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躋身高收入國家有獨特優勢

我國在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尚不及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經過20多年的努力，到2002年中國人均GDP達1100美元，超過1045美元的門檻，成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2010年進一步達到4240美元，超過4126美元的標準，成為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不過，2010年以後，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節節下滑，而且經濟繼續下行的壓力還很大。我國會不會和其他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既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關係着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

國內製造業轉型升級空間巨大。圖為甘肅白銀有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查看自主創新研製的核聚變超導絞纜的生產情況。（攝影 範培珅）

後發優勢遠沒用盡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以該國人均GDP和發達國家的相對水平來衡量的，一箇中等收入國家如果人均GDP的增長速度不能高於發達國家，則將無法縮小和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相對差距，“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就會出現。

一國人均GDP的增長是建立在以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為基礎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上。西方發達國家從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以來，收入水平遠高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國家，其技術和產業一直領先於世界。它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能依靠自己進行成本高、風險大的發明來獲得。自上世紀初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達到2%，加上人口增長，年均GDP的增長大約為3%。

我國要實現人均GDP的持續增長同樣需要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多數情況下，我們可以依靠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來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樣風險小成本低。利用這種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後發優勢，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比發達國家取得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實現向發達國家收入水平邁進。我國改革開放後之所以能夠實現30多年年均GDP接近10%的高速增長，就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的結果。

從2010年以來，我國的增長速度持續下滑，是否代表後發優勢的潛力已經用盡，將告別高速增長的年代？國內外有不少學者認為，世界上利用後發優勢而獲得了最佳經濟增長表現的日本和“四小龍”等東亞經濟體，在維持了20年8%到10%之間的高速增長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5%到7%，甚至更低。我國已經維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發優勢的潛力已經利用殆盡。另外，有些國內外學者根據歷史數據，發現當一個國家以1990年不變價的國際元來衡量的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時，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降到7%以下，向發達國家3%的速度逼近。

不過，後發優勢源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差距，這個差距如何衡量？最好的指標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和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差距。這是因為人均GDP的水平反映的是這個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術和產業附加值的水平。

2008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GDP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與美國的差距，新加坡在1967年與美國的差距，韓國在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日本從1951到1971年平均每年增長9.2%，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增長8.6%，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平均每年增長7.6%。在後發優勢相同的情況下，既然這些經濟體可以實現20年年均7.6%至9.2%的增長速度，據此推算，從2008年開始我國應該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上述的分析也説明，不能簡單以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作為經濟增長速度會放緩的分界點，因為同樣是11000國際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國家的人均GDP，也就是技術和產業的差距是不一樣的。當美、新、韓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時，它們的人均GDP分別已經是美國的67.3%，51.3%和45.2%，而我國達到同一水平時，則只有美國的30%左右，後發優勢的潛力比上述經濟體還會大很多。

也不能簡單以我國已經利用後發優勢30多年來推論我國的後發優勢已經消失，因為我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增長是在作為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國家之一的基礎上開始的，在取得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後，我國和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以及技術、產業的差距還很大。

減速更多源於外因

那麼為何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持續下滑，而且繼續下滑的壓力還很大？

一般的看法認為，增長的持續減速是由於我國經濟中，國有產權低效、高杆槓率、人口老齡化、不可持續的投資拉動增長模式等內部結構因素。這些結構問題一時難以根除，因此，國外一些唱空中國經濟者認為，即使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很大，經濟仍將持續下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下半年以來股市、匯市的波動則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我國經濟未來前景的悲觀看法。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我國經濟確實有許多有待解決的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節節下滑，實際上主要是由外部性和週期性的因素引起。2010年和我國處於相同發展程度的其他三個金磚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的增長速度分別為7.5%、10.3%、4.5%，2014年分別下降為0.14%、7.3%和0.6%。增長下滑的幅度更大。它們並沒有國有企業效率低、人口老化、投資比重過高的問題。不僅如此，韓國、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現、外向型經濟體，2010年的增長率分別為6.5%和15.2%，2014年則下降為3.3%和2.9%。這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不應該有多少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但是，同期增長下滑的情形比我國還嚴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週期性因素才能解釋為何這些經濟體在同一時期都遭遇相同的增長減速。

