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版《習近平時代》 如何評價毛澤東及毛時代
最新一期《學習時報》在第三版“思想理論”版刊登美國出版的《習近平時代》選載。
《習近平時代》由美國時代出版公司於2015年8月在美國紐約出版。全書以宏大篇幅，全面介紹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從政經歷和他提出的中國夢、“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並對“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作出了正面回應。該書英文版登上美國亞馬遜中國歷史類第一名、全球政治領袖類第二名、亞洲政治類第三名，銷量10多萬冊，是近年來在美國出版的銷量最高的中國版權圖書。
《學習時報》版面截圖
該書主編熊玠（James C. Hsiung），1935年7月23日出生，美國南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新聞系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著名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研究專家，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中美關係和亞太政治研究領域資深專家。
《習近平時代》的編者是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熊玠，同時也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的老師。
徵得該書出版公司和主編同意，《學習時報》對該書部分內容進行選載，請廣大讀者垂注。
從摸着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
——《習近平時代》緒論（一）
[美]熊玠 主編
被譽為“大道之源”的《周易》指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説，要想觀察時勢、瞭解時代的演變規律，就應該從觀察天道運行和人間萬事萬物着手。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最偉大的歷史事件之一。要了解這個文明古國在新千年的發展脈絡和趨勢，最便捷的方法是從瞭解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開始。習近平，自2012年當選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正在推動一個規模空前的改革進程。習近平將如何引導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又將如何帶領中國與世界產生良性互動，答案就在他的宏大變革計劃當中。與毛澤東、鄧小平等其他領導人相似，習近平也正在以自己極具個性的執政風格劇烈地改變着中國。
一、中國的新長征
1944年，美國著名作家、記者、《紐約時報》原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裏在蘇聯遇見埃德加·斯諾，頭一次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長征故事，於是開始着了魔似的，要把這個驚人的故事寫出來。1972年，他作為全美作協主席率領美國作家代表團訪問中國，提出重走長征路線採訪的要求，被拒絕。1984年3月，他與妻子再訪中國，帶病走完長征之路。1985年，他在美國出版了風靡全球的長篇紀實——《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在全世界再次引發中國的長征熱。
長征，不僅是一個史詩般的行軍故事，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勵志圖騰。每當國家遇到艱難困苦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總是喜歡朗誦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創作的詩句來激勵國人。
2012年11月29日，就在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第一次參加公開政務活動的時候，習近平又一次引用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寫的著名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來形容中華民族復興的曲折艱辛歷程。
他説：“《復興之路》這個展覽，回顧了中華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華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給人以深刻教育和啓示。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説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近代以後，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建設自己國家的偉大進程，充分展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
也就是在這次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的講話中，習近平首次公開闡述了他和中國人民共同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箇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可以説是這個民族近兩個世紀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整體長征。
宇航員從浩瀚的太空俯瞰地球，發現地球只是一個小小的藍色星球，似乎一刻不停地在星空中孤獨運轉。如果拉近了鏡頭，跟蹤着每天太陽昇起的軌跡，第一片被照亮的大地就是亞歐大陸的東部。沒錯，位於東部偏南位置的大片土地就是中國的版圖。這塊大陸西高東低，廣袤的土地孕育了兩條大河——黃河和長江。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平坦地塊，誕生了華夏文明。這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之一，而且五千多年來的文明史從未斷絕，生生不息的人口匯聚成一個共同的民族——中華民族。中華各民族如同眾多支流匯成大河，組建了統一的國家。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的版圖和基本政制一直保持相對穩定。這裏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創造了眾多繁榮之最的國家。但興盛和危機總是交替進行，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墜入衰敗的谷底。
