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經濟放緩主要不是體制機制問題
【編者按：猴年開春，北大教授林毅夫馬不停蹄：成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參加兩會、發佈新書、參加博鰲論壇，等等。也就是上個週末3月19-20日兩天裏，林毅夫現身上海、北京兩場會議，一是北大國發院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一是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組織的包容性結構轉型指數發佈。
本文由3月20日，林毅夫在2016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的發言整理而成。林毅夫發言的主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以及對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解讀。
在演講中，林毅夫再次強調：中國經濟放緩主要原因不在體制機制以及結構性問題，而在於外部市場和週期性因素。
原因在於，無論是新興經濟體國家還是“高收入高表現”的東亞經濟體，在2010年之後經濟也都放緩，而且比中國還要嚴重得多，而這些國家並沒有中國存在的那些體制機制問題。
至於學界很多人指出的增長模式問題：投資拉動型經濟不可持續，中國經濟要改投資拉動為消費拉動，林毅夫反問：2015年消費對中國經濟貢獻值已經佔到66.4%，為何經濟下行壓力反而更大了？可見這種結構性問題的説法並不準確。
由於中國經濟放緩主要是在於外部性和週期性因素，因此，林毅夫堅持認為，中國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適度擴大投資規模穩定增長。投資的領域應着重在那些補短板的領域，比如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環保領域等等，這些是能夠提高生產率的投資。”
“因為十三五規劃目標有一條是，要創造6000萬個就業機會，有了這些投資，就有辦法創造足夠的就業。只要投資和消費都適度增加，即使外部需求不足，十三五規劃提出的每年6.5%以上的增速目標，就能夠實現。”】
以下為林毅夫教授的發言整理，經林毅夫本人審定。
在今天中國宏觀論壇的討論會上，我主要談的是當前經濟和2016年我們的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兩會國內外都非常關注，因為今年兩會的決定對中國經濟非常重要，對世界經濟也非常重要。
大家關注的焦點很多，但我接收到的提問最多的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中國經濟增長態勢的問題。
全球關注 中國能不能繼續為世界經濟做貢獻
大家知道，這個目標和態勢，它關係到中國有沒有能力在2020年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這是一個戰略性目標，對中國來講很重要，這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很重要的里程碑。
另外，這對世界也非常重要，因為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
而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到現在，發達國家實際上還沒有完全復甦，歐盟的增長率一直在1%左右，日本去年是負增長。歐洲和日本的經濟狀況不好，目前採取的是負利率政策。
美國的狀況好一點，但是也沒有達到去年年初提出的3%的增長目標。現在美國一方面在討論加息，同時也在研究是不是要採取負利率。
2008年危機之後，一開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復甦態勢比發達國家好，但是大家也知道，這一兩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表現也不好了，所以全球都非常關心，中國經濟能不能夠保持相對比較高的增長，對世界經濟繼續做出貢獻。
如果中國這個引擎也停下來，那影響的不僅是中國，影響的會是整個世界。
這也是為什麼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的波動影響全世界股票市場的波動，中國的匯率一次正常的調整，在世界範圍內出現錯誤解讀，造成全球資本市場過激反應的原因。
中國經濟持續6年放緩 眾説紛紜
大家知道，我們十三五規劃所定的目標是，2016年到2020年間，年均增長在6.5%以上，政府工作報告對2016年的增長率定的是6.5%到7.0%之間。
這個增長目標相對改革開放後1979到2015年的年均增長9.7%，下調了30%。
但是，這個目標能不能達到，很多人還是心裏有一個問號的。原因是，從2010年的第一季度開始，我們經濟增速放緩，到去年GDP增長率6.9%，這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率。而且，從2010年到2015年前後6年，經濟持續6年下滑，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
並且，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到今年的一二月份還沒有改觀，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的經濟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既定目標，難免會有一些疑問。
國內外有很多人對這個目標沒有信心，是因為，從2010年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下滑，國外跟國內學界普遍認為，是由於我們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造成的。
體制大家知道，中國國有企業在某些領域比重高，國有企業效率低，機制上，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改革目標，實際上在很多資源的配置上面，市場還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
增長模式方面的問題是指，中國過去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消費的比重太低了，這種增長模式不可持續。
於是，談到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不少觀點認為，不改革，經濟下滑就不可扭轉最終要崩潰；即使下定決心改革，需要的時間可能非常長，而且在改的過程當中，可能會非常痛苦。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國外很多聲音唱衰中國，認為如果中國不改革，就不可持續，如果要改，可能把原來的一些矛盾激化。
經濟放緩更多是外部性週期性問題
那麼，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滑，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是不是真的是體制、機制，以及結構性的內部問題導致的呢？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各種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肯定是有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要有定力，下定決心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規劃來改革。
但是，我個人認為， 2010年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週期性的問題，當然，體制機制問題我們也必須面對。
這個其實並不難證明，因為在同一個時間段，跟我們處在同一個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
比如説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巴西2010年經濟增長速度7.5%，2014年跌到了0.1%；同一時間段，中國是10.6%降到7.3%；俄國從4.5%降到0.6%；印度從10.3%降到7.3%，2014年印度的增長跟我們差不多，我們也是7.3%。