其實這種同期增長速度普遍下滑的現象並不難理解，從統計分析來説，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有三個來源：出口、投資和消費。首先，1979年到2013年間，我國平均每年出口增長率是16.8%，而由於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尚未從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完全復甦，增長乏力，消費不振，所以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長鋭減。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東亞出口導向型發達經濟體同受此影響。其次，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我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採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去支持投資，啓動需求，這些項目大多已經完工，在國際經濟尚未恢復常態、外需不足時，如果沒有新的穩增長的投資項目，投資增長率必然出現週期性下降。在上述情況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就只剩下消費一項，我國因為就業尚未受到太大影響，家庭收入和消費的增長還維持在8%左右，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出口比重高的東亞高收入經濟體則面臨家庭收入和消費增長的下滑，所以，GDP增長下滑的幅度遠比我國大。

內需潛力仍然巨大

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遭受衝擊的美歐等發達國家出於政治原因難以推行降低工資、減少福利、金融去杆槓、政府減少財政赤字等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提高經濟活力和競爭力，有可能出現長期增長疲軟，弱化了國際需求，我國未來的增長將更多依賴內需。

“十三五”期間我國政府設定的增長目標是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長。由於外需增長疲軟，上述增長目標的實現有賴於包括投資和消費在內的國內需求的增長。我國在這兩方面潛力足、迴旋餘地大。

首先，從供給側來看，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我國在2014年進口的製造業產品就達1.3萬億美元，這些都是國內自己不能生產，或是質量比國內生產高的產品，在這方面可以投資的機會很多，經濟回報率很高。

其次是基礎設施。我國過去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不少，但是，主要集中在城際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港口等，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如地鐵、地下管網等則還嚴重不足，這方面的投資可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都很高。

第三是改善環境。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環保方面的投資會有很高的社會回報。

最後是城鎮化。我國現在城鎮人口約佔總人口的56%，發達國家城鎮人口一般佔80%以上，隨着我國經濟發展，城鎮化將不斷推進，隨之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服務投入。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具有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這些都是補短板，在短期創造需求，增加就業，建成後可以從供給側提高生產力，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環境質量，促進可持續發展，屬於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舉措。產業升級是以企業家為主體按照比較優勢和市場需求變化，進行產品升級換代的投資，政府的投資則主要是集中在為企業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生產生活環境、環保投資和城鎮化的建設上。

在經濟面臨下行的情況下國內尚有大量好的投資機會，這是我國作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跟高收入的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前沿，經濟下行出現產能過剩，很難找到下一個增長點。其次，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普遍完善，頂多是把老舊的基礎設施改善一下，這種投資回報率低；發達國家的環境也相對較好，城市化已經完成。所以，在經濟下行時，判斷我國的發展前景和應對舉措，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作為參考。

財力雄厚保障投資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需要有好的投資條件，在這點上我國也同樣具備許多優勢：

首先，我國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積累的負債總額佔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都已超過100%，我國運用財政政策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比其他國家大得多。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地方政府通過投資平台借銀行或影子銀行的短期債務來進行長期基礎設施投資，出現期限不配套。去年以來財政部允許地方政府發城建債來置換其在銀行、影子銀行的欠賬，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必要時可以加大這方面的力度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

其次，我國的民間儲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可以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民間投資，包括開放民間對基礎設施的投資。

第三，投資需要用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技術、設備和原材料，我國則有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

以上三點是我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但它們面臨外部衝擊和經濟週期性下行時，經常受限於政府的財政情況不好、民間儲蓄率低或外匯儲備不足的瓶頸限制無法投資。另外，我國的銀行利率和準備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準備金率等增加貨幣供給的政策來支持投資，不像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利率已經在零的水平，出現了流動性陷阱。

這些有利條件在“十三五”期間都不會有變化，把它們利用起來，在必要時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撬動民間投資，用貨幣政策增加信貸支持有效投資，改善供給側結構，就會創造就業，促進消費。即使外部條件相對不好，出口增長疲軟，在有8%增長潛力的條件下，依靠國內的投資和消費也有條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間實現年均6.5%以上的經濟增長，使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國家邁進。

【作者簡介】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同時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專職副主席，曾在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2012年任期屆滿後返回北大，繼續從事教學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