世界上沒有其他民族比中華民族對歷史的興替有如此深沉而切身的感受，“鮮花着錦，烈火烹油”式的繁榮，將奢侈推向一種極致，連續兩千年領先於世界的中國人，最有資格談論繁盛、和平、安逸和文藝。“國土淪陷，水深火熱”式的苦難，這裏又曾是人間最苦的煉獄，僅1840年至1906年，中國與外國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達700多種，中國的首都也多次淪陷。特別是近代日本法西斯制定了罪惡的“大東亞共榮計劃”後，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族的空前危難，3500萬人死於戰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就誕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它的第一句歌詞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如何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就成為20世紀中國人最迫切的政治訴求。
拯救中華民族悲慘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程，就如同偉大的長征那樣，曲折、悲壯，充滿着犧牲，充滿着英雄主義，又一路過關斬將，凱歌飛揚。
回溯中國20世紀中葉以來的民族奮鬥史，中國經歷了毛澤東革命時代和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實現了民族的獨立自主，建立了新中國，從此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上。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將中國帶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經濟總量進入全球前兩名，將中國帶入疾速發展的快車道。
如今，民族復興的接力棒交到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國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手上，中華民族離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從未如此接近。習近平將如何開創新的時代？在新長征路上他將抒寫怎樣的歷史畫卷，已經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習近平時代》英文版封面
二、毛澤東時代
晚年的毛澤東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實際上，毛澤東一生的事業比這兩件事豐富得多，留下的政治遺產也更有價值。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有極少數領袖和哲人能與毛澤東相提並論，對於毛澤東開創的建國大業和他的思想成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否定，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予以否定。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從1775年萊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算起，到1789年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為止，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為締造美利堅合眾國奮鬥了14年，其中約8年的時間用於戰爭。
相比而論，毛澤東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程就比華盛頓艱辛漫長得多。從1921年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算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為之奮鬥了28年，其中約22年投進血與火的戰爭當中。
與華盛頓建國付出較小的犧牲和較多的談判不同，毛澤東在建國過程中，他和他的人民付出了極為巨大的犧牲，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殊死較量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權爭奪戰爭，一共造成數千萬人的死亡。僅毛澤東自己的家族，就有6位親人為革命獻出了生命。
與毛澤東在戰場上交過手的對手很多，遠遠超過了拿破崙、華盛頓、漢尼拔、庫圖佐夫等任何一位西方軍事家。毛澤東的對手中包括日本、美國、蘇聯、印度和以美國為首連同英國、法國、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19個國家參與的聯合國軍，當然還包括擁有800萬之眾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同時與美國、蘇聯、日本、印度等大塊頭都交過手且沒有落敗的軍隊統帥，全世界只能找到毛澤東這一位。
與軍旅生涯出身並獲得過上校軍銜的華盛頓相比，毛澤東是純正的農民出身，畢生喜愛讀書和寫作，只在一個非正規的部隊裏當過不到一年的兵，他更喜歡別人稱他為教師。毛澤東很少穿軍裝，也很少摸槍，他習慣用自己的思想來進行領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謀略，也集中表現在他的文章和著作裏，這就是“毛澤東思想”。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句流傳極為廣泛的名言，就出自毛澤東的文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概要地説出了新中國的誕生歷程——這個新的國家是打出來的，是從血與火之中走過來的，也是無數人付出鮮血鑄造出來的。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與國徽選擇了同樣鮮豔的紅色。