但實際上印度下滑的情況是比我們厲害的，有兩個原因：
一，2012年印度的增長速度只有5.1%，當年我們是7.7%，所以它下滑比我們嚴重得多。
第二，印度調整了統計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的增長率拉高了很多。當然這個統計方法的調整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質疑。
2015年情況如何呢，中國GDP增長是6.9%，印度的數據還沒有出來，巴西和俄羅斯已經負增長了。
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基本上沒有什麼國企，跟我們的體制機制也很不同，也沒有投資比重太高、消費不足的問題。同一個時間區間，它們增速下滑的態勢跟我們一樣，而且跌得比我們還嚴重。那必然説明，下滑的是因為共同的外部性、週期性因素引起的。
最能證明我觀點的是其他的“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尤其是像東亞的新加坡、韓國、我們的台灣等這些高收入國家和地區。
照理説，我們很多人所講的國內的體制、機制問題、過分依靠投資拉動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國家是沒有的，但他們同樣遭遇的經濟增速的下滑，而且下滑的速度遠比我們大。
新加坡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4年是2.9%；我們的台灣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4年是3.2%；韓國2010年是6.5%，2014年是3.3%。與之相比，中國2010年是10.6%，2015年降至6.9%，這些國家都已經降至3%以下了。
這些國家是高收入、高表現，而且出口比重比較高的國家，同樣面臨經濟下滑的問題。所以比較來看，他們的經濟下滑必然也是共同的外部因素，或者週期性的因素導致的。
我們看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出口、投資和消費，這是一個會計等式，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首先是出口，我前面談到，發達國家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還沒有完全復甦，所以它失業率高，家庭收入增長慢，而且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是因為家庭過度消費太多導致負債過多，金融危機之後就必須減少家庭的負債，在這樣的狀況下，消費的進一步受到抑制。
所以我們在金融危機之後，對發達國家的出口減少，這不只是我們的問題。出口佔比比較大的國家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以來，2000年至2014年，平均每年出口增長是17.4%，去年的出口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1.8%。因此經濟增長當然是要放慢。
第二是投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去支持投資啓動需求、啓動消費。這些項目經過五六年的建設，已經建成了，但是全球經濟還沒有復甦，還在下行軌道。
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沒有新的項目投入，那麼投資增長必然會慢下來。我們國家的情況也是這樣。
十一五之前，中國每年平均投資增長是25.56%，到十二五規劃期間，中國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下降到17.7%，投資下跌近8個百分點。2015年我們投資增速只有10%，即使考慮到當前各種建材的價格比較低，把價格因素考慮進去，增速也只有12%。當然投資的下滑，每個國家每個經濟體都是如此。
第三個是消費，我們國家的消費狀況還比較好，因為我們就業税務狀況比較好，家庭收入增長的比較快。
比如説像去年，經濟增長6.9%，但城鄉居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長是7.4%，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的消費增長還維持在8.1%。
所以雖然6.9%的經濟增長創下多年新低，但比起剛剛提的其他經濟體，情況要好多了。
綜上所述，這樣來看，我們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速下滑，（我不能説沒有結構性的問題，我也不能説我們沒有體制機制的問題存在，一定有，因為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期國家，這些問題必然存在），經濟下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週期性的影響。
都有結構性問題 但歐美日本和我們不一樣
準確認識經濟放緩的原因不僅對解釋過去很重要，對未來決策也很重要。
發達國家從2008發生危機之後，經濟這麼長時間沒有復甦，沒有恢復到平均3%或者3.5%這樣的增長速度，現在僅有1%甚至是0，日本甚至是負的，美國好一點，也不過2.5%。為什麼？
因為發達國家危機的爆發有結構性的原因，照理説，要恢復經濟正常運行，必須把結構性的問題解決掉，但實際上，美國、歐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結構性改革都沒有推行。
結構性改革的內涵，發達國家跟我們不太一樣，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是要降低工資，降低福利，金融機構去槓桿，政府減少赤字。如果發達國家真能做到這些，競爭力會增加，他們的經濟系統會穩定。從長期來看是好的。
但是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很難推行，因為他們政治上很難做到。原因在於，目前發達國家失業率很高，雖然結構性改革對長期經濟平穩發展有利，但短期會降低消費和投資，經濟增長會進一步下滑，失業率也會進一步上升。
這個問題已經困擾日本25年，沒有解決，推行安倍經濟學也沒有解決。對發達國家包括歐洲、美國來説，我個人認為可能未來五年十年都很難解決。
我們國內有一個詞叫新常態，國外現在有一個詞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這是一個長期的經濟態勢。
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我們在十三五期間，要達到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目標， 出口的增長是不可靠的，更多的必須靠內需。
另外，我們也有結構性改革的需要，有沒有可能一方面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三五規劃裏面所提出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情況下，進行結構性改革？ 我覺得在這方面有不少機會。
內需裏面分兩塊，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那如果我們真的把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想清楚，實際上是可以在總需求適當增長的時候，同時來進行結構性改革的。
消費對經濟貢獻60%以上了 經濟為什麼沒變好？
在這裏我想澄清一個概念，過去對中國經濟增長提的批評的比較多的説法是，我們投資比重太高，消費比重太低，所以經濟不可持續。必須改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為消費拉動的增長方式。
這個提法並不完全正確，我用兩個方面來説明。
一， 過去我們消費的比重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40%，但是去年2015年消費的貢獻值已經達到66.4%，增加了很多了。但是並沒有像有些學者説的，消費比調整過來，經濟就變好了，相反，經濟下行壓力反而更大了。
