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東：蘋果與FBI這出雙簧戛然而止後的迴響

3月29日，美國司法部聲稱，已通過第三方協助（以色列軟件公司Cellebrite），破解恐怖分子使用過的iPhone，不再需要蘋果公司協助，因此撤銷了強迫蘋果幫助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破解iPhone的命令。FBI出乎意料地鳴金收兵，使得期待蘋果和美國政府進一步戰鬥的人們落了空。

蘋果從來不是用户隱私的守護神，庫克也不是懷抱捍衞用户權益理想的英雄

我從事件一開始就評論道，這是一曲雙簧，更多是演給美國之外的政府，尤其是中國政府看的。這個判斷絕不是簡單的陰謀論，而完全是時機、形勢和利益，尤其是後者。成立40年來，蘋果從來不是用户隱私的守護神，庫克也從來不是懷抱捍衞用户權益理想的英雄，蘋果以及諸多互聯網巨頭的商業模式基礎就是大規模收集全球用户數據。庫克的訴求無非是以完美的用户隱私論來獲取大眾最大的信任，助力獲得企業最大的利潤。所以，除非涉及蘋果更重大的利益，蘋果才會如此異乎尋常地挺身而出。

《華盛頓郵報》報道明確指出：“蘋果此前也遵從過法院根據該法案（指《全令法案》）下達的命令，從裝有早期版本操作系統的iPhone中取回了數據。”2013年6月，斯諾登提供給《華盛頓郵報》和《衞報》的美國安全局（NSA）41頁PPT報告顯示，微軟、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蘋果等9家美國主要科技公司一直都在向美國安全局、FBI提供儲存在公司內部服務器上的數據，包括音視頻、照片、郵件和文件等。另外文件顯示，自2008年以來，蘋果公司共收到了不下70次要求其提供手機解鎖服務的法庭令，公司每次都提供了協助。另外根據其他公開信息，2015年上半年，美國執法人員要求獲得有關9,717部智能手機的信息，蘋果公司提供了其中的81%。

同樣，對於FBI來説，解鎖一個iPhone從來不存在制度和技術的根本障礙。2015年，紐約法庭的一份庭審記錄顯示，美國執法機構已經掌握了入侵iPhone的技術，而無需蘋果公司協助。信息安全技術專家蘇珊·蘭表示，美國政府部門有工具去破解iPhone，並不需要對密碼進行暴力破解。在科技博客Slashdot上，一位自稱負責蘋果整條產品線的技術宅認為，這一切都是FBI在演戲：“如果FBI已經掌握獲取數據的技術，甚至説已經獲取了數據，那麼這一切就可能是在演戲？要知道，最聰明的騙術就是讓對手相信你已經上了他的當，眼下，恐怖分子也在緊盯這起案件的進展……這跟二戰時期英國破解德軍恩尼格瑪密碼機後嚴格保密有異曲同工之妙，後來英國花了很大力氣確保德國人不知道他們的密碼已經被破譯了。FBI完全是在效仿，這樣做聰明至極。”連遠在俄羅斯的斯諾登也忍不住，直斥FBI聲稱自己不能解鎖蘋果手機是“一派胡言”。直言“這應該是一個虛假的陰謀……”。

那麼，為什麼要演出這麼一場扣人心絃的大戲給全球人觀賞？畢竟，一個是全球最高收入和最高市場價值的高科技企業，一個是全球最強大、最具有政治權勢的執法機構。而且又涉及如此眾多的戲劇性元素：恐怖分子、槍擊案、解鎖、公開信、法院禁令、訴諸公堂等等。其吸引全球媒體和民眾關注的吸睛能力，無疑是無與倫比的。

從利益角度看，道理其實很簡單。對於蘋果和美國政府來説，2013年斯諾登事件形成的全球性壓力，一直無法真正釋放。而今天的移動互聯網時代，蘋果日漸成為壓力的最大匯聚點。作為唯一集成智能手機硬件、操作系統和應用商店為一體的高科技巨頭，蘋果是全球掌控用户信息最便捷、最全面、最深入的企業。作為稜鏡計劃最核心的戰略合作伙伴之一，蘋果與美國政府的合作由來已久，也心照不宣。2014年7月，喬納森·扎德爾斯基在公開演講中通過幻燈片的方式，演示了蘋果公司“後門程序”的運作原理，通過這些從未公開的“後門程序”，提取iPhone和iPad中短信、通訊錄和照片等幾乎所有的個人數據。此前電腦安全獨立研究人員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披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可以把蘋果手機轉換為竊聽工具的“Dropout Jeep”項目，以及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可以在iPhone關機情況下通過麥克風監聽用户的事實。