毛澤東經常被譽為“游擊戰爭之父”，殊不知他對現代戰爭特別是現代戰略威懾，也有非常精深的造詣。毛澤東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認識到了核武器是一種常規武器無法比擬的威力極大、破壞性極強的武器。他針對美國、蘇聯等實施核威懾戰略，根據世界不斷變化的戰略格局，提出了在發展常規武器的同時還要發展尖端武器的主張。他認為，要打破核壟斷和核訛詐，保衞國防，必須發展原子能事業，建立獨立自主的戰略核力量。原子彈不僅是實施軍事威懾與反威懾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個國家軍事及綜合實力的反映，沒有核武器，就無法與國際敵對勢力相抗衡，軍事威懾與反威懾就會大打折扣。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着手發展中國的原子能事業。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8年6月，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我還是希望搞一點海軍，空軍搞得強一點。還有那個原子彈，聽説就這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説你不算數。那麼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中國有關部門在當年就建立了導彈試驗基地和核試驗基地。1960年2月，在蘇聯撕毀為中國建立核工業提供技術援助協定的情況下，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把大力加強國防工業建設，特別是尖端技術的科學研究和基本建設規定為中國國防建設的第一項任務，提出要爭取在3年內突破尖端技術這一關，並明確了今後中國國防工業建設的方針：在建立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的目標下，應以原子彈、導彈為主，而以導彈為第一，同時注意發展電子技術。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國家經濟極端困難，尖端武器的研製一度陷入困境。這時，一些人提出尖端武器的研製要下馬。毛澤東明確地指示：“在科學研究中，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在這期間，毛澤東在同斯諾的兩次談話中也都討論了原子彈問題。
1964年10月，在國內許多優秀科學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進行了氫彈爆炸試驗。同時，中近程導彈和遠程導彈的研製也進展順利。1964年6月，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中近程導彈試驗成功；1966年6月，中國地對地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建立。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獨立自主的戰略核力量。
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在很短時間內依靠自己的力量，擁有了尖端武器，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核技術的國家之一，還掌握了衞星和導彈技術，其意義十分重大。毛澤東的自主防衞戰略思想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對世界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有效震懾了敵對勢力的入侵，捍衞了國家的領土和主權不受侵犯。
創業難，還是守業難
對於開國的政治領袖來説，這又是一道無法繞開的難題。
《貞觀政要》記載，公元7世紀初，唐太宗李世民與他的大臣們就此進行了一次專題辯論：
“究竟是創業艱難還是守業困難？”唐太宗向羣臣諮詢。
“當然是創業艱難，因為締造國家需要流血、戰爭和殘酷的廝殺，經常面臨着生死考驗。”眾多大臣不假思索地回答。
但大臣魏徵有完全不同的見解：開國創業當然艱難，但那種生死考驗的時間畢竟是短暫的，而且當人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時，反而不容易犯錯誤。而守業就不同，它必然是漫長的枯燥的，更可怕的是時刻面臨着腐化墮落的考驗，領導者很容易在歌舞昇平中喪失意志力，最後在意志消沉和政治腐敗中喪失政權。
唐太宗表示很認可魏徵的判斷。
一生熟讀歷史著作的毛澤東對此段歷史論辯自然諳熟於胸。國家機器建立起來了，龐大而統一的政權開始運轉，新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是多方面的。在國際上，毛澤東與斯大林雖然結成了同盟，但誰都知道，這種實力不對等的結盟是不穩固的。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退守到了台灣，美國與台灣地區很快結成政治軍事同盟關係，使蔣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陸。美國在遠東朝鮮戰場失利後，將韓國、日本、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台灣打造成了一條新月形的遏制鎖鏈。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新任領導人赫魯曉夫很快對前任進行反攻倒算，中蘇同盟關係出現裂縫，蘇聯成為新中國北邊的巨大威脅。蘇聯和英聯邦的成員印度打得火熱起來，印度迅疾成為中國在西南部的主要挑戰者。看似“四面楚歌”，但毛澤東的內心中，對這種“高天滾滾寒流急”的國際包圍遏制圈倒不是很畏懼，他在詩中自比傲雪的梅花——“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毛澤東的心腹大患是魏徵指出的政治家意志懈怠，進而言之，是政治家整體性的被腐朽生活方式腐蝕，成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對紅色政權進行改旗易幟，使無產階級喪失在政治上的絕對主導權。為了防止“赫魯曉夫睡在身邊”，也為了挖出潛藏在革命隊伍中的“赫魯曉夫”，保持紅色江山永遠不改變顏色，毛澤東毅然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被證明是悲劇性的。在“文化大革命”結束5年後的198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用這樣的語言為“文化大革命”蓋棺論定：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以階級鬥爭為綱”能否建設社會主義事業？這份“歷史問題決議”已經作了結論，鄧小平也從宏觀上多次論述過。鄧小平指出：“在這二十年（指1957—1978年）中我們並不是什麼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説，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説，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談話時，鄧小平説：“拿中國來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在1991年8月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説：“人們都在説‘亞洲太平洋世紀’，我們站的是什麼位置？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東南亞一些國家興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面。”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雖然並不是在專講歷史，但是，痛惜中國失去20年寶貴的發展時間的心態已躍然紙上。