二， 消費當然很重要，消費是我們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消費增長的前提是什麼，是家庭收入不斷增長。家庭收入要不斷增長的前提是要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技術不斷地創新，產業不斷地升級。
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要靠投資，沒有投資哪有技術創新，沒有投資哪有產業升級。
所以，要保持總需求可持續增長，進行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前提是，要有能夠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有效投資的增長。
補短板的投資 不是簡單的凱恩斯主義的邏輯
眼下，我們在保持投資適度增長的情況之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
我認為這方面的機會倒很多，比如説我們現在有不少產業產能過剩，但是我們這些產業都處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級，這方面的投資是補短板的投資。
我們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瓶頸，尤其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環保領域，我們的環境要改善，就要投資，這也是我們的短板。
城鎮化方面，我們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56%，2020要年達到60%，也就是説，每年城鎮化的速度要增長0.8個百分點，農民要進城就要基礎設施。就要住房，這些都是好的投資機會，在這一點上面，短期投資是需求。
從長期來講，這些房子建成了以後，都是供給面，能夠提高我們的生產能力，降低我們的交易費用，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
這些投資不是簡單的凱恩斯主義的邏輯，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是能夠提高我們生產力的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投資”。
經濟下行時有好的投資機會，是我國作為中等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點之一。
如必要 3%赤字率可突破
如果有好的投資機會，當然要有資金。資金哪裏來，我們的條件還是比其他國家好。
我們現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起來的負債只不過佔我們國內生產總值60%不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普遍都超過100%以上，日本都達到240%了。所以我們用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會比較大。
而且，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我們和發達國家有本質上差異：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基本上已經完善了，所以他們的基礎設施投資就是挖個洞補個洞，可是我們的基礎投資還有很多瓶頸，這方面的投資會形成有效資產的。
此外，發達國家一般認為，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應該超過3%，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只要財政政策的錢投資於補經濟發展所必須的短板，赤字都可以超過3%的，而且這些投資最後形成了有價值的資產，所以淨負債不會超過3%。
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政府工作報告裏提到，2016年我們的財政赤字提高到3%，我個人認為，在未來如果有必要，實際上可以突破3%的。
中國財政政策空間大
大家擔心的比較多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平台借銀行或者影子銀行的短債進行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存在期限不配套的問題。那麼解決的方法，我們可以允許發地方政府發行公債。
我們財政部從去年開始就在推動這件事。比如2015年就發了3.2萬億的地方政府公債來置換原來到期的舊債。我覺得這個非常好，而且可以繼續推行。
除了財政的錢之外，我們的儲蓄率在全世界最高，佔到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錢來撬動民間的投資，投進那些需要補短板的領域。我們還有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用來進口投資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等。
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好的投資機會，一般發展中國家不是政府財政狀況不好，就是民間儲蓄低，或者外匯不足。在經濟下行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做。
我們跟他不一樣，我們必須把我們有利的條件利用起來，這也就是在政府工作報告裏面常説，我們工具多，財政政策的空間大的主要原因。
如果政府的錢主要用來補基礎設施、環境、城鎮化的短板，那麼，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的產業的過剩產能就會少些，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快些，民間進行產業升級的積極性就會高。
如果有這些投資，就會增加就業機會。
十三五規劃提出，在未來五年要新增6400萬個就業機會，我認為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長速度，就有辦法創造足夠的就業。而且這些投資並不是挖個洞補個洞，這些投資都是補短板的，提高生產率的。
生產率提高後，家庭收入就會增加，消費就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都增加了，即使在外部需求不足的狀況之下，就像政府工作報告所所的，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大”，把我們可用的機會利用好，我相信十三五規劃提出的每年保持6.5%以上的增長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這個目標能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也就能夠實現。
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經濟規模的14%到15%之間。如果我們每年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對全世界的貢獻就是1個百分點的增長，現在世界經濟增長也就只有3%，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還在30%左右，中國還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而且補短板的投資，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的經濟效率、經濟質量會更高。
同時，保持6.5%以上的增長，也為其他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去庫存、去產能、去槓桿、降成本，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相信，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也能夠實現。中國的經濟會不僅增長得快，而且中國的經濟效率也會不斷地提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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