeek）是穆斯林的聚集地，也是剛被逮捕的阿卜杜勒-薩拉姆的藏身地。由於比利時經濟不景氣，莫倫貝克區居民整體的失業率高達25%，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40%，其中尤以穆斯林為甚。很多年輕的穆斯林因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日益走向極端主義的道路。於是，莫倫貝克區不僅成為毒品和搶劫等犯罪的高發地，而且成為宗教極端分子大量滋生的温牀。

莫倫貝克區的問題只是比利時整體安全形勢惡化的一個縮影。據歐洲安全部門分析，有500至600名左右的比利時人目前已參加伊斯蘭國的“聖戰”活動。同時據英國《衞報》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社交網絡“推特”（Twitter）上，全世界31%支持伊斯蘭國的“推文”（Tweet）來自比利時。

然而進一步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是：除去旨在報復阿卜杜勒-薩拉姆的被捕，伊斯蘭國先後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發動這一場場屠殺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對此，德國作家亞欣·穆沙巴斯（Yassin Musharbash）指出：“伊斯蘭國希望改變歐洲，他們正在消除所謂的‘灰色區域’（Grauzone）。”

所謂“灰色區域”的説法來自於伊斯蘭國所屬的英文刊物《達比克》（Dabiq）2015年的一篇文章《消滅灰色區域》（The Extinction of the Grayzone）。作者宣稱：世界只能分為兩大陣營，即由伊斯蘭國為代表的伊斯蘭陣營和由“十字軍聯盟”組成的異教徒陣營。當下的歐洲正是穆斯林和西方人雜居的灰色區域。當前伊斯蘭國的任務是促成兩大陣營的明確界分，徹底消滅這一灰色區域。伊斯蘭國給身處在歐洲的穆斯林兩條道路選擇，即要麼主動投奔伊斯蘭國，要麼灰溜溜地被趕出歐洲。為了讓後一種選擇成為可能，伊斯蘭國必須在歐洲發動一系列恐怖襲擊，讓西方世界更加仇視和排斥歐洲的穆斯林。

由此可見，伊斯蘭國所發動的恐怖襲擊帶有清晰的政治目標。很顯然，伊斯蘭國的這一政治目標似乎正在一步步實現。眼下的歐洲，以“反歐盟（歐元）、反移民、反穆斯林”為立場的民粹主義政黨正在以二戰後罕見的速度崛起。

2015年4月的芬蘭大選，極右翼政黨“正統芬蘭人黨” （Perussuomalaiset）成為芬蘭議會第二大黨並參與執政。6月丹麥大選，奉行民粹主義的丹麥人民黨（Dansk Folkeparti）在議會新增15個議席，一躍成為丹麥第二大政黨。10月瑞士大選，右翼保守的瑞士人民黨（SVP Schweiz）成為國民院第一大政黨。12月法國地方選舉，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第一輪投票中，總得票數曾位居於法國各政黨之首（不過仍然不幸地在第二輪決選中落敗）。即使在對穆斯林相對寬容的德國，以反穆斯林著稱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巴登-符騰堡州、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和薩克森州的2016年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歷史性的勝利，併成為巴登-符騰堡州和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第三大政黨與薩克森州的第二大政黨。

在比利時恐怖襲擊發生之後，歐洲民粹主義勢力必將進一步壯大，穆斯林在歐洲的社會處境必然進一步惡化。如果任由這一形勢的發展，那麼今日標榜“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歐洲可能將因為對於穆斯林的仇恨和恐懼而淪為明日奉行“民粹、保守和歧視”原則的“黑暗大陸”（Der dunkle Kontinent）。這無疑將削弱歐洲，壯大伊斯蘭國。

