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升：我曾邀捷克朋友來社會主義中國看看

3月28日，當習近平主席作為我國首位訪問捷克的國家元首抵達布拉格時，捷克總統澤曼破先例的高規格接待讓世界最直觀的認識到，中國本屆領導人前所未有的外交視野和雄心。中捷兩國建交67年來，此次中國國家元首的國事訪問卻屬首次。為何兩國關係在建交67年後，在此時此刻才達到這樣的高度？筆者打算從自己去年的布拉格之行説起，從筆者與當地人的交流中探索一個解釋中捷關係的新角度。

拜蘇聯所賜的“恐共”情節

首先，每個去過布拉格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座城市乃至這個國家的美，是不可方物的。繁華的老城廣場，雄偉的布拉格城堡，古老的聖維特大教堂，和充滿文藝氣息的查理大橋，這個城市似乎濃縮了所有人對東歐的理解與想象。但筆者更關注的是這座城市的“記憶”。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座城市的名字不僅僅和蔡依林的流行歌曲有聯繫，還和一場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有關——“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時的瓦茨拉夫廣場

今天的瓦茨拉夫廣場

瓦茨拉夫廣場，目前是布拉格最繁華的商業中心，是購物天堂和各色美食餐廳的所在地。但筆者站在這座廣場中央時，眼前浮現的情景則是蘇聯的坦克部隊的行進，和躲在道路兩旁伸頭張望、眼中充滿恐懼和怨恨的捷克百姓。這就是當年舉世震驚的蘇聯武裝干預“布拉格之春”。

此事對於許多國人而言都比較陌生。1964年勃列日涅夫趕走了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啓動社會主義陣營思想震盪的赫魯曉夫，成為蘇共新領袖。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杜布切克推行所謂“有人性的社會主義”，雖然比五十年代的波蘭和匈牙利嘗試的激進暴動要更理智和温和，但此舉依舊被鐵腕強勢的勃列日涅夫認為是大逆不道之舉，必須加以遏制。

於是，在蘇聯認為政治途徑無法有效解決的情況下，1968年8月，布拉格那些空有激情且缺乏理智的羣眾和政客們迎來了蘇聯突如其來的全面軍事幹預。一架蘇聯民航機以“故障”為由降落在布拉格，隨後幾十名蘇聯特種部隊迅速控制機場，隨後十六萬蘇聯軍隊，四千多輛坦克及裝甲車，從天空和地面同時進入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為首的領導層被此等迅速且大規模的攻勢感到無比的恐懼，但是鑑於波匈事件中大量軍民飛蛾撲火，導致不必要傷亡的教訓。捷克斯洛伐克領導層決定不組織抵抗以減少不必要的傷亡。面對強大的蘇聯軍隊，捷克斯洛伐克選擇嚥下苦果。

當事件發生前，我國領導人對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緊張的關係給予的定位是“修正主義陣營內部‘老子’與‘小子’的矛盾”，也就是兩邊都不支持，甚至原則上反對任何一方。然而在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表態，強烈譴責蘇聯干涉捷方內政。但這種聲援對中捷關係沒有什麼有效影響，因為很快捷克斯洛伐克將會由對蘇聯惟命是從的親蘇派執政，而中蘇關係的破裂也使得中捷關係隨之進入低谷。

曾經樹立在布拉格的宏偉斯大林雕像，斯大林死後就被炸了

“蘇共不能代表一切共產黨”

這就是捷克人對“共產黨”的恐懼來源。筆者在瓦茨拉夫廣場的一個角落裏還發現了一個“共產主義博物館”（the Museum of Communism），裏面陳列的90%是蘇聯時代的雕像、器物、武器和宣傳海報，對蘇聯和“華約聯盟”的撻伐和諷刺毫不留情，其中還有放映室，播放布拉格之春被鎮壓的紀錄片，對殘酷事實的體現和對悲劇的訴説很有震撼力，這讓無數到訪者沉默不語。