過去，iPhone的安全問題基本屬於“民不告官不究”。但是，現在最大的難題是，越來越多的國外政府將向蘋果提出與美國政府類似的合作要求，無論是基於各國法律，還是各自社會和政治需要。但是，這些紛至沓來的要求必將直接動搖用户對蘋果的信任和信心，直接危及蘋果整體的商業利益，更棘手的是難以面對美國國內的道義和政治詰問。2015年11月，英國也曾因為要求蘋果開後門被拒絕，甚至打算全面禁止iPhone，庫克當時也向媒體表示了憤怒。但是憤怒無法改變一大趨勢：越來越多的主權國家設立和完善自己國家的網絡安全審查制度，都會要求蘋果配合政府執法。蘋果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政府合作，是一個潛在的重大政治難題。蘋果成為美國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間的夾心餅乾，這可能是庫克最頭痛的事情。

因此，這場雙簧刻不容緩：蘋果需要以此緩解全球對其與美國政府形成數據聯合體的巨大質疑，並更好抵擋其他政府對獲取數據要求劇增的壓力。這出戏的首要目的是傳遞一個信號：對於其他國家的各種執法要求，蘋果能夠更有理由理直氣壯説不。同時，此舉既是一次重大公關，也是一次全球性的道義總動員，給自己打氣壯威，圖謀蘋果利益最大化。而美國政府也需要通過雙方開撕的姿態，為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形象保駕護航：你看，我們和蘋果還打得不可開交，誰説我們合作得親密無間？

2015年，蘋果在大中國區的收入將近600億美元，近乎相當於華為或者聯想在全球的整體收入。2016年，對於蘋果來説，中國市場必將超越美國市場，成為其收入和利潤的第一市場。埃裏克·傑克森曾經預測，蘋果中國收入很快會進一步佔到蘋果整體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國的《網絡安全法》已經箭在弦上，加上之前已經出台的《國家安全法》和《反恐法》等制度，蘋果最大的挑戰已經不是市場本身，而在於在滿足中國政府與滿足美國政府之間，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客觀講，這幾乎是不可能兩全的超級難題。此事的把控將直接決定整個蘋果接下來發展的態勢，甚至決定蘋果由盛轉衰的時間點。起碼直接事關蘋果公司千億美元級的海外利益。

所以，欣賞這場蘋果和FBI的雙簧，唯一的標準就是利益。劇情走勢和結局是：適可而止，雙方共贏，各取所需。絕不可能雙方真的撕破臉，從此彼此互搏。整個事件，我們無從獲知內在的細節和默契的程度，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這個尺度面前，這場戲只可能吻合一個套路，一個結果。

雙簧戛然而止，但是，關於自由與安全、隱私和保密，網絡時代政府、企業和公民之間權利的邊界究竟在哪裏？全球的基本準則何時才能建立？掌控全球數以十億級用户數據的高科技巨頭，如何真正善用和保護好個人數據？美國政府何時停止濫用互聯網霸權不再收集和監控全球網民的信息？這些問題，都遠遠沒有結局。

隱私保護與國家安全，最終問題還是如何取得合理的平衡。庫克再如何表演，最終必須回到現實：蘋果不可能不服從美國法律的要求，更不可能不服從美國國家安全的需要。當然，國家也不能為所欲為，也得有禮有節。蘋果手機不會成為美國政府蒐集全世界用户數據的工具，也不可能成為恐怖分子最安全的工具和溝通天堂。蘋果在其他國家，也不可能有超越主權、凌駕於法律的特權。最終，企業、國家和公民，在網絡時代都得相互妥協：公民一邊據理力爭捍衞基本權力，一邊也得不斷讓步和放棄一些自由；政府一邊不斷延伸它的權力，但是也要有諸多機制防止公權力的濫用；而夾擊在兩者之間的企業，最終得享受這種平衡過程的痛苦和快樂。畢竟，這是一個網絡空間開始超越現實空間，但是又立足於現實空間的新時代。

作為中國的觀眾，無論是用户的個人安全還是網絡安全，以及大的國家安全，最終只能依靠一整套合理的制度體系來保障。無論如何，一個國家的網絡安全不可能仰仗某個CEO的個人意願和信念，也不能依靠一個企業的自覺自律，最終必須通過國際通行的開放式制度體系，才能真正保障網絡安全的長治久安，也才有利於企業和行業的健康發展，有效保障用户利益和國家利益。美國法律只關注和保護美國公民的權益，歐洲和美國通過談判和協議，也爭取到了特殊的權力。據外媒2月25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法案，將美國部分隱私保護擴大至盟國公民，目的就是消除顧慮，有助於讓其他國家繼續與美國共享執法相關的情報。但是，像中國這樣國家的網民，美國的法律是不會給予任何的保護，在制度上完全處於“裸奔”的境地。如果中國自己法律也不能給予保護，不能實施數據本地化，那7億的中國網民就可能成為毫無保障的魚肉。美國法律保護美國和盟友公民的權利，是盡心盡責。那麼，中國公民的權利只可能通過自己的法律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總之，網絡自由與安全之間的博弈，其結局是萬變不離其宗，但過程卻是無限曲折的。這場公民、企業和政府的三方鬥智鬥勇、你來我往的博弈，將是長期的，所以，庫克的表演不會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觀眾，也同時都是劇中人。

（方興東，互聯網實驗室創始人，浙江傳媒學院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3月30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