歷史的悲劇也是寶貴遺產
“當環境和條件改變時，領袖如果不願意改變，那他大概不適合帶領這個國家進入另一個階段。”不久前過世的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晚年對媒體談及毛澤東時，做出了這樣深沉的慨嘆。
沒有人懷疑毛澤東要把中國帶入富強道路的堅強決心，但現實卻給這位歷史巨人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他留下的是一個並不發達的中國。
固守計劃經濟和蘇聯模式，將斯大林建立的政治經濟體系視為社會主義的標杆，對市場的恐懼和對知識分子的嚴重不信任，歷史證明不可能適應新的時代。
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羣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在這裏，毛澤東確實有對清除官僚主義等多年積弊的真誠願望，以及對社會主義理想世界的憧憬，但由於“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的真誠願望，就走向了反面，結果釀成一場空前的浩劫。這種始料不及的事與願違，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説，也從輝煌的頂峯無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壯的谷底，其自身所塗抹的悲劇性色彩就更加濃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崇拜和“頂峯論”，是毛澤東能夠將這場浩劫持續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產生的個人崇拜現象，並採取了某些預防措施。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告誡全黨，要從李自成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由他提議黨中央通過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名字，這是一個富有遠見的正確決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又鄭重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報告指出：“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中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個人崇拜這種現象的發生，已成為黨內的共識。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卻説，“總要有點個人崇拜”，“那個時候我説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過去的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
毛澤東思想，本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的個人崇拜發展到了“頂峯”，到了“萬物生長靠太陽”“一句頂一萬句”的時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的時候，到了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胸前肉體上的時候，則使這種正確的思想，也只能成為空洞的教條。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的“語錄戰”，即是這方面的最具體表現。“文化大革命”中各類組織的造反派，打砸搶抄、造反奪權，真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造反派一些非法、犯罪行為所援引的某些“理論”根據，均採用實用主義的態度，斷章取義，大多是出自《毛澤東選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這種個人崇拜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羣眾政治學習運動”。在伴隨着“反修、防修”運動展開的空前規模的“雷打不動”的全民“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中，為了“理解、領會”偉大領袖的那些思想，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那是無法計算的了。
歷史的損失只有深刻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才能彌補。毛澤東晚年的悲劇讓人在感受歷史的無情和殘酷的同時，還必須看到歷史的警示意義：社會主義道路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而不能脱離這樣的歷史階段和基本國情。政治權力如果沒有監督、制衡的民主機制，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後果就必然是方向性、全局性的錯誤。特別是脱離實際，意欲憑藉空想主義跑步建成富強中國的目標，被實踐證明是絕無可能的。這樣嚴重的歷史教訓深深刺痛了後來的中國政治家。
寂靜山林解讀：
“同時與美國、蘇聯、日本、印度等大塊頭都交過手且沒有落敗的軍隊統帥，全世界只能找到毛澤東這一位”這個評價出自熊玠之口，更顯客觀中肯。可惜沒有見到展開來談談。也許身在曹營，有所顧忌吧？現在美國對我咄咄逼人，尤其需要總結一下當年在朝鮮戰與和的問題上老毛的決斷，看似貧弱的中國如何把不可一世的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簽了城下之盟；尤其需要總結抗美援朝對中美后來幾十年外交關係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