一位英語流利的中年博物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鮮有造訪此地的東方面孔，便充滿好奇地前來攀談。在瞭解到我是來自中國以後他的態度開始變化，對現存最大的共產黨執政國家提出了一些疑問，而我開始耐心地向他解釋。首先，筆者建議此館應改名為“失敗的‘共產主義’博物館”（The Museum of Failed Communism），因為此館描述的都是失敗的社會主義嘗試，不應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等同於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蘇東陣營的崩塌只能證明蘇式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而不能證明“共產黨”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失敗，因為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具有強大學習能力和自我糾錯能力的“共產黨”並沒有像蘇共一樣失敗。這個“共產黨”讓“社會主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活了下來，並且讓這個曾經比捷克，甚至朝鮮還要貧窮破敗的國家，變得生機盎然，蓬勃發展併成為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布拉格的共產主義博物館

我的解釋讓這位館員非常驚訝，可見捷克人民對中國的瞭解還非常不足。筆者説，我們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會讓包括捷克在內的前蘇東國家重新認識“共產黨”這個詞，會好好地用行動和事實去改善由蘇共的錯誤導致的東歐國家“恐共”情節，我還歡迎他如果有時間一定要來中國親眼看一看這個堅持走符合自己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看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而此次訪問，習主席恰恰是用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讓捷克人更全面地認識了這個遙遠又陌生的大國。筆者也深感喜悦，甚至是驚喜，沒想到當時對那位捷克朋友的訴説，居然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得到了印證。想必他在看到街道上懸掛的五星紅旗時，應該會想起我這個來自中國的陌生人。

“卡夫卡博物館”的低級失誤

《變形記》的作者卡夫卡是捷克多張閃亮“名片”之一，在伏爾塔瓦河畔的酒吧和餐廳之間，坐落着陳列有卡夫卡手稿，珍貴相片以及遺物等展品的“卡夫卡博物館”。這座博物館的門口掛着一副有多國語言簡介的宣傳海報，但筆者發現這張海報裏，中文簡介所配的旗幟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筆者正準備拿出手機拍照，博物館的售票大媽就走過來阻止。隨後筆者善意地提醒道，這面旗子不是中國的國旗，這個錯誤會冒犯到來自中國的遊客，希望館方糾正，以避免今後不必要的爭執。然後這位大媽大驚，表示道歉，保證核實後整改，並讓我免票參觀（但該館後來是否有糾正錯誤筆者不得而知，希望我國使館和所有到訪此館的遊客監督）。看來“愛國”不但是一個人的義務，有時還可以給你回報，比如給你省博物館的門票錢。

此事也讓筆者想起九十年代捷克曾經也在“一箇中國”的原則上犯過糊塗。蘇東陣營崩潰後，捷克在1992年從捷克斯洛伐克中分裂出來，並採取一邊倒向西方的政策，致使該國在一些涉華問題上鐵了心地跟着西方的步調起舞。九十年代台海出現危機，台灣當局領導人開始推行台獨政策，捷克此時並未很好地尊重我國主權，做出了一些冒犯中國的舉動。這也導致中捷關係的再次降温。

然而九十年代後期，隨着中國毫不動搖的全面發展，以及成功應對了諸多危機和挑戰，捷克為了與中國修好並加強貿易往來，開始堅持“一箇中國原則”，這也為後來兩國關係的迅速升温奠定了堅實基礎。此事再次説明，在國與國的關係中，相互尊重和信任是建立在實力與利益之上的。國家如果不強大，經濟不發展，沒有讓別人信服的成績，那就沒有跟別人談“互相尊重”的資格。同理，如果不是中國遊客如潮水般湧向布拉格，也許卡夫卡博物館也就不會這麼重視用錯旗幟的問題。

街頭藝術家畫筆下的布拉格

從中捷關係看中國外交的“義利觀”

習主席所強調的“義利觀”中的“義”和“利”永遠是相輔相成的。筆者從中捷關係的梳理和自身在布拉格的親身經歷中深有體會。一個曾經在很多問題上都與中國有分歧的國家，如今同樣可以用空前的儀式與熱情，歡迎中國的領導人和成千上萬的遊客。我們不必避諱這種轉變中“經濟利益”的作用，同時也不可忽視或否定這種方式的必要性以及可持續性。

