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帥：布魯塞爾硝煙散去，三問歐洲何去何從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應該在3月24日早上乘坐地鐵，經過歐盟總部，轉車到機場，然後辦理登機手續。
這個世界的殘酷就在於，沒有如果。比利時當地時間3月22日早上7點50分和9點11分，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分別發生恐怖襲擊，整個比利時都陷入恐慌和悲痛。首相主持工作，公佈嫌疑人照片，國王鼓舞民眾，逐步恢復公交、地鐵，全國降半旗，市中心自發進行默哀活動，一切顯得井井有條。可是悲痛過後，比利時乃至全歐洲應該做些什麼？是不是應該適當的反思一些什麼呢？
當地時間下午3點40分，北京時間23日晚上10點40分，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大廣場，世界文化遺產市政廳降下半旗，為此次恐襲默哀。
當地時間下午3點，北京時間23日晚上10點，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德·布魯蓋（De Brouckere）皇家鑄幣局劇院門口聚會舉行悼念活動。比利時國旗邊上的紅底白字寫着unis contre la haine，中文翻譯為“團結戰勝仇恨”。
一問布魯塞爾：為什麼是布魯塞爾？
包括觀察者網在內的多家媒體在多篇文章中都給過很多種解釋。總結起來原因有三：
一是布魯塞爾地處歐洲文化熔爐中心，各種文明交錯碰撞。系統運轉正常時，多元文化可以促進社會發展，可現實是系統常常負載，產生出了莫倫比克這個歐洲恐怖主義和聖戰者的大本營。據BBC統計，每百萬人中，有40個比利時人作為聖戰者加入ISIS，遠遠多於法國的17人、荷蘭的15人、英國的10人和德國的8人。其中莫倫比克“功不可沒”。
二是布魯塞爾公共安全設施落後，制度反應能力差，反恐能力不足。
三是情報部門效率低下和國際合作不足。巴黎恐襲後，法國情報系統的低效和無能已為世人所知，然而莫倫比克突擊中抓獲頭號嫌疑人的情報居然來自法國。此前，兩國媒體早就深度批判過各自的情報系統，包括不信任阿拉伯裔，致使缺少穆斯林情報分析員；對恐怖組織的滲透和高危人羣監控不足等。
我們將問題繼續引申：從去年夏天歐洲“大力神號”列車恐襲未遂事件來説，犯罪嫌疑人從哪搞到一隻突擊步槍、八個彈夾？如果是地下黑市走私，從哪運來？海關、警察為什麼追查不到源頭？為什麼至今火車站依然沒有任何安檢程序？
再回想巴黎恐襲的規模，至少募集多少人、動用多少資金、調用多少資源？槍支、子彈、炸藥從哪買，在哪造，培訓和維護要參與多少人？當局之前沒有察覺到這麼系統的工作就算了，在經過一次系統的襲擊之後，按説應該有了反恐工作的目標或者大致方向了吧？為什麼同一撥人，換了個地方，用同樣的炸彈襲擊了布魯塞爾？而此次第一次襲擊之後，為什麼官方沒有及時疏散人口密集區域，例如地鐵幹線1/5號線，使得第二次襲擊顯得如此從容？當局在啓動四級反恐預警之後，為什麼只抽調了47000現役士兵中的220人進駐首都？平時不都抱怨警力不足嗎？
總結上述疑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布魯塞爾遇襲是情理之中，但是意料之外。説情理之中是因為布魯塞爾價值高、安保差，人們憂患意識不足。説是意料之外，是因為此次恐襲的社會影響力和破壞性遠遠大於巴黎：機場、車站6萬人滯留，全市公交停運，人們甚至不得不從地下走幾公里才回到家，當天全市大疏散，城市癱瘓。
當地時間下午3點15分，北京時間23日晚上10點15分，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德·布魯蓋（De Brouckere）皇家鑄幣局劇院的小廣場上，地面人們用粉筆寫滿了寄語，各種蠟燭擺在上面，成為了一個臨時的悼念場所。
二問歐盟：為什麼還不修改現行的移民政策？
在大多數人眼中，對行政系統的指責或許只是對錶面問題的攻擊，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比利時現有的國家和社會制度無法承受如此規模巨大的難民湧入，從而造成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
傳統上來講，比利時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北部法蘭德斯區行政區與弗萊芒語區高度重合，近似荷蘭語的文化環境，加上良好的工業基礎，使得這個地方成為類似荷蘭、以高新技術開發、製造業為主導的區域；南部瓦隆區與法語區高度重合，社會風氣與法國近似，形成以農業、醫藥產業為主導的區域。
在和平時期，各地區各政黨間的鬥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聯手創造了589天無法選出中央政府的歷史記錄，於是當進入反恐的關鍵時期，比利時中央政府有多大能力人們也不應抱太大希望。
同時，南北移民政策差異極大，掌握荷蘭語、法語成為入籍的先決條件，但是大多數來自剛果、敍利亞的移民本身就是法語的使用者，融入北部幾乎不可能，融入南部變得特別輕鬆。於是南部地區，特別是布魯塞爾首都地區變得人滿為患，加之穆斯林文化的影響，使得新移民和原住民變得格格不入。