不過在意圖壯大自我的政治目標之外，伊斯蘭國之所以發動如此殘忍的恐怖襲擊，更是源自一種宗教狂熱。

伊斯蘭國頭目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甚至自封為“哈里發”，宣稱要恢復阿拉伯帝國的榮光，重新佔領歷史上阿拉伯帝國曾統治的地區。然而有趣的是，昔日阿拉伯帝國的締造者穆罕默德和歷代哈里發都奉行較為開明的社會文化政策。當時的西方尚處於混沌愚昧的中世紀，但是阿拉伯帝國在文學、哲學、歷史學、藝術和科學技術領域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拉伯文學的代表《一千零一夜》至今仍是世界文學的明珠。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帝國當時對西方文明採取的是兼容幷包的態度。阿拉伯學者翻譯了大量古希臘著作，中世紀西方學者閲讀的柏拉圖著作的拉丁文譯本正是轉譯自阿拉伯文的二手翻譯。

可是歷史的車輪前進至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對比徹底逆轉，西方世界強勢主導世界格局，阿拉伯世界逐步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阿拉伯世界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制於歐洲列強，而且在文化上被咄咄逼人的西方文明日益邊緣化。

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筆下的人物阿里霍扎覺得伊斯蘭價值因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日趨崩潰，所以決定與代表伊斯蘭傳統文化的“德里納河大橋”同歸於盡（參見小説《德里納河上的橋》）。阿里霍扎的悲劇正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伊斯蘭知識分子精神幻滅的普遍寫照。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義全面興起，其旨在復興阿拉伯民族文化、爭取阿拉伯民族解放，反對西方世界的殖民壓迫。

此時領導阿拉伯民族運動的政治精英大多是接受西化教育和西方理念的知識分子。他們以“伊斯蘭”為口號進行羣眾動員，藉此獲得革命的正當性，但是在革命成功後，他們所建立的卻是深受西方模式影響的世俗政權（John L. Esposito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權普遍面臨官僚系統腐敗、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失業率激增、治安環境惡化等嚴重的社會危機。

與之同時，標榜“迴歸宗教”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開始蓬勃發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西方文明導致阿拉伯世界的腐朽和墮落，其與伊斯蘭教義不可兼容，所以阿拉伯各國獲得重生的方法唯有重新迴歸伊斯蘭固有的價值和信念，並且徹底摒除西方世界對伊斯蘭世界的一切影響。1979年在伊朗建立的霍梅尼政權、 1989在蘇丹建立的巴希爾政權和1996年在阿富汗建立的塔利班政權便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路線忠誠的實踐者。2010年，中東各國爆發要求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即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其反抗的對象大多是阿拉伯世俗政權，比如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敍利亞的阿薩德政權。

在阿拉伯世俗化政權裂解和政治權力出現真空之際，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國趁勢做大，佔領了中東地區大片土地，成為當下擁有數萬武裝力量的政治實體。伊斯蘭國主張阿拉伯世俗政權是西方世界殖民化的產物，而自身統治的正當性來自對伊斯蘭教“虔誠”的信仰和對異教徒（西方世界）無情的打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伊斯蘭國對世界進行了“非黑即百”的劃分，並且要迫不及待地消滅所謂的“灰色區域”。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和現狀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伊斯蘭文明曾經是開放的、包容的。二十世紀先後建立的阿拉伯世俗政權曾經一度試圖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沒有辦法解決腐敗、貧困、失業等嚴重的社會危機。對此，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阿拉伯世俗政權一切社會危機的根源，所以必須徹底拒絕西方世界。正因為如此，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國才會發展出所謂的“灰色區域”理論，並且先後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發動如此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這一恐怖襲擊將加速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加深歐洲社會對穆斯林的歧視，並且伴隨着歐洲深層次經濟危機的加劇，歐洲本土居民與穆斯林居民的矛盾也會進一步惡化。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是“伊斯蘭世界更加敵視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更加排斥伊斯蘭世界”。

當然，歐洲可能會聯合美國，透過武力消滅伊斯蘭國。然而如果歐洲不能深刻認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並且有效地克服自身的經濟危機和遏制不斷崛起的民粹主義勢力，那麼歐洲或許會贏得戰爭，卻必將失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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