蘇聯的那種強勢的干預不會贏得尊重，只會收穫恐懼，這種方式換來的是不可持續的“臣服”。同樣，美國也用這種方式對待過很多中東國家和拉美國家，推行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就算是唯一超級大國，也沒有實現“天下歸心”，反而是中東拉美的反美情緒出現劇烈反彈，美國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被用來為自己的錯誤政策埋單。美蘇的這些方式所需成本，比起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的經濟利益只多不少，而且很多成本（如：國家形象，安全狀況等）甚至不能用數字衡量。那麼眼看着此等霸道之舉不可行的中國，為什麼不能利用自己的優勢，用成本更低，風險更小的方式去樹立自己的國際威望、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呢？

中捷關係曾經歷經波瀾，捷克可以在很多原則性問題上與中國發生爭執，但是這絲毫不影響早已加入歐盟，甚至加入北約的捷克，在對華關係中邁出一大步。捷克總統澤曼成為去年站上天安門城樓，出席抗戰勝利大閲兵的唯一歐盟與北約成員國元首。他的這個決定是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和來自西方的壓力的，但他堅持這麼做的原因何在？這一方面源於客觀上中國共產黨治國有方，敢於且善於改革，讓別國不得不調整偏見。另一方面則是曾經不可一世的西方今天陷入了困境，特別是歐洲，相較中國的發展，他們卻陷入政治經濟甚至安全的多重危機，這也使包括捷克在內的歐洲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華政策（爭先恐後加入亞投行的英法德何嘗不是如此）。

3月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布拉格拉尼莊園同捷克總統澤曼舉行會晤

中國必須對東歐乃至全歐洲的這種勢頭加以鼓勵和支持，以客觀條件為基礎，把握時機，主動營造有利於自己的國際大環境。捷克作為前蘇東陣營和現歐盟北約成員中，最積極最務實地改善對華關係的先行者，中國當然要及時給予回報。如果中國不能夠正確認識這種變化，消極處理其他國家對華態度的轉變，那中國有什麼資格去抱怨別人對自己的偏見與歧視？事實證明我國領導人確實牢牢把握了時機，並充分運用了自己的優勢，在此時此刻，為世界上開始出現的這種對華友好、尊重中國權益甚至期待中國崛起的趨勢，進行推波助瀾。

習主席説過：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身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這種從東方傳統智慧中汲取的，兼備“道義”與“現實”的外交思維創新，將會有力地衝擊西方傳統外交思維築起的層層壁壘。有能力給人利益，才有資格要求別人講道義，當雙方共享利益，那道義方能長存。中國對歐關係的改善不是單純通過鬥爭和對抗換來的，而是通過中國自身發展的成績，堅持改善關係的誠意，以及對原則堅定的捍衞換來的。歐洲對中國的態度轉變也不是源於歐洲人的良心發現，而是源於歐洲自身問題繁多且美國不給予援手的情況下，經過重新審視和檢討後得出的結果。

這種“義利並重”解決矛盾的方式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擁有巨大的啓示意義，中國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證明中國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歷史上其他大國崛起的道路（當然，中國的主觀願望並不決定一切，國際形勢的變化可能未必永遠如和平愛好者所願）。中國提供的這種“義利觀”以及衍生出來的各種成果（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可能會成為中國為世界貢獻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全球命運共同體。

而今天的捷克，只是諸多開始試用這種“公共產品”的國家之一。在全球貿易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中捷雙邊貿易保持正增長，雙向投資不斷擴大，投資合作涵蓋製造業、能源、金融、文化等多個領域，“中國製造2025”還要對接“捷克工業4.0”，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着，中國和捷克將逐步成為一榮俱榮的“命運共同體”。而在未來這個基礎得到進一步夯實後，中捷關係再出現過去低谷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這種利人利己的“公共產品”具有很強的可持續性和可複製性。但最重要的是，維持此“公共產品”的口碑以及讓該產品持續有效服務世界的原動力，來源於中國自身的發展建設和堅持不懈的改革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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