Melonbeek原本是意大利人聚居區，後來演變成為黑人和穆斯林聚集地，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Louise大街和西南部的安德萊赫特區。可要知道華人從百年前就開始移民，但布魯塞爾都沒有一條唐人街。這些聚居區內逐步擠出非清真食品，Kebab數量超過Quick加麥當勞，成為布魯塞爾第一快餐。甚至出現拆除天主教堂興建起清真寺的新聞。
和其他歐洲地區一樣，這些新移民拒絕接受當地的傳統文化，讓一個個聚居區成為單純的社區搬遷。性別歧視、高失業率、低學歷、低收入讓這些移民和他們的二代開始極端化，成為拿着歐洲綠卡的恐怖分子。
隨着近年來更大規模的難民湧入，基礎設施投入不足，低勞動生產率攤薄了人均資本佔有率，生活水平的下降讓排外情緒披上了種族、宗教、文明的外衣。新舊問題交錯，表現出來就是穆斯林對西方文明的聖戰。半個世紀前的勞資矛盾，宗教衝突最多算是社會問題，最多是高壓水槍和橡皮子彈，但是現在已經上升成為種族、文明之間的戰爭，變成了湧入人羣中，一個個裝滿鋼釘的塑膠炸彈背心。
與此同時，通過正常渠道移民的人面臨更嚴峻的問題。不少人碩博畢業，千辛萬苦找份工作，然後三分之一拿去交税，同時抽籤搖號拿綠卡。然後有一天來了位偷渡者，落地就死活不走，藉口回國會遭受迫害。於是馬上拿永居，吃低保。勤奮老實的人沒身份，還得去養着無賴。這種逆向淘汰讓多少技術移民和頂尖人才同歐洲失之交臂。所以，這次難民危機，歐洲在去年年中選擇了“政治正確”，無歧視吸納一切偷渡者，試圖通過新增人口來解決生產不足、消費乏力、勞動力成本日益高漲的問題。但是，新移民技術水平低下，同時帶來的文化衝突造成的損失遠遠大於那一點點經濟效益。雖然從長期來看，引入移民會拯救日益老邁的歐洲，但是短期來説，儘快同土耳其、美國、俄羅斯達成協議，恢復敍利亞秩序，成為了歐洲移民、外交政策的唯一出路。
當地時間下午3點28分，北京時間23日晚上10點28分，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大廣場，布魯塞爾市長伊萬·馬耶，剛剛從市政廳走出。
三問歐洲：自由主義、民主，西方傳統的意識形態是不是一個歷史偶然？
如果説上述那些問題還有答案的話，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現在政治學領域最具有爭議的話題了。
隨着《文明的衝突》濫觴，不同文明、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成為每一次重大國際局勢變動的主題。相信這次也不會例外。這個問題拋給歐洲，應該是伴隨着未來歐洲各地一次次的恐怖襲擊：近代三百年間產生的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的價值觀是否只是人類歷史上的過眼雲煙？隨着安全問題的嚴峻、經濟形式的惡化，宗教、族羣衝突愈演愈烈，人類會不會主動拋棄自由主義價值觀，走上秩序主義的自我奴役？
我們重新思索一下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的源頭，發現無論是誰，受了什麼樣的蠱惑，其實都是極端貧困狀態下對生活的一種抗爭，抗爭的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分工和貧困。為什麼一個來自敍利亞的水管工一小時只有2.5歐元，而一個比利時本土工人忙碌一小時卻要收我60歐元？同樣一個小時，兩個人本質上對我來講有什麼差別？為什麼30歐元剪一次頭髮，卻還不如中國隨便一家小店洗剪吹不到3歐元？
從一個國家的社會基層固化轉移為國際秩序的地位固化，一邊號稱要放棄血緣關係，以契約來約束平等主體，卻在地球這個層面用國籍牢牢鎖死他人的上升。多少次，我看到布魯塞爾路邊坐滿了乞丐的同時，下一個路口就是垃圾桶裏過期半天的麪包，對面就是世界最頂級的手工巧克力和焦糖餅乾。奢侈創造財富的前提應該是奢侈品會給勞動者更愉悦的身心，而不以腐蝕人類的鬥志為前提進行享受。
從歷史主義的角度來講，從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到現在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世界財富創造體系，就像一個同心圓，是一個由內而外壓迫與征服的過程。韋伯將200年前新教國家的工業化，當做虛無主義的一種偶然。到現在，當同心圓中心失去了其創業時的活力，與鋭意進取的精神，或許需要人類需要一種嶄新的國際體系和社會制度。
上帝死了，但是還沒人找到太陽。
當地時間下午3點38分，北京時間23日晚上10點38分，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大廣場，幾乎空無一人的大廣場。最右邊門口上方有隻天鵝的酒吧叫做“天鵝咖啡館”，馬克思在這裏寫出《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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